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大人物被后世严重误解背上千古骂名的？

Answer 1

肯定答案：有

①商纣王

纣王原名帝幸，纣是周朝给的谥号，有羞辱的意思，纣在后世的口中是暴政的代名，然而历史上的纣王并非如我们所知那般荒淫无道，而商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是商朝的东征，以及战争期间奴隶军的叛乱。

②隋炀帝杨广。

和纣王的纣一样，炀是唐给的谥号，同样在人尽皆知中是昏庸无能的代表，隋末的纷争原因是军阀的尾大不掉，这和之前的南北朝不无关系，在隋炀帝时期的三征高句丽导致隋国库空虚，以及修建运河使得百姓怨声载道，这种种原因才导致的隋末纷争。

③李鸿章

这里我觉得应该说一下我不是在为谁洗地，李鸿章有功有过，他的功劳在于平灭太平军和捻军，他的罪过在于外交事务中的丧权辱国。

回到正题，那么我们单论李鸿章的罪过，他在外交上的失利难道是他能阻止的吗？他再厉害也只不过是一个人，个人虽然能影响历史，但更多的是历史在影响人，外交上的失利，使得李鸿章成为人们口中的卖国贼。

而卖国贼的帽子是马关条约后被扣上的，但是有人知道李鸿章本意是不想去的吗？只不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点名只要他去，李鸿章还能违背朝廷旨意吗？况且条约不止他一个人签名，恭亲王怎么算？

当然，李鸿章这些过错我们不敢否认，在一系列的外交失利中，近代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

看待历史，不应以带有颜色的目光去看待，那么即便看出来了也会有颜色，本身历史就存在很多谬误，这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用梁启超的话说是：李鸿章是清廷的英雄，而不是中国的英雄。

Answer 2

秦始皇，千古一帝。皇帝就是秦始皇首创，人类第一位皇帝！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既是成就，也为后人所诟病！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大于他的过失！对他的评价是后人的偏见。对赢政来说就是千古奇冤！

Answer 3

李鸿章

其实李鸿章不是卖国贼，去签条约也是万不得已，不签又能怎样？打败人家吗？

当时他去签《马关条约》的时候被日本一个极端的右翼青年拿石头砸中了头，日本政府问他想要什么补偿，他说“能不能把条约赔款减少一点？”

Answer 4

隋炀帝杨广是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昏庸无道、荒淫无度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然而果真这样吗？“炀帝”是后世唐朝给他的谥号，为了证明自己的名正言顺，给前朝皇帝扣屎盆子，抹黑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

说隋炀帝是昏君在于，隋炀帝太过急功近利。登基后，不断发动对吐谷浑、高句丽等国家的战争，他还修建大运河，工程浩大，既劳民又伤财。除此之外，隋炀帝贪图享乐，命人在洛阳修建东宫，浩大的工程费用都是由百姓支付，这些都使得人民怨声载道，隋炀帝在后宫网罗了大量的美色，成谜于美色。

隋炀帝是有昏庸的一面，但是对于后世功也很大。

杨广也有屡建战功，平定过高智慧的叛乱；北上击败突厥；击溃吐谷浑等。

杨广最多的功绩要数推行科举制度和开凿大运河。

科举是政治措施亦是文化制度，隋朝是其开端，对此起决定性作用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隋文帝和隋炀帝，而最主要的是隋炀帝，文帝为之奠定基础，到了隋炀帝时期才正式开始，因此科举的真正开创者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开凿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连接起来，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开辟这条运河的历史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隋炀帝不仅仅有过，他的功也是不能忽略的，个人感觉是功大于过。

Answer 5

袁世凯！

提起袁世凯，他的名字总是和“窃国大盗、卖国贼”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告密，“戊戌变法”彻底失败。辛亥革命后，是他逼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自己当上了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又接受了卖国的《二十一条》，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复辟帝制，当了83天短命皇帝。

但是，看历史得用历史的辨证的眼光：

1、政治上

辛亥革命，因为袁世凯坚持和谈，北洋军和革命军停止打战，减少了将士的伤亡，维持了国家的稳定，无辜百姓没有卷入战争。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哪一朝不是打下来的？辛亥革命和之前数千年的政权更替相比，伤亡是最小的。袁世凯差不多是以一己之力让清帝和平退位的。

孙中山为了维持了国家的稳定，主动承诺：清帝退位，让位大总统于袁世凯。让袁世凯当大总统，这是革命党人权衡各方利益后的选择。

其实无论从实力、能力和威望等各方面来讲，只有他能服众，他当大总统算得上众望所归。他一死，北洋军阀谁也不服谁，中国才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灾难之中。所以，袁世凯不是窃国大盗，他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有功之臣。

他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实际上是他费尽心机逐字逐句地和日本人周旋，才保住了大部分的主权。胡适称：“二十一条，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2、军事上

袁世凯新法练兵，完成了军制改革的使命，促进了中国陆军的正规化建设，他是中国新式陆军的缔造者。

是他第一次规范设置步、骑、炮、工、辎重等陆军主要兵种，形成从军到班的编制；建立规范的随军医院和使用近代通信手段；制订出各类军法军规；完善后勤保障机构；组建正规军乐队；创办各类军事教育机构；废除跪拜等旧式封建礼仪；在军队中实行正规的近代军衔、军服制度。

后来的北洋政府共有5位总统、9位总理，出自袁世凯的新法练兵。

3、经济上

袁世凯对中国的工业化，有着很大的贡献。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他出面筹钱督修的。

在他执政时期，推行“自由经济”，确立“私有产权”制，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4、教育上

袁世凯是近代教育之父，是他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民国时期文化的繁荣有目共睹，这是因为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开放言论，新闻自由，中国在思想领域上出现自春秋时期后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

但是，袁世凯为人处事太像墙头草了，他心中时刻揣着一秆称，掂量着孰轻孰重，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他拥护戊戌变法，在光绪委以大任时，他却背叛维新派，投靠慈禧。

宣统帝继位后，被摄政王强迫退休的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强迫摄政王退位，以平定革命为名，掌握清廷兵权。看清形势的他反过来，支持革命，迫使清廷皇帝退位，并由此得任民国总统。

应该说，袁世凯的一生大多数时候都选对了，也做对了，只有最后一次选错了。他最后选择了迈向深渊的一步，不仅违背了历史，违背了人民，也彻底背叛了他以前的政治理想，最后连性命也丢了。

袁世凯如果早死两年，历史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民族英雄"。如果他不称帝，多活十几年，中国可能不会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之中，外蒙也许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Answer 6

宋襄公！

宋襄公被耻笑了两千多年是最大的历史笑话。宋襄公是把“仁义”二字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真君子。宋襄公失败了，被后人耻笑是“蠢猪式的仁义”，这恰恰证明后人的“仁义”是挂在嘴上的，只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遮羞布。

笑料一：泓水之战。宋襄公相信仁义之师能够击败虎狼之师；宋襄公严禁袭击渡河楚军，甚至不攻击没列好队的楚军导致失败。

笑料二：宋襄公召集诸候会盟，坚持按约定不带军队，结果被带了武士的楚成王抓到了楚国。

分 析：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宋襄公是仁义道德的孤独守卫者。

泓水之战，楚强宋弱，宋襄公岂能不知击败楚军只能靠“计谋”取胜？比如，按照目夷建议攻击正在渡河的楚军。然而，这种“计谋”是周礼不允许的。春秋时期，诸侯之间作战类似于决斗，讲究公平、不鼓不成列。在坚持仁义至上的宋襄公眼里，任何违背礼制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任何违反礼制的“计谋”都是小人作法，这是他不齿的。所以，在”仁义”和“计谋”之间，宋襄公选择了“仁义”。虽然宋襄公失败了，但他是不是很绅士、很男人？他的人格魅力和凡事不择手段的后人相比高低立见，后人哪有资格嘲笑他呢？

人间正道是沧桑。诸候会盟时，宋襄公信守承诺不带军队结果被不守承诺的楚成王抓了。出发前，目夷建议部署军队以防万一，但宋襄公说：既然已约定都不带军队，那就必须言之有信！可见，宋襄公是一个心地敞亮、注重信用的人。如果这也可以成为笑柄，那我们岂不是在鼓励人人去做背弃信誉的人？即使现在，信用，不正是我们缺失的一种美德吗？坚守仁义道德，带给宋襄公的不只是“伤害”，也曾经带来了声誉。

材料一：宋襄公对君主之位的谦让。宋襄公虽是太子，却力推他的庶兄目夷担任君主。宋襄公认为：目夷是兄长且有才华，”理”应坐上君主之位。目夷非正妃所生，最终没有接受他的美意，于是宋襄公让他做了相国。这件事和为了王位动辄兄弟相残的案例形成鲜明相比，宋襄公仁义之举受到宋国群众的高度赞誉，威望大增。

材料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齐桓公临死前，嘱托宋襄公照顾公子昭。结果，齐桓公死后，几个大臣篡夺了王位，公子昭逃到邻国。宋襄公义愤填膺，大张旗鼓送公子昭来到齐国边境，欲举全国之力伐齐。可见，在宋襄公心里，应人之事务必去办。宋襄公的仁义获得回报，公子昭顺利即位。看了这篇文章，你不觉得宋襄公是一个被严重误解的人吗？

我是微子柒，欢迎关注！

Answ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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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很有趣，因为很多的大人物被后世严重误解，甚至背上千古骂名，实在是不公平，那么历史上有哪些这样的大人物呢？

说到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这样的大人物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有的人在回答这个问题都会说出自己认为冤枉的历史上的大人物，今天我说的是一般我们都基本认同的大人物而被严重误解的，甚至背上了千古骂名的历史人物。基于此，我认为以下几个人物较为冤枉。

一、商纣王(帝辛）

商纣王

帝辛(约公元前1105-公元前1045年 )，子姓，名受 (一作受德 )，沫邑(今河南淇县)人，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帝乙少子。谥号纣，世称殷纣王、商纣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帝辛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075年―公元前1046年。帝辛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 ，深得父皇帝乙欢心。帝辛继位后，重视扩张领土 ，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把中国疆域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则扩大到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

我们知道，商纣王的评价，因为绝大多数史籍都刻意抹杀商纣王的功绩。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史书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而司马迁读的是周人写的历史，如果周人都这么说，这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商纣王大战东夷，百战百胜。还破格录用一些在贵族看来是“渣子”的人为官，说明他敢挑战，蔑视只有贵族才能做官的等级制度，他开发东南，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宋、楚、徐等小国家承继着的同一文化在南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中国的统一是纣王开其端，而秦始皇收其果。但是战国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将夏桀的恶行附会到商纣王的身上，因此才使商纣王罪行累累。尤其是苏妲己，封神演义等一系列的传说或者神话故事，更是使人相信商纣王的残暴。武王克商之后，立他的儿子武庚管理殷朝遗民，主持殷朝祭祀。而不立亲周派的微子。而后来殷民还能在武庚的领导下造反，证明了帝辛还是有威信的。《尚书.武成〉中说牧野之战血流漂杵，证明受辛并不是很不得人心的，帝辛失败后自杀殉国，证明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二、曹操

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但是由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他的多疑和好杀，加之历史上的扬汉朝之所需要，以至于后人对他多是以奸臣称之。而实际上，曹操功绩很大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当时所称呼曹操的。毛泽东对此有着公平的评价曹操：他不仅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还在1954年公开赞扬曹操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三、杨广

杨广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今陕西华阴），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由于修建运河，还有杀父等许多事情，使很多史书对其评价不高，以至于暴君称号，实际上杨广对于中国历史的第一个贡献就在他还未登基时，领衔统帅大军征伐南朝的“陈”，一举灭掉陈国，完成了隋朝的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杨广在位期间，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开创了一个延续数千年，对此后中国及世界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科举制度；南征北战，巩固隋之大一统。当然杨广对中国历史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开凿大运河。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虽然隋炀帝在“青史”上是一个暴君的形象，是他的横征暴敛导致了隋朝的覆亡。但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还是有很大的。

我认为上述三个人物均在历史的评价与事实差距很大。以至于民间传说，戏曲等均有所反映。实际上还是有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出入，例如潘仁美等，因为篇幅所限，不再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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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8

太多了，我这里就提一个：鸦片战争时的琦善。

提起琦善，许多人第一印象应该是白脸奸臣，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如此。

别说现在的主流观点了，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当时人都把琦善当做鸦片战争清朝失败的罪魁祸首。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朝廷准备重新启用琦善，就遭到了许多大臣的激烈反对，比如当时的江南道监察御史陈庆镛就认为琦善“逆夷入寇之时，首先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今海内麋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尤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强烈反对清朝重新启用琦善。

茅海建教授曾经总结过长期以来传统观点给琦善罗列的四大罪名：

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

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

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就会发现这四大罪名没有一条符合事实。

第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

所谓琦善是“驰禁派”首脑的说法主要是源自琦善与林则徐关于禁烟的分歧，在林则徐在湖广禁烟之后，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请严禁鸦片，提出将违禁者处死的办法。林则徐极力表示支持。

林则徐在奏疏中认为“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转移之机，正系诸此”。

琦善则对于黄、林主张的“处死吸食鸦片者”主张有异议，他认为重治吸食只是“遏流”，而没有“清源”。他认为“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

我们今天客观来看，琦善与林则徐的分歧纯属正常的观念分歧；更何况在道光帝的严厉督促下，作为直隶总督的琦善在直隶一共破获鸦片走私案十六起，获犯四十余名，缴获烟土烟膏16万余两，烟具1800余件；公正来说，琦善的禁烟成绩是超过了虎门销烟之前的林则徐的。

因此，说琦善“驰禁派”首脑，纯属冤枉。

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

这种观点也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军力之间是有代差的，这里不仅仅指的是武器，更重要的是作战思想；这一点，琦善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而且他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林则徐就在自己笔记里指责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

从鸦片战争的进程来看，不得不说琦善在战前对中英军力的差距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两年后，也就是1842年林则徐在新疆时给友人的信里说的比琦善厉害多了：“敌人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我方炮弹打不到他们，他们已经先打到我方，这是武器不如人之处；敌人放炮如放连排枪，可连续不断，而我方则是放一炮后再装填一发，辗转费时，这是技术不如人处。敌方胜过我方，就是武器精良，技术精湛……因此要战胜敌人，第一要务就是拥有他们那样厉害的大炮。舍此而外，即使岳韩在世，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然而林则徐不如琦善的地方在于，琦善的谈话似乎半公开的，而林则徐却在信里叮嘱他的朋友，千万不要把他这个观点给泄露出去。相比琦善的坦荡和林则徐的小心，难怪近代大学者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

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

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

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强弱、战术水准高下决定的。

关于琦善派人救援虎门这件事，晚清近代史大家茅海建教授是有详细的论证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茅教授的相关著作。

不过这里我要再说一点，鸦片战争开始后在广东的清朝官员包括林则徐都对道光帝隐瞒了真实战况，只有琦善一改清朝官场普遍扬胜讳败，隐匿实情的痼疾，向皇帝报告当时真实的军事实力对比，由于琦善的报告与广东其他官员扬胜讳败报告相差太大，道光帝和北京官场一度认为琦善收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故意主张投降。

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这一条经过茅教授考证，纯属子虚乌有，琦善不但没有私自割让香港，相反，他在中英谈判时主管上是想尽力挽回清朝的损失的。

近代史大家蒋廷黻先生明确评价“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

琦善对英方最高还价是1841年1月31日向义律提交的《酌定章程》，该条约仅有4条，从琦善所拟的条约内容来看，除给予香港地方一处寄寓外，并没有其他违旨条款。反而明确重申了以往的旧例。在当时条件下，面对凶恶的敌手，确实可以认为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中国利益了。

然而由于当时中英军事势力相差太大，英国人不可能同意琦善的条件，而是一定要琦善按照英国的主张来办，琦善也是无可奈何。

史学家们对琦善的这种无奈是看得很清楚的，蒋廷黻先生就认为“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事实上如果我们公正客观的把琦善和林则徐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相比林则徐，琦善要“淳朴”得多，对爱新觉罗皇家的感情也要“真挚”得多。琦善在广东看到了中英真实差距，于是想尽一切办法让皇帝知道真实情况，为此不惜打破清朝官场扬胜讳败，隐匿实情的传统，同时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想办法把英国人糊弄走（虽然失败了）。

而林则徐则复杂得多，当然，这里不是指责林则徐怕死，而是林则徐考虑更多是生前身后名，他并不想做一个“鞠躬尽瘁”，哪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大臣，他更希望做一个任何时候都“说得清楚”士大夫。

在林则徐看来，他士大夫的名声比他具体效忠的王朝更重要。而琦善显然与他认识相反。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心要“鞠躬尽瘁”，不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琦善，身后真的是骂名滚滚来。而认为名声大过天的林则徐，死后真的是“流芳百世”。但是如果你喜欢历史，你就会怎么琢磨怎么觉得别扭。

Answer 9

看了很多回答，诸位答主机会网罗了古今中外许多争议性人物。在此，不妨提一位近现代史人物吧！可能有人会用“洗白”来评价这个回答，但以下内容所讲的却是事实。我要说的大人物，就是被网友喷为盗墓贼的郭沫若。当然，作为后学，自当是没有资格来对郭老进行评价的，在此也仅是粗线条地说一下个人想法，剩下的，还是交给大家去思考吧。

学术史上的郭沫若

毫无疑问，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著名学者之一，勘称一代大师，其在很多领域都很有建树，是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过，如果用过多的学术语言，也会令人不忍卒读，还是引用一段百度百科的介绍吧：

郭沫若(1892一1978),男,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只能说，以上介绍也不过是对“郭沫若”三个字最为粗线条的解释了。至于其私生活，我没怎么关注过，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文坛和社会名流的婚姻状况总会难免充满传奇和色彩。而学术史上的郭沫若，被称作大师，是毫无争议的。

网络中的盗墓贼

身在考古界，对郭沫若在青铜器、古文字及古代史等领域的贡献，自是并不陌生。但是，接触网络以后，发现不少网友，甚至是绝大多数网友，都对考古有着十分强烈的偏见，将考古称作“有证的盗墓贼”，把郭沫若视为“合法盗墓的祖师爷”。

最开始见到此类评论时，还以为是个例。但不曾想，随后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误解，甚至是仇视，已经在网络中铺天盖地的滋生蔓延。我也曾费解多时，但前几天见到一篇网络文章，专门以“郭沫若生前最想发掘的三座帝陵”为题，虽然聊聊数段，但字里行间却不乏误解和各种暗示。

细思极恐，是先有了曲解与炒作，还是本来就有误解和偏见呢？这可能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正如这个世界上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一样。但不管怎么，我想，作为执笔者，应该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为了博人眼球而刻意放大某位历史人物的一面，终归是不好的。

文本有多种，但只有一个是最接近真相的

我们这些后人，在认识和评价前人时，主要依据的还是文本。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达，很多杂文涌入了人们的生活。可是，如今大家所接受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狂轰滥炸，还有文字垃圾。如不仔细甄别，便会深受误导。

文本是多样的，甚至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不可辩驳的是，只有一个是最近接历史真相的。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靠着几句信守捏造的网络杂文，更不能靠自己的脑补来得出结论。

最后也提醒大家，在阅读时要有自己的思辨能力，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言也该遵守相关法律规范，而一个人的素质，更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