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奥斯曼

1916年5月16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搏杀，然而这并没有耽误那些老牌殖民者对土地的贪婪。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已经在这天协商好如何瓜分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即使战争的前景还不算明显。

事实上这帮人早在1915年的11月就开始秘密谈判，因为草案是由英国中东问题专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拟定，这个秘密协议又被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在谈判桌几番博弈之后，他们总算达成了共识。

在这个秘密协定中，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各自获得大片殖民领土，并且将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分成AB两部分，A区将纳入法国势力范围，B区自然归属英国。大致就是下面地图的样子。

习惯性搅屎

咱们都知道大英帝国祖传的搅屎神功，这个协议既然有英国人草拟自然也不会例外，话说那个赛克斯的老兄也许不是故意冒坏，只是习惯性的玩一出常规操作而已。

协议中第一个大坑就是完全违背了英国承诺阿拉伯人的侯赛因-马克马洪协定，本来他们答应阿拉伯人只要站出来起义，干挺土耳其的残暴统治就能获得独立。独立后的国家划分就按照侯赛因-马克马洪协定执行。现在协约国直接把奥斯曼帝国给瓜分的一干二净，连口汤都不给阿拉伯兄弟留。

其次协议对各国势力区域的划分绝对包藏祸心，不止没有按照民族、教派、文化分割，反而精心的调整那些区域的人口成分。虽然最后这个协议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曝光，加上土耳其凯末尔革命而没有完全实现，但其恐怖的后果至今无法消除。

悲惨的后果

由于时间差的缘故，在阿拉伯人获悉这个协定的时候英法势力范围的雏形已经奠定，法国势力范围中孕育出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国家，而英国的势力范围则弄出了一个伊拉克。

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占50%，逊尼派占30%，库尔德人占20%，这种人口比例能和平共处才怪，到今天依然打得不可开交。而叙利亚则正好相反，逊尼派占50%，其他各种教派占其他50%，连基督教徒都有，现在也打得没完没了。

最后的黎巴嫩那边更惨，因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英国内阁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也矛盾，战争性质掺杂宗教、种族、文化，乃至文明结构，连一天都没法消停。

总结起来吧，这么一个赛克斯-皮科协定，在100年的时间里人为制造了两个本不存在的国家，导致三场无比血腥的战争，上百万死亡，上千万人沦为难民。时至今日把中东地区变成硕大的火药桶，根本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一个遗祸千秋肯定跑不了的吧？

五代时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在整个后唐时代都是有勇有谋，算的上是一代名将。但是后来勾结契丹灭后唐，建立后晋，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晚节不保。石敬瑭为了获得契丹的支持，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大批财物，以儿国自称。

45岁的石敬瑭去给34岁的耶律德光当儿子，那也没什么，他高兴就好。但是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拱手让给契丹，在之后几百年都坑坏了中原百姓，真的算是遗祸千秋。

石敬瑭从小喜欢读兵法，后来成为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跟随李嗣源转战各地，骁勇善战，深得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赏识。在跟随李嗣源作战中，屡次救李嗣源于危难之中。

李存勖称帝后，治国无能，地方发生叛乱，派李嗣源前往镇压。结果李嗣源手下也发生哗变，但李嗣源虽然受李存勖猜忌，但他并无二心，此时并无反心。石敬瑭为李嗣源分析政治形势，力劝李嗣源造反，最后帮助李嗣源登上帝位。

石敬瑭对李嗣源一直忠心耿耿，两人感情深厚。李嗣源去世时，石敬瑭悲痛不已。

李嗣源的儿子李丛厚继位，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发动兵变，杀向洛阳，并让石敬瑭去商议军国大事。石敬瑭在去洛阳的路上遇到从洛阳逃出的李丛厚，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杀光李丛厚手下，抓了李丛厚去洛阳向李从珂请功。

李从珂继位后，并没有因为石敬瑭的功劳信任他，反而想方设法的削弱石敬瑭的势力，最后逼反石敬瑭。

石敬瑭造反，但实力不够，就计划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许诺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大批财物，以儿国自称。石敬瑭的手下大将，后来的后汉高祖都看不下去，劝谏石敬瑭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但是石敬瑭一意孤行，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中原北部的天然屏障没有了，直接导致黄河以北、以东地区的北方土地几乎无险可守，为后来四百余年间契丹、女真、蒙古族南下入侵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后来周世宗柴荣有能力，也有抗击契丹收回十六州的想法，但是英年早逝，失去了一次可能。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也计划专门存钱，要么从契丹手里赎回幽云十六州，契丹不答应就作军费抢回十六州，可惜计划尚未实施，赵匡胤就死了。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两次北伐契丹，都打败而回，差点连命都给丢了。之后就再也无力收回幽云十六州。整个两宋期间，中原地区都遭受外族威胁，受尽了外族的凌辱。

【读史君说】古今中外，所谓这种“遗祸千秋”的决定有很多。之前很多大神列举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种种案例，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读史君谈一下近代世界上发生的一件事，它不仅制造出了几个全新的国家，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围绕这一地区几乎从未间断的战火。

协议的签订

1916年5月16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还在欧洲弥漫。此时，一场瓜分战后世界利益的会议正在伦敦举办。

这场会议的发起人是英国，主要参与方是法国与沙俄。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决定要在肥沃的“新月地带”与阿拉伯半岛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现在又要在会议上和几个大国一起瓜分这些地区。

会议形成了一份最终的决议，因为它的主要发起人是英国人赛克斯与法国人皮科，因此它也被称作“赛克斯—皮科协定”。

这原本是一份号称绝密的协议。但是很快，随着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仅宣布放弃协议规定划给俄国的土耳其海峡地区，还向公众公开了协议全文，这一下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中东各民族及教派纷纷对此加以指责。

协议的内容

按照“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划分，图中黄色的部分，也就是加沙地带与“圣城”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

英国人直接控制红色的区域，包括巴格达、科威特在内，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地区。法国人控制的区域，则从黎巴嫩一直到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

在这两个地区中间，又分别设置了两个缓冲区，分别是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其中法国的“A区”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摩苏尔等几个重要城市。英国的“B区”则包括了安曼。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虽然也曾经“流着奶和蜜”，但确实当之无愧的火药桶。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同教派之间长期的争斗。回顾历次阿、以之间的中东战争，以及最近几年在伊拉克、叙利亚爆发的冲突，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些深层次的矛盾而展开。

而英、法两国的这份协议，完全是出于自身需要，无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民族及宗教传统，把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都划分到不同的国家。同时，又把逊尼派与什叶派强行捏合。既没有满足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也没有犹太人的利益，因此招致了各方的不满。

协议的影响

尽管由于土耳其的凯末尔起义、阿拉伯民族运动等原因，以及英、法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份协议并没有完全落地。但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这三个国家的雏形，正是“赛克斯—皮科协定”所画出的。

纵观中东地区爆发的历次冲突，如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土叙冲突、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等，归根结底都可以看作是中东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对协定的否定与不满。

到了21世纪初，曾经在这一地区被世俗势力压制的原教旨主义所建立的“伊斯兰国”，曾几何时也高举着“挑战赛克斯—皮科秩序”的旗帜。

结语

由此可见，英、法两国凭一己之私定下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其本质和二战后的印巴分治一样，都是殖民主义者为了满足私欲，置历史与别国人民于不顾，亲手造成的最血腥、遗祸最深的“遗产”之一。

花园口决堤，间接导致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伤人数无法计算。

事件背景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这让蒋介石立即转变了与日军打持久战的想法转变为速战速胜。

蒋介石想在徐州和日军决战，调集了20万大军到徐州去了。

而日军一瞧，这不就是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的最好时机嘛？立即调集十多个师团30万人向徐州包夹而来。

而就在日本军队的包夹快要完成时，蒋介石觉得国军又能被包围，调动军队准备撤退，所谓的徐州会战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但唯一的好消息是敌军14师团冒进，强渡黄河，成为了孤军。蒋介石飞往郑州，来到程潜的第一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作战。

程潜指挥部队包围了土肥原的14师团2万人，称“就是吃都能把土肥原吃了。”

土肥原突围的重心放在兰封，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的27军，除了迫击炮、重机枪，桂永清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连日军都没有。

但就是这支军队，仅仅支撑了不到一天，全线崩溃，兰封失守。

这下子程潜的部署全部被打乱了，他不得不再次部署包围，但是在激战数天后，终于又堵住了土肥原。程潜估计用不了两天，土肥原的人头就会送到指挥部来。

在千钧一发之际，商丘的黄杰的第8军不战而逃，先头部队都还没和日军交上手，黄杰就跑了，声称电台被炸了，无法与指挥部取得联系。

这两支部队的溃逃直接造成15万中国部队陷入险情，土肥原立即占领了商丘，直逼郑州。

蒋介石刚好在郑州，如果等到土肥原攻下开封，郑州也将岌岌可危。

不久，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害怕开封失守，电令程潜，“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掘开花园口。

黄河决堤

按照当时的情形，如果掘开黄河大堤，整个日军都会陷入险情，而国军则无碍。

可是，他没想过，敌占区的中国人也是中国人。

直接造成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480万人。数十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后果……黄河改道， 国民政府《豫省灾况纪实》 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 ，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

就算是掘开黄河，武汉最后还是失守了，长江、黄河两大天堑没挡下日军。

最后统计死于黄河决堤的有89万老百姓，之后的河南饥荒导致至少300万老百姓饿死。

如此荒谬的命令，或许称得上遗祸千秋。

九品中正制

这是一项诞生之初为了打破世家大族对于人才选拔的垄断，结果却是使得士族控制人才选拔变得合法化。

我们先来看看九品中正制诞生的背景。

公元220年，曹丕在获得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后，逼宫汉献帝，篡夺皇位。虽然曹丕是在士族支持下当的皇帝，但是曹操在世时一直对士族颇有敌意，因此继承曹操权势的曹丕也自然对士族感到忌惮。

一方面，自己得位全靠士族，因此不能轻易对其下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得不限制士族的权势扩张。

在这样的情势下，曹丕委托陈群制定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时要求必须改变原本的察举制度，以此来限制士族发展。

但是那陈群是何许人也。

陈群出身颖川陈氏，陈家可是真正的望族。让士族出身的人来限制士族的权势，这曹丕心也够大的。就这样，陈群拿出了一套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暗藏玄机的新制度。

九品中正制，又名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区别于过去察举制的是不再使用士族直接举荐人才的做法，转而给所有“人才”划分等级。

当然，划分等级的方法里面明确说明了不得以出身为依据。而且划分等级的任务也全都交给了“中正官”，士族不能插手。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是不是？但是陈群真有那么好心？

马上，九品中正制在实行过程中就出现了问题。

中正官到达地方以后，因为不了解当地的人物，一个一个去“面试”也不现实，因此只能去咨询当地有声望的人。而有声望的人，恰恰都是世家大族出身。

所以，问题来了。士族会把一介平民推举给中正官吗？显然不会。于是，世家大族通过“合法”途径，直接摇身一变，成了高等级的人物。

这还仅仅是九品中正制的初期，这个时候或许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可以进入中正官的视线。

而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中正官又面临一个问题。

两个看起来同样优秀的人物，我该如何挑选？答案很明显了，就是挑选那个身世背景更好的人。

因为大家族出生，掌握有更多的资源，也就意味着拥有更高学识道德的可能性会高很多。就这样，到了晋朝以后，干脆就把家世作为了评级的依据之一。

至此，九品中正制完全沦为了世家大族垄断人才的合法途径。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度才得以改善。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真正的寒门子弟才拥有了出头的机会。

而这中间，是汉族历史上最灰暗的时光。

如果您喜欢我的回答，劳烦点个关注，支持一下，万分感谢。

泱泱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孕育出了灿烂的中华古文明。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几个时期。汉文景、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

当然也出现了几个黑暗时期，即本题所说的＂遗祸千秋＂的问题。造成这些，人祸天灾都有，但人祸为主，现举几例：

一，五代后晋石敬瑭。为当儿皇帝，甘愿认小自己十几岁的辽国国主为父，并把中原王朝版图燕云十六州做为见面礼割了出去，成了后来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几百年的争夺之地。也是乱源之地。

二，两宋＂重文轻武＂的国策，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北方游牧民族所欺。直到灭亡，都没有反击之力。

三，大清王朝的＂闭关锁国＂，近三百年来，国力日衰，竟两次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大片国土被割走，还要赔上亿两白银。

四，抗战时，蒋政权炸开了花园口，名为阻挡日军，结果使黄河下游几十个县、几百万人口陷入一片泽国而丧命，这一广大区域被称做＂黄泛区＂。

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竟默认外蒙从中国版图独立出去。这可是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剃发易服。

1644年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其统治，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颁布“剃发令”。第二年，再次下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但汉族人民不答应，这不仅是不符合汉族审美习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型和服饰代表了汉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它包含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智慧、规则、道德、信仰等等，保留汉族的衣冠和服饰，就是捍卫华夏文明。

以常熟为例，满清限三日之内，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服满式衣帽，才准归降。百姓非常愤怒，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难道剃了光头在家做和尚不成”？所以决定以死抗争，决不剃发。战至九月，方在清兵屠戮下剃发当顺民。

当时很多地方都不同意剃发易服，惨遭屠城，可以说清朝统治者在这件事上留下了一笔笔血债。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总结得很对：清廷以剃发、易服作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隶标签，而蓄发、保衣冠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和坚守民族大义的象征。

“剃发易服”直接导致了汉族传承两千多年的衣冠服饰文化的断绝，到如今汉服也只是小众爱好，而从满人旗装改良的旗袍却成了中国衣冠的代表。

汉光武帝刘秀，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偶像气质的帝王。我们的伟人称他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被视为齐家治国榜样的卓越帝王。而在咱们网友眼中，他则是位面之子、大魔导师……

不过，这样一位堪称楷模的皇帝，曾做出过一项决定，被一些史学家认为给后世埋下了巨雷；更有甚者，认为刘秀是“千古罪人”。

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三月，刘秀下了这么一道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大意是说，如今朝廷里兵多将勇，所以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军假吏等全部撤销，让他们回乡务农。

要搞清楚这道诏书的意义，我们先看看他提到的这几个名词的意思。

汉随秦制，在兵役制度上继承得尤其彻底。据《汉书》记载，凡汉王朝的男子，在年龄满20岁后，必须到官府登记在册；23岁后，则要开始正式服兵役，期限一般是2年；在其后，如果政府需要，可以随时征召这些百姓再度入伍，一直到56岁才算解脱。

当然了，除此之外，汉朝廷还经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充军，这种士兵被称为“谪戍”。整个西汉王朝持续期间，基本实行征兵制为主、募兵制为辅的兵役方式。

《汉书·刑法志》中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

这里面出现了“材官”、“楼船”这两个开文中提到的名词，整段话的大意是：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按照当初秦朝的制度，在地方郡县、藩国设置材官；在京师，则有南北两军军驻扎（常备军）。待到汉武帝平定百粤后，又在京师增设了“七校”，在地方则设置了“楼船”，每年每季，都要按规定进行训练操演，汉王朝的军备，由此得到制度化的运转。

根据《汉官仪》，以及郭沫若 《中国史稿》中的解释，西汉初年，刘邦在地方挑选男子设置为预备兵，分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名称的不同，源于兵种及适用环境的区别，“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即：山地或少马的地方出步兵，叫做“材官”；平地或多马的地方适用骑兵，叫做“车骑”；水多的地区，则叫作楼船，也就是水兵的意思。

至于刘秀诏书中提到的“军假吏”，则是临时设置代理某项职务的低级军官，“假”，本来就有代理、暂且任用的意思。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汉时期，南北二军、七校（习惯称为八校，指北军中的中垒，以及汉武帝增设的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代表着中央军；而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着是地方郡县兵员的主体。

西汉的郡县兵，依托于封建制度下的自耕农群体，跟隋唐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闲时务农、定期训练、战时出征，是一种兵民结合、藏兵于民的军事体系。为了自己家园而战的军人，即所谓的“良家子弟”，往往有着更严密的纪律性、更强大的战斗力，这种体制下的王朝，注定会拥有强烈的尚武精神，比如虎狼之秦、强汉、盛唐、前期的明朝......

但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一制度也存在隐患：民间的军事潜力过于强大。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并不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描绘的那样胡砍乱冲；士兵的训练水平，比如对武器的熟练使用、队列的配合、阵型的运用以及对纪律制度的了解，都关系着队伍战斗力的高低。因此，保持训练的军队，一定比寻常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更加能征善战。

对于这一点，刘秀本人也很有心得。

当初，他和哥哥刘縯眼见天下大乱、王莽败相已定，于是偷偷买武器装备，计划趁着南阳郡的“都试”起兵。

所谓“都试”，就是上文中所提的“皆岁时讲肄”，每年的秋季，西汉各郡县都会按规定举行军事训练、演习，并按成绩优劣进行奖惩，以保证地方兵的战斗力。

而作为当地大户，刘氏家族的人脉、关系网盘根错节，很多地方兵都跟他家扯得上关系，刘氏兄弟正是意图把官方的军事训练，变成刘家的揭竿而起的契机。不过因计谋泄露，才不得已提早发难。

而在后来，刘氏兄弟以七八千子弟兵为班底，联合脱胎于绿林军的新市、平林两支队伍，很快在南阳打开了局面。昆阳之战中，刘秀带领不到两万人，在绝境中击败了王莽的42万大军。巧的是，对方的主力也是郡、县兵，“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因此，昆阳之战，实际上是西汉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间的内斗。后来，让汉军吃尽苦头的赤眉军，实际上也是以原郡县兵为主体。

刘秀作为征兵制的受益者，对这一制度带来的军事潜力深有体会。但当他成为皇帝后，当然不允许同样的情况在他的王朝中上演。于是，在公元31年，他下了那道改变汉王朝兵制的重要诏书：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即：中央军已经够强悍、规模够庞大，地方征兵制就免了吧。

实际上，这跟北宋初年的若干强枝、重内轻外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巧的是，与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一样，刘秀也曾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大度的赏赐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剥夺他们的军政大权。莫非赵匡胤是抄袭了汉光武帝？

从此，募兵制成了东汉王朝的主流，“都试”也被取消，寻常老百姓虽有服兵役的义务，却没有普遍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这一改变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

其一，朝廷以钱财募兵，改义务兵为职业军人，严重增加了财政负担；同时，过多青壮年脱离生产，对农业发展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

其二，募兵和对应将领之间的关系密切，逐渐由国家军事力量向私人武装演变，为汉末的军阀割据提供了 方便；

其三，在大规模战事爆发后，朝廷虽也不得以在民间征兵，但由于缺少训练，这些临时征调的兵员战斗力堪忧；为了解决现实需要，东汉王朝经常从内附的少数民族中雇用兵员，这就是以匈奴人为代表的“胡兵”，他们弓马娴熟、性格悍勇，是天生的的战士。这种方式，对汉王朝而言无疑投资收益率最大。

对此，汉灵帝时期的学者应劭曾一针见血大加痛斥：

“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

罢免地方义务兵后，朝野上下的尚武精神被严重削弱，同时还滋长了外敌的野心；为了应对外敌的压力，朝廷不得不在内附的游牧民族中招兵买马，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恃勇胡作非为，反而成了朝廷的祸患。

最后他还引用了一句名言：“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不教百姓作战，等于是抛弃了他们。

这句话说的没错，后来进入长安控制朝廷、直接推动了东汉走向末路的董卓，他麾下的西凉兵，正是汉、胡掺杂的职业军队。可惜这支悍勇的精兵，已经不受朝廷控制；而且这时的汉王朝，也没有训练有素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来共赴国难。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伟光正的汉光武帝刘秀，确实干了件错事。

历史纷繁妖娆，多少英雄豪杰归于尘土，多少王侯将相隐于尘埃，这期间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们已无法单独的去做出评价，而正向蝴蝶效应那样，有些事情的决定确实为后世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列举几个。

东汉时期大量胡人内迁——五胡乱华

东汉末年，由于朝纲不振，致使群雄四起，天下纷争不断，中央集权受到极大的影响。在加之当时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草原游牧地区气温骤降，游牧民族及当时被称为胡人，就被迫的南迁至内地中原之地，而由于当时的东汉政权整级即可为各地方势力纷纷，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有效的统治。

而后经历了三国这一特殊的分裂时期，晋朝一统天下，然而，晋朝实行的政策是将大量的权力交由同族手中，这也就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晋朝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再加上当时晋朝统治者对于统治区胡人的剥削。

胡人趁机起兵，侵扰中原，于是中原大乱，在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一般认为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鲜卑魏建立。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以及影响历来有争议。

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现象，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名称。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大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种灭族。

割让幽云十六州——靖康之耻

幽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

公元936年，中国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后唐河东节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辽太宗为父，石敬瑭为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感受威胁持续长达160多年。

自北宋建立伊始，便无一刻不想收复此战略重地，从宋太祖赵匡胤，再到宋太宗赵光义，都曾裕驾亲征，想要收复该地，然而，实力以及各方面因素所致，都以失败告终。

而几次的失败北伐，奠定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基础，以至于到后来北宋被金朝所灭，王公大臣等一众北京人掳掠，甚至连徽钦二帝也未能逃脱，惊人在长江以北抢夺金银玉器财宝等无数，也制造了千里无人烟的惨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静康之耻。

“海禁”、“闭关锁国”——落后挨打

从明朝建立之后，便推行了海禁政策，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而自清朝建立，在早期的时候，由于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引发的问题不断，政府担心中外的势力勾结，会产生对本国不利的事情。所以在1717年清朝的政府下了命令，禁止中国的商船到外界进行贸易。其实就是政府从贸易方面入手，减少中外人员之间的往来。

而在后期，由于外来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干涉到了中国的内政问题，所以在1704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抵制措施。在16年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在1727年又明确规定了外国的商船只能行驶到福建、厦门两处。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来势力的发展，但是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

到了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一口通商”的政令，规定要关闭除了广州以外的其他几个通商口岸。而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了闭关锁国政策。

而自从“海禁”、“闭关锁国”之后，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便逐步落后于世界潮流，正当新航路开辟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中国依旧固步自封，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无须与他人进行交流，认为自己依旧是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慢慢的沦落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受列强压迫欺辱的屈辱史，也深刻地结识了一个道理，落后便要挨打。

其实不光是历史，生活中我们也是如此，往往一件很小的事情带来了影响，是很大的，甚至还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好好的做好每一件事，拥抱每一个灿烂的明天。

汉武帝“独尊儒家、 抑黜百家”的决定可以说是遗祸千秋的决定。

春秋战国时代的是被学术界公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学术、多学派的文化繁荣时期。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的”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董仲舒主张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至此，中国的学术发展迎来至暗时刻，从此中国的科学发展渐渐落后于西方，并成为看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汉朝以后的各朝各代都不遗余力的独尊儒家、 抑黜百家，最明显的措施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其他的学说都是杂学，不受重视。

这让其他学说和杂学受到了极大的抑制，科学技术归于杂学一类，更加不受重视，甚至还被社会主流认为是奇技淫巧，受到嘲讽。

在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或多或少的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比如：蒸汽机、钟表等先进的技术，但仍然认为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奇技淫巧，比起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来说，都是渣渣。

当时清政府的上层精英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在参观英国的蒸汽船后说：我等一开始以为此船系牛拉，现在才知此船非系牛拉！

但很快，清政府被西方的奇技淫巧接二连三的痛扁之后，才开始自我反省，痛定思痛，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上正常国家的道路。

所以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家、 抑黜百家”主张是遗祸千秋的决定，让中国一直在偏科的道路上行进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