他们四个人，曾国藩活了61岁，李鸿章活了78岁，左宗棠活了73岁，张之洞活了72岁。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死于非命。按照晚清中国男人的人均寿命45岁来算，基本上都是寿终正寝。只不过，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他们临死的前一刻，都还在为国操劳，四个人都是死在任上，没有一个是告老还乡的，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之洞晚年一直在湖广总督任上，后来清廷搞立宪，慈禧将他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是名副其实的朝中重臣。慈禧死后，朝局骤变。摄政王载沣对汉大臣把持朝政非常不满，他与宗室良弼、铁良、小肃王耆善和小恭王溥伟一起组织总社党，搞皇族内阁，尤其在意抓军权。
但他们这些人少不更事，以为只要把军权控制在手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于南方汹涌澎湃的反清暗流视而不见。尤其是，公开排斥汉大臣，慈禧一死，载沣就将袁世凯罢官，让他回老家养病，同时架空张之洞。
张之洞是四朝老臣，他对载沣的倒行逆施非常忧虑，但袁世凯走后他在朝中孤掌难鸣，郁郁寡欢，厌厌成疾，很快就病入膏肓了。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朝中重臣弥留时，皇帝要亲临“视疾”，一来表示慰问，二来是为国是，接受大臣的临终遗言，倾听他们对朝政的最后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多次重大政治事件都肇始于此，因此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清朝历代皇帝都是慎而重之，没有一个不郑重其事。
就连自信如慈禧太后，也是不敢怠慢。恭亲王奕?病逝前，荣禄病逝前，慈禧都带着光绪皇帝亲临他们的家，听取临终遗言。尤其需要指出的，这两个人的临终遗言几乎都是石破天惊，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朝局和一大批朝中重臣的命运。
1909年8月，张之洞自知不行了，他打点精神，亲自动笔给皇帝写遗折。消息传到深宫，8月21日，隆裕皇太后决定由摄政王载沣代表皇帝到张之洞家里探病，因为此时皇帝还小，只有四岁。
张之洞很珍惜这个机会，他认为这是大臣向皇帝进言的最后机会，载沣一定会念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份上接纳他的进言。
但他失望了。鉴于南方如火如荼的反清浪潮，张之洞提醒摄政王要重视民意，重视民生，对激愤的民情要以安抚为主。载沣不假思索地说，“不要紧，有兵”。张之洞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挨到晚上，一命呜呼。消息传出，很多大臣都认为，摄政王这话非常不着调，是亡国之言，难怪能把张之洞气死。
张之洞死后，朝廷谥文襄。这个谥号虽然不错，但用在张之洞身上不太准确。按《周书·谥法》解，甲胄有劳曰襄。张之洞一生没打过仗，也没带过兵，实在不该谥文襄。载沣倒不是小气，是他不当回事，对张之洞的身后事过于潦草。
不久以后，大学士孙家鼐去世。载沣觉得外面都说他把张之洞气死了不好听，为了安抚汉大臣，就给孙家鼐谥文正。这个谥号是把孙家鼐与曾国藩并列，实在是过了。没办法，载沣这样的人当国，国家名器也不值钱了。好在孙家鼐是状元，与张之洞都是清流出身，两人关系不错，算张之洞留给他的余荫。
曾国藩是中风而死，死在两江总督衙门他的书桌上。
曾国藩死前，身体已经有好多问题了。他大约是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患上了白内障，开始是视力模糊，后来慢慢就看不见东西了。他不能看奏折，都是幕僚读给他听，他给皇帝的折子也是幕僚代写的。后来他大概是有高血压之类的症状，只是他不知道。那时医疗条件不好，曾国藩排斥西医，我们只是在史料上读到他经常头晕，不能久立。
曾国藩死前的几年里非常不顺心。1868年他奉命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但由于开始时被崇厚误导，其后又对洋人过于软弱，遭致百姓和朝中清流对他极其不满，令他精神上受到重创，“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在天津时就犯了病，脚麻，不能说话。
其实那就是中风，只不过不太严重。但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请了中医上门看了看，中医医嘱是静养。
这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清廷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表面看是刘德华和徐静蕾电影《投名状》里的故事，其实背后是被裁撤的湘军借此表达不满。曾国藩回到江宁后，一方面要应对朝廷查案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安抚暗流涌动的湘军旧将，个中苦衷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又不敢让朝廷知道真相，所以压力很大。
就在这个关头，朝廷派来查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瑾在归途中向朝廷辞官，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向曾国藩表达不满。
其实朝廷也不是没有察觉，毕竟江苏的京官太多了，消息根本瞒不住。所以郑敦瑾去江宁办案，朝廷担心曾国藩包庇湘军，特命与马新贻最得力的部下江宁布政史孙依言，还有袁世凯的父亲、江宁盐法道袁保庆担任他的助手。三个人都是审案高手，定下了不用刑的宗旨，只管细细推敲。眼看就要揭破幕后真相时，被曾国藩强力制止。
曾国藩极力拉拢郑敦瑾，甚至不惜从自己羞涩的宦囊中掏钱贿赂郑敦瑾。郑敦瑾却不过情面，又知道朝廷肯定会顾全大局放过湘军，只好不顾袁保庆的强烈抗议而回京复命。但在半路上收到了袁保庆的绝交信，信中袁保庆对他冷嘲热讽，甚至指着鼻子骂他是趋炎附势的小人。郑敦瑾良心大发现，愤而辞官，并且不按惯例回京复命，竟然半路直接回老家。郑敦瑾的反常行为让恭亲王奕?和军机处惊诧莫名，轰动了整个官场，事实上也是间接揭破了真相，让曾国藩非常难堪，成了他晚年继天津教案后的另一块心病。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署花园中散步时发病，他的儿子将他扶到书房坐下，三个小时后曾国藩与世长辞。
曾国藩死后，清廷谥文正，有清一代谥文正的大臣一共只有八个人。史学界公认，曾国藩的死标志着同治中兴时代的结束，清廷从那时起逐渐抛弃了同治初年以来形成的文官治国体制。
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曾国藩死的时候，左宗棠正在肃州平回乱，刚刚收复了马化龙，不久他就抬着棺材去了新疆。那正是他意气风发的时候，得知曾国藩辞世，亲笔撰写了那副“相欺无负平生”的名联，命手下的戈什哈六百里加急送到两江总督衙门。又过了十年，左宗棠平定陕甘和新疆回乱，封侯拜相，入军机、督两江，又钦差大臣督办闵浙军务。
左宗棠回任闵浙是临危受命。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先是越南战事起，继而福建马尾海战中清军守军被全歼，福州船政局被毁。朝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闵浙军务。他到了福州以后，派刘传铭入台湾，组织恪靖定边军到越南，最后与黑旗军一起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铭传在台湾也击退了法军的进攻。
就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李鸿章坚持与法国和谈，严重刺激了左宗棠。他在给朝廷的折子里写着，十个法国军官也不如一个李鸿章可恨。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临死前还高喊，娃子们，出队！
左宗棠的死因是个谜，因为他死时身边没有医生。有史料载是吐血而亡，疑似胃出血或内脏出血，与李鸿章的死因很像。但从年龄和当时的环境看，应该是积劳成疾。左宗棠死后朝廷谥文襄，这个谥号与后世的张之洞一样，但放在他身上名副其实。
左宗棠死后十五年，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辞世。李鸿章在北京没有家，他一生中，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那里，最后也死在那里。
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6月22日，慈禧下令对在北京有大使馆的11个国家宣战，八国联军进京，慈禧西逃。这时，清廷命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庆亲王奕劻一起负责与八国联军和谈。
李鸿章那时远离北京，是两广总督。他从广州北上时，几乎所有的部下和同僚都劝他不要淌这一趟浑水，免得成为替罪羊。但李鸿章还是启程了。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回到北京。这个时候北京城已经被八国联军占领，他们叫嚣，全北京只有两个院子归清廷管辖，一个是庆亲王府，一个就是李鸿章临时下榻的贤良寺。
这是李鸿章一生中最艰难的谈判。之所以难是清廷内部各方利益诉求不统一。
李鸿章的诉求是尽量确保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宁肯赔钱也坚决不割让土地。慈禧太后的诉求是确保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维持垂帘体制和她本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特权。朝中大臣则莫衷一是，各有打算。罪魁祸首的亲贵们想保住一条命，刚毅和赵舒翘之流的追随者是想推卸责任。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则高谈阔论，反正有东南互保条约在，他们不用担什么责。
张之洞差不多是反对整个和谈，每一项谈判成果他都挑毛病，而且给西安和北京拍两份长篇电报。气的李鸿章专门给张之洞回电，挖苦他说，拍电报很贵，以后想说什么发个摘要就行了，给朝廷省点银子。当时李鸿章给慈禧奏折中驳斥张之洞最有名的话是，“不料该督历练多年，仍不脱书生习气，殊属非是”。这是指着张之洞的鼻子骂他不懂事。
所以，李鸿章那时是在两线作战。对付洋人的同时还要对付慈禧太后和朝中的各路大神，实在是心力憔悴。当慈禧得知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时她就开始管闲事，为崇漪、载澜和毓贤他们脱罪，多次反复，近乎耍赖。
谈判也非常艰难，八国列强十分猖獗，仗着占理，狮子大开口，不仅觊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还想逼着慈禧退位，干预中国的朝政。他们开列了175人罪魁祸首大名单，要求清廷交人由他们执行死刑，列在第一的就是慈禧。
李鸿章开始定的的宗旨是，除了赔钱，一切免谈。但他是后党中坚，这一切都要先撇开慈禧，不能让慈禧被制裁了，否则一切都付之东流。无奈只得软硬兼施，逼迫洋人就范。辛亏奕劻以亲王之尊对李鸿章唯命是从，处处配合，才使得谈判按照李鸿章预定的目标进行。
《辛丑条约》的结果其实是出乎所有中国人意外的。清廷对所有列强宣战，列强的外交官无辜死了好几个，最后只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其实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尤其是，八国列强最初提出的赔款金额是十亿两白银，李鸿章最后谈到了四亿五千万两，几乎是一两一两谈下来的。
李鸿章在刚回北京时就感染了风寒，在谈判开始后又因为慈禧的种种反复和朝中大臣的不谅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在1900年底一病不起，开始咳血。医生诊断，李鸿章是胃出血。今天看来，李鸿章当时很可能是得了胃癌或者肺癌。
这个时候八国联军开始慌张，他们担心李鸿章一死，再也找不到谈判的对手了。于是他们加快了谈判的进程。李鸿章这时只求不割地，剩下的已经无力再争什么了，只能指示奕劻和部下尽量降低赔款数额。最终从八国联军提出的赔款十亿两白银降到四亿五千万两，全中国人口每人一两。这是对大清的侮辱，但相对于割地和出让国家主权，已然是好得太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李鸿章不得不接受。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舆论立即哗然，就像事先预料的那样，国人皆曰李鸿章可杀。“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签完字回到贤良寺就病倒了，那以后一直到死李鸿章就再也没有起床。但他每天坚持听幕僚给他读电报，读奏折。那些骂他的话他都知道，其实从签完《辛丑条约》那天起他就万念俱灰，已经不想活了。他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拖到11月7日，终于驾鹤西去。
李鸿章死的消息传到御前，慈禧正走在回銮路上。在河南辉县的黄河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慈禧悲从中来，嚎啕痛哭。以前曾国藩和左宗棠死的时候她也哭过，但都没有这一次悲恸。她和李鸿章五十年君臣之情，彼此相知，心有灵犀，仅次于荣禄。她知道从今以后再朝中也不会有像李鸿章那样的人出头为她遮风挡雨了。当天，军机处就拟好了李鸿章的谥号，谥为文忠，仅次于曾国藩的文正，比左宗棠和张之洞都高。
两个月以后，梁启超写了《李鸿章传》，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