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景泰帝朱祁钰1428年—1457年），是明宣宗的次子，英宗皇帝之异母弟。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王朱祁钰由监国而即帝位，励精图治，选将练兵，击退了瓦刺的入侵，使明朝转危为安。此后，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社会由乱而治，渐开中兴。但是，天顺元年英宗复登大位，废景帝为郕王，结束了景泰朝的统治。景泰朝政大事记录于《英宗实录》之中，但多为贬损避讳。例如其中借太后之口，指责景帝贪天位，禁锢英宗，“废储败常，信任奸回，居妖妓，礼胡僧，滥赏枉费，急征暴敛，秽德彰闻，上天屡戒，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深”。明代思想家李贤也指责景帝“淫荡败度，令臣民失望\"，等等。那么，景帝究竟是怎样一位皇帝呢？他这一生有那些功过是非呢？

一、挽狂澜于既倒

明朝建立以来，经太祖、成祖的大力整治、严刑峻法，使吏治比较清明。仁宣之时，继之以宽，吏治渐趋败坏。正统时承平既久，政治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军政日趋废弛，屯田被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正统九年以后，太监王振渐趋专权，使当时朝政更为黑暗。在政治上，王振掌握了锦衣卫，打击正直大臣，使朝廷中忠谏者死，耿直者戌，君子见斥。

章奏多黑白混滑，邪正倒置。军政的破坏尤为严重，选军数量超过军队总数的一半以上。据载：\"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人等3258730员名，实有1624590员名，事故1633664员名。\"而且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为将帅者，平日贪裡败度，贪财卖军，互相交通，汇缘党比，战斗之事不习，兵戎之敢不修。将帅互为仇仇，上下自相矛盾。”这时，又发生了麓川之役，劳师糜饷，骚动江南，使本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南方，更加动荡不安。正统九年发生了叶宗留领导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浙、闽、赣三省。正统十三年又发生了邓茂七领导的福建农民起义，威胁了福建等地的统治。

在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民族矛盾也在激化，结果使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明朝建立以后，十分注意防止北边蒙古族势力的增长。明成祖多次亲征，使蒙古族势力受到较大打击。此后，蒙古族的一支瓦刺（wǎ là）势力逐渐强大，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北边的强敌。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兵分三路大举寇边，太师也先入侵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战死;可汗脱脱不花入侵辽东；知院阿刺进攻宣府，包围了赤城堡。边报不断传来，失败的消息接连不断，于是英宗决定亲征。

这一决定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劝阻，但是年轻气盛的皇帝，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的反对，于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万大军在五十余位大臣的扈从下，师出北京。八月一日进驻大同，目睹了尸首横陈、血迹斑斑的阳和战场，震惊异常。经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的劝说，仓促决定退兵。八月十三日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即被也先包围，十五日全军覆没，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太监王振及从征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垫等五十余人罹难。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的统治陷入了崩费的边缘，英宗皇帝的被俘，“天下闻之，惊惧不宁\";京堿内“赢马疲卒不满十万\"，四守备力量严重不足。明朝面临着宗社不保、亡国灭家的危险。郕王朱祁钰在情急之下毅然决定留守北京，抗击瓦刺，战守大计定下来了。

英宗北狩（皇帝被掳到北方的婉词）后，国无君主，皇太后孙氏于八月十八日敕谕郕王朱祁钰监国，孙太后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安抚郕王，使其不产生非分之想，但她仍有后顾之忧。原来英宗系孙太后所生。只要英宗在位，她的地位就不可动摇；而郕王是吴妃所生，郕王如即真，孙太后的地位就不保了。

于是孙太后于郕王根基未稳之际，急急忙忙于二十日立英宗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为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主战派大臣一再劝进下，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帝位，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样，明朝又有了皇帝，人心始安；而且使也先所俘虏的英宗失去了作用，挫败了其要胁明朝的阴谋。

朱祁钰监国后，就开始了京师守御的准备工作。首先选择了主战派大臣王直、陈循、高谷等人组成新的通知中心。又调整了军事指挥人员，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封赏镇守边疆的将领，这些将领都是素有声望、屡立战功的人，对他们的任命封赏，使边城有了得力的守将。景帝还惩治了土木之败的直接责任者，籍没了王振的家产，公示其罪过。这一措施，宣泄了文物群臣心中不平之气，使朝纲为之一振。

为了防止也先挟持英宗诱占边城，求索金银，郕王多次晓谕边将以社稷为重，固守城池。为此景帝颁布多道诏敕给边城的将士，这些诏敕的发布，挫败了也先挟英宗诱占边城的企图，使边将敢于拒绝也先诱惑，固守城池。

土木之变后，瓦刺势必乘胜南侵，景帝信用于谦，抓紧时间，为居守京师作了大量的军事准备。首先调集两京、河南所募新兵，江北及北京诸府漕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守卫京师;又令御史白圭等十五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召募训练民壮，备调京师，以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其次加固了京师城墙，赶造战车器械，调集南京武库三分之二的武器北上，充实京军。最后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将大通仓粮运往北京。严明军纪，振奋士气，做好了迎击瓦剌的充分准备，瓦剌也先兵临城下，最后被明军打得节节退败。

但是瓦剌仍有很大的优势，还要挟着太上皇（朱祁镇）。为此景帝仍敕谕边将固守城池。当时太监嘉宁叛投也先，引导瓦剌入侵，因此，同时命令边将，如果瓦剌拿太上皇来边城要挟，嘉宁随行的话，边城将士可以诱杀嘉宁，以此表示拒绝之意。太监嘉宁后来被擒杀，也先失去入侵向导。景泰元年四月，有大臣上谏主张求和，被主战派大臣于谦谏回，景帝采取了于谦主战的意见，自是边将人人主战，不敢言和。这一年也先先后骚扰宁夏、朔州、大同等城，均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到处受挫，其轻视明廷之心有所收敛。

“初，虏轻视中国，及犯京师，见城池巩固，人心之愤，始大丧气，自是见上皇皆行君臣札。”

由于掠夺战争的连续受挫，又失去了与明朝通贡之利，瓦刺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大明也有意激化其内部矛盾，使其互相削弱。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退出紫荆关后，可汗脱脱不花即遣使言和。景帝接受大臣王直等人的意见，厚待来使。而连年的战争，使瓦刺人民出现厌战情绪。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先不得不遣使通好，提出了送还英宗的请求。这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指出:“虏始挟太上贿赂，不甚仇，欲奉之还。”景泰元年八月右都御史杨善、工部右侍郎赵荣出使瓦刺，迎回了太上皇，明朝对瓦刺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明朝对瓦刺战争的胜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景帝的正确决策及知人善用。首先，土木之败后，国家面临破亡的危险，主张南迁者大有人在，人心面临解体。此时，景帝识大体，做出了守御京师的决定，毅然支持了主战派，稳固了人心。抓紧了时间准备守御。其次，景帝信任、重用主战派人物于谦、石亨等，是另一重要原因。用人的正确，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最后，土木之变后，明朝选拔得力将领镇守沿边重镇宣府、大同等地，稳固了已面临崩溃的防线，屏蔽了京师，这是又一重要原因。

二．富国强兵

景帝自建国之初，就注意克服正统时期的各种弊政，励精图治。景泰二年，景帝提出：富国强兵的要求，令臣下献计献策。正统时期，奸臣当道，贪图小利，开始与外通好，把敌寇引入京城。危及宗庙社稷。在景帝的要求下，群臣纷纷上书，清理积弊。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 （一） 改良政治

景泰年间的政治改革，基于克服前代积弊，实行新政。

太监在封建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往往借助于皇权，干预朝政。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害国，景帝接受这一教训，对宫中的宦官尤为严格，太监金英是英宗北狩时奉命辅佐郕王的太监，景帝将其禁锢，景泰朝废而不用。景帝对宦官下了禁约，使他们接受教训，不敢肆意妄为。明代思想家李贽指出：“陛下左右内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绝外人之交，盖能以覆车为鉴也。”正统时，太监王振利用锦衣卫，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景帝即位后，逐步限制锦衣卫的活动。

景泰元年正月，有人控告锦衣卫“多为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辨理。”对其如此害民，景帝规定“彼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辨理之。如肆为诬罔，俱重罪不宥。\"景泰三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今后关系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等罪情，有勾结王府、外夷，窝藏奸盗，买卖官吏收财等情形，事情严重者，才可以如实上奏，御史复查真实之后，才可以审问。其他情形，只允许受害人告发，不得要挟复仇，诬害良善。法司审理不可受第三方干预，致有冤狂。违法重情，罪不可恕。景帝对锦衣卫活动的规定、限制，使之难于随意罗织罪名，陷害良善，而只能循规蹈矩地履行职责，让其不敢肆意妄为了。

正统时吏治败坏，在官既没有廉耻之心，理政只有肆贪淫之志，致使官场酿成污浊之风。景帝很重视澄清吏治，认为“国家以民生为重，君臣以政理为先。政失其理，民生何由而遂？”为此，想要整顿吏治就必须有一套合理的选官制度，对此，景帝令礼部集议，根据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今后如若郡守、御史有空缺，由吏部公选推举；布政使、按察使有空缺，由三品以上官员保举，如果有不公的地方，六科十三道可以共同上凑弹劾。官多扰民，严加裁汰。景泰七年八月，景帝下令裁汰天下添设官员，命令吏部会同户部、兵部、工部，共裁次了浙江等布政司、府、州、县添设的管粮、抚民、巡河海、管民壮、整理文书等项官吏一百七十八人。这一举措，防止了官僚队伍的扩大。

• （二） 发展经济

景帝在位期间，注意克服经济制度中的积弊，劝课农桑，保护小农经济，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马政是明代百姓的沉重负担，马政之害，表现在俵马之官乘机敲诈勒索，“江北俵马之役，最称苦累;而寄养之户，尤多败困。要其所以，则侵渔多而费用繁也\"。景帝即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以克服。正统十四年十二月颁诏天下，严禁典牧之官科敛害民。废止每年印俵马匹派遣侯、伯、内官的成例，每年印俵马匹仅派御史负责。御史品级不高，不敢任意勒索，更不能像权贵一样横行不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养马之家所受的科敛之害。最泰三年三月，根据太仆寺卿李实的奏诸，规定“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四从而解决了不合理的赔补问题，使马政渐趋合理。同时还废除了洪武时设立的粮长制。

景帝注意保护小农经济，限制土地兼并，多次勒令兼并之家将田产还给原主。京师附近的顺天、河间等地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田土被官员私自占取，或为草场，或立庄所，动计数十万顷。间接小民纳粮地亩，多被占夺，每年赔粮草给他们。对此，景帝敕令归还所占田倾给老百姓，这一举措施和规定，尤其是令兼并之家退还其所占的田地，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兼并的发生，维护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就安定了民生，发展了生产。此外，景帝还多次敕令地方官吏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劝课农桑，各级官吏、里老者谕乡村，除士、工、商外，人人都要及时耕种；鼓励垦荒;鼓励因地制宜，适量种植桑、枣、漆、柿等作物，并以农桑考核各级官吏。这些规定，尤其是设置专职官员，鼓励了荒田的开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三） 军事改革

京军是明代重要的作战力量，分为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分别有总兵统领训练。平时五都督府掌管着其军政，兵部负责调动，战时则临时选将统兵作战。但此中有着很大积弊，调兵时效率低下，不同的军队有不同的规矩，各个军队首领互相都不认识，形成了一种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现象，强弱不分，对于突发状况很难应对，为此，在瓦剌不断骚扰的情况下，为了备边，景帝听取于谦建议，让军队采用团营的训练方式，虽然是临时的战前训练，但是贯了彻兵将相识的主张。可以说这是兵团制的诞生萌芽。

景泰二年五月，在景帝“富国强兵”的要求下，于谦召集兵部、五军都督府、总兵官等人讨论“军马如何可以战无不胜”的问题，并提出了实行团营制的主张，得到了景帝的支持，进行了影响较大的京营制度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第一，建立团营，选拔三大营精兵十万。第二，总结与瓦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安营及作战的方法。第三，进行实战性训练。第四，规定各级军官伴的数量，限制私役军士的发生。

这次军事制度的改革，有着长远的影响。这次军事改革使兵将相识，加强了军队的实战性训练，提出了合理的作战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力。对此，《明史》评价:“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有人认为，这一改革虽然没有能够遵循祖宗之法，要以此兴除积弊，振弱为强，足以让内忧外患的大明振作起来。可以说这次重大军事制度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浮人语

综上所述，景帝继承了民本传统思想，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在土木之变、宗社几危的关头，他坚决主战，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义安，再造功良云伟。其后又采取一些措施，克服社会积弊，使景泰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出现了中兴之治。当然，景帝在位期间，也劳费民财兴建寺庙、大量度僧等，尤其是在处理太上皇及太子问题上颇有失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以至于因此而失去了宝座，身死西宫。

参考文献：

《英宗实录》 《明史》 《继藏书》 《明经世文编》 《明书》 《国檀》 《于忠肃公集》《天顺日录》 《古穰杂录》 《锦衣志》

明英宗朱祁镇，明朝唯一一位两次在位的皇帝。在位的两段之间，是他的弟弟，明代宗朱祁钰在位，年号景泰，为明宣宗次子。然而同父异母的两兄弟势如水火，哥哥给死去弟弟的谥号为“戾“，谥法解曰：不思顺受，显然是对其贪恋帝位行为的愤恨。愤恨到哥哥将弟弟的陵寝逐出了家族墓地，孤零零地在北京西山。然而清朝所修的明史，对其评价颇高：

《明史》：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

过失

纵观明代宗朱祁钰一生重要的功过得失，最主要的恐怕要围绕继位展开。

公元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哥哥朱祁镇被俘，改变了朱祁钰闲散王爷的身份。太后及大臣们为大局着想，以“国有长君，社会之福”，立朱祁钰为帝，是为明代宗，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一时间，朱祁钰由皇帝“替补”变成了正选，变得欲望不能。不仅对于被俘的哥哥不闻不问，对于大臣们迎回“太上皇”之事，颇为不高兴，消极对待，任由其自生自灭；而且也积极为儿子谋求太子之位，造成了朝廷内部一定的动荡。

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怿,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兴安传》

另一方面，虽然也先优待俘虏，但被俘的明英宗，由一国之君变成了阶下囚，又远在异国他乡，心境肯定是凄凉的。这边不仅要忍受这般奇耻大辱的折磨，那边还得忍受弟弟的抛弃，像断了线的风筝。就是返回了大明，朱祁镇也受到弟弟的软禁，严密监视，伙食相当差，需要钱皇后组织宫女做点针线活，交由太监变现，改善伙食。

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万历野获编》

一家时刻有生命之忧，仅就这点而言，是朱祁钰的过失。

功绩

至于说功绩，在明英宗被俘，群龙无首之时，朱祁钰敢于承担这份重担，有了主心骨，凝聚涣散的人心（这点后面有分析，姑且不论），为此朱祁钰采取了：

1、肃清王振势力。英宗时，王振一派势力煊赫一时，把持朝政，各项政务都受到掣肘；

2、反对南迁的提案，启用于谦担任京城指挥官，树立其权威，采纳调集各地军队进京勤王。

在取得京城保卫战之后，着手重建防御力量。首先，采纳建议，重新取得独石、龙门等八处防守关隘的控制权，以此为依托，作为防守瓦剌部的屏障。其次，改革京营的军制，挑选10万精壮，分为5营团操，叫做团营。一改过去三大营总兵间，互相不统一的问题。短时间内，提高了战斗力，使得“土木堡之变”损失的军事力量，得到一定回血。

此外，代宗任命“土木堡之变”中，提出南迁受到非议的徐有贞，担任佥都御使治理黄河水患。徐有贞到任后，实地勘察，提出设置水门、开凿支河、疏浚运河，以疏塞浚并举的方法，一举解决了水患。在此后30余年中，未有大的水患发生，也是代宗知人善任的体现。其广开言路，招贤纳士，较之英宗宠信宦官，政治比较清明。

辨护

上述所说敢于承担重担，或许有人会质疑那是朱祁钰作秀，如同其躲进王府，非得于谦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还望殿下以国家为重”。才肯继位。但有两点要考虑：

1、按照《罪惟录》的说法，朱祁钰生母原是汉王府女眷，受到汉王造反牵连，后被宣宗皇帝赦免，收藏在宦官家中，生下朱祁钰，宣宗临终之前才托付太后照顾他们母子，才公开身份。就是说继位之前，朱祁钰身份特殊，一直住在宫外，不具备做皇帝的基本素质，也没经历过大场面，养成了慎小慎微的性格；

2、还是以郕王身份摄政之时，众官员群殴王振党徒，吓得朱祁钰转身想跑，还是于谦拉住他，要其免去官员的罪责，过程中把于谦的袖子都扯破了。史书记载这段：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如此，当众人要其继位之时，朱祁钰躲进王府，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这是本色演出。因为其不知道怎么收拾烂摊子，更进一步就是他不愿意成为瓦剌的打击对象。故当他在于谦劝说后继位，是勇于担当。

后记

至于之后朱祁钰，后面的贪恋帝位，那是人性。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的贪婪一旦开启，便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发不可收拾，经受磨难远比经受诱惑来的容易。远古时期常有禅让的案例，广为传颂。一则是确实这些人具有高度的自我修养；其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一句，有没有是这些人没有经受过高度物质诱惑的缘故呢，还在那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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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在“土木堡之变”后，被大臣于谦与孙太后的极力拥护下，登上皇位。他是政治形势的产物，是一位悲情的人物。可他的功绩不是可抹灭的。临危受命，削平惑乱，使百姓安居乐业，稳定局面。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小人趁机作乱。

一、明代宗被政治形势下，登上皇位，坚守北京保卫战

公元1449年，土木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北京,使明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了亡国的危机。在一片恐慌气氛中 ,翰林侍讲徐有贞 提出迁都南京以避瓦剌, 但遭到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

于谦指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 天下根本 ,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

在于谦等人的坚持下, 明廷最后决定通过抗战救亡图存。抗战路线一经确定, 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便是明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皇位空虚问题 。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时明英宗已成为瓦剌人的俘虏 ,但名义上仍是明朝皇帝 。明朝如不能尽快立一个新皇帝 ,瓦剌人不仅可以拿明英宗要挟 ,甚至可以用明英宗的名义向明朝官员、军队发布命令 。

这对明朝的抗战活动显然极为不利。而且, 封建统治的基本要求是国不可一日无君,没有皇帝, 明朝内部的稳定也难以维持。然而由谁来继承皇位呢 ? 明朝皇位继承的一般原则是:有嫡立嫡, 无嫡立长 , 兄终弟及 。按照这个原则,皇位自然应该由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浚(后改名为见深)继承。可是朱见浚当时只有三岁,完全不具备处理国事的能力 。

当瓦剌军队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 、明朝存亡系于一线之时 ,立这样一个幼儿作皇帝显然不合适。处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拥有决定权的孙太后(明英宗之母)尽管在内心十分希望由她的长孙朱见浚继承皇位 ,但也不能完全无视抗战的需要,于是她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 ,即 :让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史称景帝 ,年号景泰)继承皇位,同时将朱见浚立为太子,并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从表面上看 , 孙太后的这个办法既可满足抵御瓦剌人的现实需要 , 又可保证皇位最终由明英宗的儿子继承 ,似乎十分周到 。然而实际上 ,当她做出这一决定之时, 已经触犯了封建制度的大忌,并埋下了未来皇权之争的祸根 。

二、明英宗的回归，代宗心存善念，只是囚禁，皇权争斗激烈，夺门之变，明代宗惨败

景泰元年八月 ,瓦剌太师也先在军事上屡屡受挫、明英宗失去了利用价值和瓦剌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 ,欲将朱祁镇送回明朝国内 。

从伦理上讲 ,明廷对此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然而朱祁钰此时更关注的却是如何才能保住意外得来的皇位。他知道, 英宗回国后必然对其皇位构成威胁,所以对此事多方加以阻挠。

当廷臣奏请派使臣往迎英宗时, 他恼火地说:“当时大位 ,是卿等要我为之 ,非出朕心。” 直到于谦说:“大位己定, 孰敢有议 ! 但欲答使尽礼纾边急耳。”朱祁钰才说:“从汝 ,从汝 。”但即便如此 ,明朝连续两次派出使臣 ,朱祁钰的诏书中仍未提及迎归明英宗之事。

只是由于也先求和心切, 加之明朝使臣巧言善辩,明英宗才得以回国。明英宗即将到达北京之时 , 明廷内在迎归仪式和安置明英宗问题上又出现了严重分。

很多大臣从道德伦理和国家声誉考虑, 认为迎归仪式应隆重 。而朱祁钰则力主简化仪式 , 淡化影响。最后 ,迎归仪式非常简单 ,只派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迎至北京后, 也只是在东安门草草举行了一个授受帝位仪式, 之后便将明英宗送进南宫 , 实际是将其禁锢起来了 。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朱祁镇复辟 ,朱祁钰还严禁他和廷臣交往 ,并派人对南宫严加监视 。

在明代宗执政的八年时间里，知人善人，广开言路，重用于谦，使百姓安居乐业。对朝内消除阉党势力，稳定朝局，使大明江山转危为安。

在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突然得了重病。皇储问题，再次面临选择。直到16日后，朱祁钰的身体康复。就在第二天早朝时，发生了夺门之变。

明英宗与孙太后显然早知此事，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幕后策划者。《明史》记载：徐有贞得知石亨等人的计划后，问石亨“南城亦知之乎？”石亨说“一日前已密达之。”

朱祁钰之死，有很多的文献都将其归于疾病，并称明英宗复位后，很关心朱祁钰的病情。从夺门之后以来，朱祁钰的病重还没有快要丧命的程度。

明代陆釴更明确说：“景泰帝之崩，这宦官蒋安以帛勒死。”由于可见，明英宗关心朱祁钰的病情，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说明代宗寡恩薄情，那么明英宗与孙太后更为残忍。

明代宗去逝后，明英宗不允许他葬进明十三陵。朱祁钰也是明代皇帝唯一一位没有葬入帝王陵寝的皇帝。

明代宗的功绩得到后世之人的认可。吴晗:\"景帝是个好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总结：明代宗在北京保卫战，使大明江山转危为安。临危受命，削平祸乱。让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是一位明主。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太过仁慈，历朝历代皇权争斗，都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

明代宗朱祁钰的人生可以说是大喜大悲，在不想当皇帝的时候被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享受权力带来的美好时又被人无情的剥夺了一切。他在位的时间正是明朝风雨飘摇的时候，期间的一些措施对稳定朱家王朝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位后期的一些行为如更换太子，圈禁英宗等，令臣民失望，给了英宗复辟的机会。下面简要介绍其功过。

一、挽大厦之将倾。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入侵大同，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包围，大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太监王振及从征大臣英国公张辅等50余人遇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立英宗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在于谦等主战派大臣劝进下，朱祁钰于九月初六即位，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稳定了人心，也使所俘的英宗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挫败了也先用英宗胁迫明朝就范的目的。

朱祁钰重用主战派大臣于谦，为居守京师做了大量的军事准备。

10月，瓦剌兵临京城，13日双方发生了激战，于谦、石亨在德胜门击败了瓦剌，后来瓦刺败走。

景泰元年（1450）八月，也先送还了朱祁镇，明朝对瓦刺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克服弊政，励精图治

景泰二年（1451），景帝根据征询到的意见，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变革:

1.政治上，改变正统年间的一些弊端。

景帝朱祁钰接受太监王振专权害国的教训，严禁宦官擅权。他将擅权的太监金英抓起来严办。”景秦二年春，奉御善增在监督兵马操练的时候，与大臣勾结。景帝接到举报后，立即将其治罪。景帝对宦官的禁约颇有成效，他在位期间，太监不敢肆意妄为。如景帝的亲信太监兴安，守本分，而且多次出言保护于谦。

景帝很重视清吏治，他认为:治理好国家，首先要选拔合适的官员，有了合格的官员，政事才会处理得当。因此，景帝积极探求一种合理的选官制度。

在永乐年间，地方官有空缺，由吏部选择贤能之人推举，御史出现了缺口，由吏部从进士中推选。

到了宣德年间出现了大臣直接推荐的情形，于是显现了走后门拉关系的风气。对此，景帝决定“今后方面、郡守、御史有缺，吏部从公推选务在得人。若有不公，六科十三道其劾奏之。”后来在任命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时候，采用了有三品以上的官员联名担保的形式。

由于景帝重视选贤任能，当时所选官员是比较恰当的。

2.经济上，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景帝在位期间，保护小农经济，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景帝多次令地方官吏发展农业生产。景泰四年十月，敕谕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劝课农桑，人都要及时耕种，鼓励开垦荒地，鼓励因地制宜。这些规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景帝限制土地兼并，多次勒令兼并之家将田产还给原主。京师附近的土地兼并严重，对此，户部提出丈量这些地方的土地，多占的要退还给农户。景帝同意了这一主张，缓解了土地兼并。

景泰二年，外威汪泉侵占了大量土地，景帝知道后下令将汪泉侵占的16320顷土地，还给原主人。这一措施，不仅打击了汪皇后家族，也震慑了其他权贵。

这些措施和规定，有一定程度上土地兼并的发生，维护了小农的利益，安定了民生，发展了生产。

3.军事上，改革京营制度，确立了团营制。

明朝的京军分为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总兵官负责训练，五都督府管理日常事务，兵部负贵调动，战时则临时选将统兵作战。

这一制度的弊病在于统兵将领不熟悉部队情况，号令不同意，容易误事。于谦奏请团营训练。

景泰二年五月，在景帝的支持下，于谦对京营制度动了大手术，其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 第一，建立团营，选拔三大营精兵十万。分五营训练，每二万人为一营。毎一队五十名，一人管队，毎二队又立领队官一员；毎千人设把总官一员；毎三五千人又立把总都指挥一员。其管队、把总、大小总兵官量才录用。

• 第二，总结了与瓦刺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安营及作战的方法。

• 第三，进行实战性训练。

这次军事改革，使兵将相识，加强了实战性训练，提出了合理的作战方法，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力。

景帝在位期间，注重克服前代各种积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使景秦朝致治较为清明，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军事制度的改革，增强了明军的战斗力，使景秦年间“渐开中兴”之治。

三、贪恋帝位，虐待兄长，造成夺门之祸。

皇帝的宝座改变了朱祁钰最初谦让的态度。登基不久他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他决定到手的权利不会轻易让出去。

1.对待兄长薄情寡义。

在迎接朱祁镇回京的问题上比较消极。

朱祁钰的心思应该和宋高宗赵构有些相似，都不希望被掳走的皇帝不要回来。否则一旦英宗朱祁镇回京，自己的皇帝是让呢还是不让？让出帝位自己舍不得，不让呢？合法性就会被质疑。

为此，朱祁钰在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回京的问题上特能装傻。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也先表达了送英宗会京的意思，愿意与明朝讲和。

景帝朱祁钰怕哥哥回来来抢他的皇位，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朱祁镇，于是景帝就召群臣商议，吏部尚书王直奏说:“太上皇蒙难，应该早日迎回。”朱祁钰听了很不高兴，说:“我不是贪恋这个位置，是你们强迫我做的，现在你们要迎回太上皇，你们什么意思？!”群臣听了不知所对。于谦说:“皇帝的位置已经这样了，谁敢提其他的建议？”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决定安排使者出使瓦剌。但是使者李实带去的敕书里却没有迎回太上皇的只言片语。李实只能探望了一下朱祁镇就回去了。

然而，在蒙古瓦刺方面，也先觉得人质朱祁镇已毫无用处，决意要送还给明朝。于是，不久之后出使瓦刺的都御史杨善，这次的敕书依然没有迎回朱祁镇的语言，杨善把英宗朱祁镇带回到北京时。朱祁钰派到居庸关迎接“太上皇”的礼仪是:“用轿一乘，马二匹”。杨善也没有得到他想象中应该得到的奖励和升迁。此后数年，朱祁钰将长兄朱祁镇囚禁在南宮，为了防止他与外人联络，朱祁钰派人将南宫大门的锁用铅水堵死，将周围的大树全部砍掉了。并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也不许朱祁镇和廷臣交往，防止朱祁镇和群臣联络进行复辟活动。

2.改立太子，大失臣民之心。

景帝朱祁钰一直想废掉皇太子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苦于找不动正当的理由。太监王诚、舒良为朱祁钰出了一个主意，在“易储”前，先对大臣们加官晋爵和赏赐金银，进行笼络，堵住他们的嘴巴。朱祁钰先后将都御史杨善、王文，阁臣陈循、高谷、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或加官进爵或赏以财物。朱祁钰看到时机差不多了，就提出了改立皇太子的建议。

据说，讨论易储时，景帝朱祁钰命大臣分成赞成和反对两部分，而当时的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投了赞成票。然而，反对的人也不少，如刑科给事中林聪坚决不不署名。朱祁钰在易储上的做法，大失人心。

泰八年(1458年)朱祁钰病重时，徐有贞联合石享、宦官曹吉祥等人发起了一场政变。正月十六日晚上，他们率领大约400名禁军赶赴南宫，砸开门锁，将不知所措的朱祁镇用轿子抬着，夺东华门进入皇宫，清晨，“太上皇”朱祁镇临朝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也称为南宫复辟。不久，病重的景泰帝朱祁钰死于南郊的斋宫。

明代宗朱祁钰是明朝皇帝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存在，被废除过帝号，又被恢复过，也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唯一没有安葬在十三陵的明朝皇帝，原因当然是他和兄长明英宗之间的皇位之争。

明代宗朱祁钰对于明朝的延续来说，很明显是有功的，公元1449年年，“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本来被俘的明英宗是留有儿子在家，并且已经封为皇太子，是法定继承人，但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却担心皇帝年纪太小，不足以领导军民抵抗瓦剌大军，所以坚持拥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继位，以成年藩王继位来安抚军心、民心，并带领大家赶走瓦剌人。

朱祁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外藩的身份继位，他在位期间最大功绩当然就是放手使用于谦，并且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大家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成功的将外敌赶出长城外，还将瓦剌人准备利用被俘的明英宗进行的各项阴谋一一击败。

至于后来和回到明朝的明英宗之间的纠葛，实在是很正常，朱祁钰本来是没有机会当皇帝的，也早早的出外就藩（就是封藩在北京附近），只不过因为意外才当上皇帝，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谁当了皇帝后还愿意退下来。

甚至于朱祁钰还为了皇位就在他这一支传承下去，贿赂百官，想把皇太子换成他自己的儿子，这些行为都是正常的行为，既然让他上去了，他就该为皇位和后代着想。而且朱祁钰也算不错了，关了明英宗七、八年，却始终没有对这位对他的皇位威胁最大的人下手，即便他的儿子已经夭折的情况下。

当然，他最后被颠覆也是因为儿子被夭折，他绞尽脑汁才立为太子的唯一的儿子不幸病死，然后他自己也病重，这就不怪底下人起不好的心思。总得来说，明代宗朱祁钰的上位是明英宗自己折腾出来的意外，不是自己要争的，被赶下台也是意外，谁让他没多生几个儿子备用？

被囚禁俩了多年的明英宗对他的怨气很大，在朱祁钰死后下诏书严厉指责他，给他“戾”的谥号，还不准他葬入十三陵。好在后代皇帝都知道他扶危定难的功绩，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时就已经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南明时，弘光皇帝继续追谥，不但完整的给了他17个字的皇帝谥号，还追加了“代宗”的庙号，也算是给了朱祁钰正确的对待和承认。

朱祁镇、朱祁钰说起来，朱瞻基（宣德帝）实在不是一个好父亲，虽然他在治理国家上，表现出突出的功绩，但可惜在子女的教育上，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朱瞻基去世的时候，朱祁镇作为长子才8岁，朱祁钰只有7岁。这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深宫之中长大，根本不懂得如何治国理政，在正统年间，完全是靠着内阁以及张太皇太后才撑起来的，朱祁镇崇尚祖先丰功伟业，结果在土木堡一战，落了个全军覆没，是整个明中期颓丧的罪人。直到复辟以后，才略微得到一些经验教训。从表面上来看，朱祁钰的功绩比朱祁镇更大一些。虽然他在位只有8年的时间，但国家因此而欣欣向荣，有了一丝生机。

第一、土木堡之间以后，朱祁钰在朝堂稳定局面，收拾人心，起到积极的一面，这一点有助于于谦在后来北京保卫战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政治上，朱祁钰极力消除宦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任用贤臣，使得朝堂上的政治风气得到显著的提高。
第三、自景泰年间，全国各地爆发水患等灾祸，对于受灾严重的地方，分别予以不同的减免赋税，为了节省开支，他下令从后宫中节省吃穿用度，并派专人治理水患。使得大明王朝30多年再也没有大的水患爆发。

在整个大明王朝的十六个皇帝中，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存在，就是明代宗朱祁钰。朱祁钰本来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二个儿子，在自己的哥哥朱祁镇当上皇帝之后，他被封为亲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朱祁钰应该就此富贵一生，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在瓦剌也先入侵的时候，明英宗朱祁镇轻率地率领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这个地方被也先击败，几乎全军覆没，而作为皇帝的朱祁镇则被瓦剌军队给俘虏。也先在得到了明朝的皇帝之后，自然把他当做奇货可居，打算利用朱祁镇作为人质，从大明朝获取巨额的好处。

如果这样的话，当时大明江山确实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坚决立朱祁钰为新的皇帝，断了瓦剌的念头。本来没有任何可能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因为这次意外发生，最终被大臣推举出来，登上了皇位。不得不说权力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诱人的东西，朱祁钰当上皇帝之后自然就不愿意再下台，所以也不愿意赎回自己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

不得不说，朱祁钰当皇帝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功绩的，至少抵御了瓦剌的入侵，避免了明朝短期灭亡。同时他在朝政上，任用于谦等大臣，虽然称不上大治，但是也算得上是比较清明的时代。不过朱祁钰的命实在是不大好，他的儿子在他当上皇帝之后不久就夭折了，而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年仅30岁就英年早逝。因此朱祁镇很快得以复辟，并且将朱祁钰在年号给砍掉，草草的以亲王之礼安葬。朱祁钰之所以短命，恐怕也是因为他在皇位上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假如他没有碰到这件事情，一直当亲王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能多活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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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朱祁钰，一位本来与皇位无关的王爷，却因为“土木堡之变”被推上皇位这个令万人羡慕的座位。朱祁钰在这个座位上坐了仅仅八年，八年内，立下自明成祖朱棣篡位以来，最耀眼的功绩－保卫北京城，补了自己哥哥朱祁镇捅下的娄子。也糊涂了一回，不遵守约定，废掉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功绩

“土木堡之变”后，刚刚上位的朱祁钰，面临着一个关于明朝未来国运的严峻问题，那就是迁都或者不迁都。“土木堡之变”中，北京三大营20万精锐全军覆灭，留守京城的话，未必抵挡的住士气正旺的蒙古大军。南迁的话，就会丧失差不多半壁的江山。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的早晨，明朝展开了关于迁不迁都朝会。朝会之上，大部分人选择了迁都，少部分人选择坚守。在两派人喋喋不休之际，兵部侍郎于谦，以北宋南迁，“靖康之耻”，来说服众臣。突然间风云转变，大部分人站在了于谦那边，少部分人依旧选择迁都。

不管多少人选择迁都还是坚守，抉择权终究只在皇帝朱祁钰的手里。迁都的话，将会丢失半壁江山，保住性命。而不迁都的话，一旦京城被攻破，朱祁钰自己就得成为蒙古军的俘虏，遗臭万年，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在坚守可能丢失性命，迁都则能保全性命的两种选择下，朱祁钰选择了站在于谦，可能丢失性命，但依旧要坚守北京城，誓要和京城共存亡。备战！迎战士气正旺的蒙古大军！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管保卫京城的战事。

朱祁钰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蒙古大军来犯之际，于谦带领京城九门将领守住了京城，守住了大明王朝的颈椎，全城上下一片欢呼！朱祁钰的这个选择，彻底影响了大明王朝未来的命运。

过失

朱祁钰在皇位上坐久之后，对皇位产生了依赖感，虽然自己的哥哥朱祁镇已经回来，但朱祁钰丝毫没有放弃皇位的打算，甚至还把自己的哥哥囚禁起来。被野心冲昏了头脑的朱祁钰，除了将自己的哥哥囚禁起来，还打通内阁成员和众大臣， 背弃当初和孙太后定下的约定，废弃了朱祁镇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太子。虽然朱见济仅仅被立为太子，两年后便去世，但朱祁钰被野心冲昏头脑，不遵守约定的行为，永远的载入了史书之中。

明代宗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时，并最终在大明铁血宰相于谦的辅助下，力挽狂澜，挽救了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因此，朱祁钰的功绩绝对是远大于他的过失。

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不听百官劝谏，在奸宦王振的教唆下，率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导致土木堡之败。此战，明朝大军几乎全军覆灭，随驾的文武百官也多半殉难，而朱祁镇自己更是沦为瓦剌俘虏。

在此生死存亡的为难之际，明代宗朱祁钰被太后和于谦推上皇座。即位后的朱祁钰一改之前懦弱怕事的性格，他一方面通过整肃内部，惩治奸佞，安定了京师的人心；一方面又将北京城防交给于谦，让其组织防守，指挥守军抗击进犯的瓦剌大军。最终，取得了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挽救了大明王朝。

虽说，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确实挽救了明朝的危局，但当时摆在朱祁钰面前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土木堡之败，让明朝自洪武到仁宣以来八十多年积攒的国力亏耗严重。并此外，由于大量随驾官员、勋贵的死难，更是对明朝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朱祁钰在位虽然只有短短八年，但他在位期间广开言路，招贤纳士，通过提拔和选任新晋官员，逐步重构明朝的管理体系，使得吏治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朱祁钰为了尽快恢复国力，在经济上采取相对舒恕的政策，与民休息，加快恢复生产......在他的励精图治下，明朝国力得以恢复，渐有中兴之势。

至于朱祁钰的过失，正所谓：“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朱祁钰也是人，他也难免会犯错，在对待自己的哥哥朱祁镇等方面，确实存在过失。但这其中，更多却是朱祁镇刻意抹黑他的。比如，在《英宗实录》中，对朱祁钰的评价，甚为刻薄。当中记录他：

“废储败常，信任奸回，居妖妓，礼胡僧，滥赏枉费，急征暴敛，秽德彰闻，上天屡戒，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深”。

朱祁镇南宫复辟后，更是怒斥其“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总之，在朱祁镇眼中，这位弟弟就是十恶不赦，以至于直接他的帝号都给废了。

很显然，朱祁镇的这些所谓的“罪状”，其实基本上都是捕风捉影，甚至是他主观臆造的。即便是朱祁钰备受后世诟病的对待英宗方面，很多也都是朱祁镇在复辟后，刻意夸大的。试想想，要是朱祁钰真想要朱祁镇死，他能活到南宫复辟那时吗？

事实上，“力挽狂澜、中兴王朝”的朱祁钰，其个人功绩要远胜于那个“宠信奸宦、丧师辱国”的朱祁镇！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本文作者：过客

明代宗朱祁玉这个皇帝也是当的比较憋屈的，先是不情愿的当了皇帝，后来想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却被文官百般阻拦，后来儿子早夭，自己重病被政变搞下台，死后被他哥刨了皇陵，帝号也被他哥削了，真的是一个比较惨的皇帝了。

没有功劳但是也有苦劳吧，况且朱祁玉开始又一位有功绩的皇帝。

那么来看看明代宗朱祁玉在位时有何功绩。

我们知道明代宗上台是因为他哥土木堡兵败被俘，当时瓦刺紧逼明廷，而朱祁玉上位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击退了也先，迎回了明英宗朱祁镇。最起码是暂时解决了明朝的外患。

而在内政方面朱祁玉用人还是非常靠谱的，不像他哥朱祁镇用宦官王振差点把天下都输掉了。

在朱祁玉在位期间，当时朝廷有于谦、彭时、王文、王越等一大批能臣，王越更是在明朝罕见的以文官封爵的能人。在王越当政的时候，明朝的太监势力收到了很大的压制。所以在用人方面朱祁玉做的还是比他哥要靠谱的多。

对于明代宗朱祁玉的评价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明代宗在位虽然算不上是英明神武，但至少是知人善任，危机来临是敢于大胆放权于谦，挽救明朝于危难之间，虽然有自己的私心，但总归是没有失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