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一箭选址，当初就没好好考虑考虑被盗的问题？）
北宋的七帝八陵，被盗得连后世的文物专家和盗墓贼都没有兴趣光顾，悲惨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这么悲惨，肯定与其选址有关。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疑问或许就是：北宋的皇帝为什么要把坟墓全部建在巩义境内的嵩山以北、洛河之南130平方公里的黄土岭上呢？就没考虑过这个地方不好防盗？
大凡帝王陵墓，都是对盗墓有所戒备的，春秋时期楚王墓的飞沙走石、曹操的七十二疑冢，都曾经让盗墓贼徒唤奈何。从中也可见他们的防备之心。但北宋皇陵，显然可没那么讲究。熟悉宋史的人都知道赵匡胤自选陵墓的一个传说：赵匡胤非常想迁都洛阳，但被弟弟赵光义和群臣阻拦，心中非常悲苦。他从洛阳回开封经过巩义，祭奠埋在这里的父亲时，更是悲从中来。于是，他登上阙台，面向西方，要来弯弓，对臣下说：“我生不能居西京，死当葬此地。”言罢弯弓搭箭，箭向西北飞驰而去，箭落地就是今天的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
（北宋皇帝陵墓分布图。能不能从中看出风水讲究？）
与这个传说相伴的是，许多宫廷的阴阳术士也找出了不少葬在此处的理由，把巩义说成是天下第一风水宝地。而与一般历代帝王陵的选址不同的是，北宋皇陵的风水理念比较反常奇特。《永定陵修奉采石记》概括了其选址的风水依据。大致意思是说，巩县这个地方，是风雨所会，阴阳所合，天地的中心位置，从来都是帝王所居之地，嵩山峻极峰正是天和地的中心柱。在宋陵地宫的顶部，绘制的就是这样的星象图。
（风水再好，也不能忽略人的因素，这个“人”，是活的人类，不是石像。）
更重要的是，巩义也符合北宋王室的建陵要求。宋代流行“五音利姓说”，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所谓“东高西下为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征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东南多山，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按堪舆学说法，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是富贵不断，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坟地。
但风水再好，讲究再多，唯一的缺陷就是忽略了对陵墓影响最大的因素——人。赵家永世万代还好，一旦改朝换代，只讲风水不讲防备的宋陵，也就很容易给你挖个乱七八糟了。
如此，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箭选址，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第一次盗陵：金兵将宋仁宗的永昭陵地面建筑毁坏大半，陵墓未盗
（当年金兵盗陵时，地面上还有这样的建筑存在。）
这草率的一箭选址，很快就见到了恶果。这便是金兵的大肆盗掘。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11月15日，金兵统帅粘罕率军自孟津渡过黄河。17日，抢掠、焚烧了会圣宫，永安、巩县守军闻风投降。27日，金兵帅府进驻永安县城，粘罕就带领将士查看永安诸陵。他们看到上宫建筑金碧辉煌，下宫祭器耀眼夺目，便产生了抢掠的念头。但粘罕却假惺惺地禁止驻军抢掠陵庙器物，还置备大礼派人吊祭永定陵和永昭陵，以掩人耳目。
同年闰11月25日，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胜局已定，金兵就开始了对诸陵的抢劫。他们首先哄抢下宫、献殿及各禅院的金银玉器、古玩字画、衣服什物等；继而又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坟墓。他们对小墓采用揭顶的方法，对大墓则从陵台侧坡挖洞，撬开墓顶券石，绑绳而下。每座墓地都多次遭受到洗劫，陵区内一片狼藉。
（从原来的宋朝疆域图中，我们可以推测到宋金对峙形势的变化和金兵之所敢盗陵的优势所在。）
南宋统治者听说后，便派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到巩县拜谒陵墓。他回禀宋高宗赵构时提到，除了宋太祖的永昌陵之外，其他皇陵都遭到了惊扰侵犯，宋哲宗的尸骨暴露在外，他实在不忍心，就解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尸骨上面。另一位郑刚则在他写的《西行道里记》中描述了宋仁宗的永昭陵的情况，说其地面上的建筑基本损毁大半，皇后的陵寝已被火焚，只不过皇帝的陵墓还没被盗掘，“惟昭陵如故”。
3.宋仁宗的魅力，或征服了金国将士的心，因而“惟昭陵如故”
（学习皇帝好榜样，“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
“惟昭陵如故”，这五个字是值得玩味的。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永昌陵和宋仁宗的永昭陵外，其余的都被破坏了。开过皇帝的不说了，那是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对于一个不太著名的皇帝宋仁宗，金兵为何如此客气？这恐怕跟宋仁宗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
说起来，在历史上，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也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可说是在历史上存在感极低的一位皇帝了。但他的个人魅力在哪里呢？
有一点就可以看到，宋仁宗朝的人才之盛，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苏轼就说过：“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肱骨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曾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仁宗皇帝培养的人才，像这石人一样，可以排上一大排。）
宋仁宗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皇帝，朱熹的老师就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熏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将其列为可与汉文帝、唐太宗比肩的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也可见后世对其的景仰。
1063年，宋仁宗去世时，当时才七岁的邵伯温与父亲一起居住在洛阳。多年以后，他仍记得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时的情形，“城内军民以致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他还在他的《邵氏闻见后录》中说：仁宗驾崩后，宋朝派使者到契丹发讣告，燕境民众聚集在一起痛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拉着使者的手，放声痛哭说：“我有四十二年已经没有打过仗了。”后来，辽国还葬仁宗皇帝所赐的御衣，严肃对待的程度好像对待其祖宗陵墓一样。
这情形，在金国恐怕也是如此吧。粘罕拿着重礼吊祭宋陵，即便有点假惺惺，但永昭陵还是其祭拜的两座陵墓之一，其中并不能排除其对宋仁宗的敬重。不然，也不会“惟昭陵如故”了。
4.第二次盗陵：“儿皇帝”刘豫将宋仁宗的永昭陵当做重点盗掘目标
（宋陵中断头的石像。“儿皇帝”刘豫对宋陵的破坏，可要比这石像的断头更厉害。）
金人夺得地盘过多，加上反金势力异常强大起来，为了稳固统治，1130年，就扶植了投降的宋朝官员刘豫为大齐皇帝，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皇帝”。两年后，刘豫将其首都迁到了开封。
刘豫少年时就是个惯偷，常为乡人所不耻。他在开封做起“儿皇帝”后，在绍兴二年的一天，西京奉先指挥兵士的李英拿着从宋陵内盗窃来的玉注碗，在开封拍卖，被刘豫的部下抓获了。刘豫见这件东西很漂亮，知道并非民间物品，就问哪里来的。知道是从北宋皇陵挖来的以后，又问了问金兵盗陵的情况，就决定自己也干上一票。
（老照片中的宋陵，经过“儿皇帝”等一干人的盗掘，所剩似乎只有一堆黄土了。）
刘豫这货儿，为了盗掘陵墓，还专门设立了官职，叫淘沙官，任命谷俊为淬京淘沙官，负责盗掘汴京附近的坟墓；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负责盗掘洛阳、巩县一带的山陵与坟墓。
刘从善就带着一群士兵，直奔洛阳与巩义，同时与永安县伪守窦玖勾结起来，专门挖掘金兵没有盗过的墓，对已盗过的也要再次挖掘。抢劫之后，为了消灭罪证，还放了一把火，将陵墓上的建筑及园林尽行烧毁掉。
在这次盗陵中，他们盗掘的重点就是宋仁宗的永昭陵，但赵匡胤的永昌陵在当时也遭到了不小的破坏。
4.第三次盗陵：盗墓贼挖了赵匡胤的墓，被毒液灼伤
（镇墓兽镇不住盗墓贼们疯狂的盗墓。）
“儿皇帝”刘豫都带头盗陵，这直接带动了当时的风气。由于宋陵当时无专人管理，民间盗掘相继在宋末元初兴盛起来。
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那时河南洛阳有一伙盗墓贼，其首领叫朱某。朱某经过调查得知，刘豫盗掘永昭陵时，无意间破坏了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但并没有打开赵匡胤的棺椁。因而他就带人直接去盗掘了永昌陵。
（麦田里隐现的狮子头，仿佛在讲述宋陵的悲伤被盗往事。）
打开赵匡胤的棺椁，发现里面完好无损。搬运完里面的宝物后，见赵匡胤腰里束着一个玉带，就想取下来。但因赵匡胤尸体太重，取玉带很困难，朱某就用绳子绑着赵匡胤的肩膀，然后就与其面对面，再将绳子另一端接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用力抬头将尸体撑起来，以便解下玉带。但没想到的是，这腐坏的尸体由于受到挤压而从口中喷出了黑水，结果喷了朱某一脸，洗也洗不掉。
（希望现代人能像这些石人一样，常年不离不弃地守护好宋陵，防止朱漆脸们的黑手。）
这把朱某吓得不轻，以为是防盗的毒液，谁知过了几天没把自己毒死，这才放下心来。不过这黑液始终洗不掉，粘在脸上始终是一块黑，朱某也因此得了朱漆脸的绰号。
后来，这货盗贼被官府捉去杀了头，但盗墓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此后，元兵也曾进行过盗掘；清末和民初，文物古董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也进行了掠夺。著名的包公墓，就是在1931年被巩义的贺某给挖掘的。
可惜一代王朝的帝王们，死无安身之地。活着的时候很有尊严，死罢以后万事空，这也告诉我们，再好的风水，也不一定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