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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拿几件“小事”出来对比一下,不难发现清末与汉末、唐末的不同。

兵权:拒不交兵的董卓和主动裁军的曾国藩,他们背后的底气不同

汉末,朝廷以董卓久据凉州,决定改任董卓为并州牧。

董卓拒绝交出部队。

清末,曾国藩攻破天京后的第17天,朝廷与他就达成了裁军方案,随后的2年,12万湘军逐次被裁。


诚然,武人董卓与儒者曾国藩个人特质不同,他们的主观选择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不可高估。曹操、刘备们并非一开始就存异心,满清大员们未必死心护清。关键还是:形势!

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董卓在被任命为并州牧,卸任凉州牧后,他的凉州军依然跟着他有饭吃!

曾国藩呢?裁军期间,尽管他依然是两江总督,但湘军依然粮饷不继,闹出过“索饷事件”(曾国藩裁军,虽出自愿,也属无奈)!


东汉时期,主要的经济命脉把握在各地豪强手中,离开了中央财政,擅长“结交豪帅”的董卓,养活一支军队并没有压力。

督抚虽然管着数省,但他与各省巡抚并无隶属关系。总督主要把管军事和监督,至于财政,他只能在战时进行调拨!因此, 太平军打完后,他连钱都搞不到了···

现在普遍把1862年曾国藩的到总督任命视为“兵为将有”+“掌握地方”的结合,认为这是地方分裂的开始。

事实上,曾国藩能全权负责的,只是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谓“全权”,只是战时的临时举措。一旦太平天国灭亡,这些“优惠”都收回了。

曾国藩们要搞割据,是没有经济基础的!

嚣张的王重荣与无奈的“中兴名臣”:稳固的根基很重要!

比起唐末的军阀,董卓还算是讲规矩的。好歹他是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命令才敢入洛阳,才有机会趁机作乱。


黄巢起义后,河中节度使和宦官田令孜闹翻了。朝廷下旨要他移镇。结果,老王干脆和河东李克用一起闹事,天子和田令孜一起跑路!

对于后来闹翻天的节度使,一开始大唐是能控制的。初时,大唐坚持“不久任”、“横向制衡”的原则,因此,尽管节度使权力大,却无法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大清也是用这两手,控制住了地方实力派。

1、不久任。

比如:曾国藩。

曾国藩1862年做两江总督,镇压完太平天国,1865年,去镇压捻军(所率多淮军),1867年,直隶总督,1869年,调回两江总督。


左宗棠、李鸿章也类似。调来调去,防止坐大!

据统计,清朝后期,共计119个督抚,其中,任职2年以下的有80%!其中,55%的总督,49%的巡抚任职在半年以下!

如此短的时间,督抚们即使是把事情理顺,正常施政都有困难,遑论培植力量对抗中央了。

2、横向制衡。

与大权独揽的东汉州牧、唐末节度使不同,大清的权力体系相对完善。


地方上主管财政、民政、司法等职的官员,既受督抚监察,也直接受朝廷控制。

同样,在战时,这些权力部分下放,战争一结束,中央又收回了相关权力。

当在湖北经营了18年的张之洞调走后,他曾经和袁世凯“吐槽”:继任者赵尔巽轻易地更改了他的部署、经营。


经营了18年,湖北依然不是张之洞的地盘!

正因这套权力制衡体系,虽因各种阻力、利益关系磕磕绊绊,但仍然使督抚无法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生杀予夺。

大英的钱


如果军队闹事,夺些地盘,制衡啥的都是扯淡。要不然,洪秀全是怎么蹦跶这么些年的?

古代社会也是如此,不要说王朝末期了,就是在武则天时期,也有不少地方反抗中央者。

因为:农业社会,田地就是钱!有了地盘,就有了钱!

可是,近代社会:钱在客户手里!

在那个“出口创汇”或“扩大内需”还遥远的时代,最大的客户,是列强政府!

说直白点:列强认为谁能帮他们打开大清市场,就愿意选谁做“伙伴”,就会“下注”给你!

对于近代化军队来说,没钱,就什么都没有。


左宗棠、李鸿章打仗,要找洋人银行贷款!

从1840年开始,英国就在对大清的侵略中战局了主导地位。

与日俄不同,英国在大清的主要利益是贸易。


英国通过苦心经营,对大清的经济控制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贷款,他们可以直接控制大清的许多主权(而不只是地方权力),对他们来说:一个羸弱而统一的中国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

因此,大英等列强对大清的支持,也是大清中央对地方掌握绝对优势的关键!


袁世凯逼清皇室退位,“突破口”,也是钱。

袁世凯说:“现在要和革命党打也可以,要军饷!现在,各国都不给我们贷款了。我们没钱,怎么办?”

不符合地方利益

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割据,一定是符合当时地方实力派的利益。

比如:汉末的地方豪族(庄园经济可以自给自足,地盘就是经济利益);唐末的藩镇牙兵(希望保持割据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东南互保”,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地方分裂的象征。


“东南互保”,固然是地方利益集团与大清中央之间矛盾的表现,但是,却没有形成“军阀”。

东南互保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很快被调回直隶、张之洞调回中央、许应骙被开缺···

显然,所谓的地方实力派,不是指这些地方大员,而是地方的经济利益集团。

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是他们的诉求。

同时,一旦国家分裂,洋人对各地影响力将更大,不利于他们的利益。


因此,当大清风雨飘摇,他们东南互保,甚至提出了李鸿章做总统的替代方案。

可是,一旦大清与列强言和,缓过来,他们也不会冒险对抗中央!

同归于尽

最终的大清,死于中央与地方的同归于尽。

大清新政后,满清贵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在一连串的集权操作下,地方上没有了强势督抚,而朝廷的新一代贵族也无力掌控军队。

最终,军人冒了出来。


最后各省纷纷独立后,大多数省的领导是新军将领或北洋军人,而不是大清地方官!

换而言之,中央收回了军队的权力,却无法调度,地方原本有一些强势督抚可以控制局面,权柄却被收走!

最终,大清无能为力,只得退位!

作为最后一个封坚王朝,大清的统治能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他可以避免自己走上汉、唐时期地方混战的局面。但是,该来的总会来,一个已经无法保护人民的统治者,他能躲过汉唐的死法,却终究不能躲过最终的宿命。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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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近代百年史,知近代中国落后之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基本上这个王朝不是灭亡就是四分五裂,无一例外。

秦末、隋末、明末是农民起义之后没多久就覆亡了。

而汉末、唐末是农民起义之后陷入四分五裂,诸侯林立的割据局面。

而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居然还坚挺了半个世纪,不能不说是奇迹。

那为什么清末能产生这样的“奇迹”呢?

第一、儒家理学的“忠君爱国”思想

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已经有了实际的割据势力,只不过表面上依然听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已。

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由于湘军淮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数都是读书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所以和清王朝中央政府表面上能保证互相和平。

第二、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中国自信给打没了,这反而提高了民族精英的忧患意识。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为中央帝国,对任何其它国家都斥之为蛮夷,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让部分中国人有所察觉的话,那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八里桥之战,彻底撕下了天朝上国的脸面。

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礼部尚书瑞麟,副都统胜保都是清王朝的强硬主战派,僧格林沁更是少有的作战经验丰富,敢于上阵冲锋,立过赫赫战功的军事将领,在军队里面威望极高,而他率领的蒙古骑兵更是一只南征北战,经过战争洗礼的常胜之师。

就连这支被誉为“清王朝最后的满蒙骑兵”都战败了,而且英法联军基本毫无损伤,这不仅对清王朝是个巨大的打击,而且对湘淮势力具有非常强烈的震撼。使他们对西方列强真正的产生了忌惮。

为了对抗西方列强,国家精英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的,都尽力维护国家统一,共同对抗西方列强,至少让中国表面上维持着统一。

3、西方列强除了日俄之外也不希望中国分裂。

不平等条约需要履行,而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覆灭,他们就无法更多的获取中国的利益,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扶持中国的代言人,而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满清政府就是最好的选择。

总结: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虽然清王朝表面上依然是中央朝廷,但是大权已然旁落,晚清督抚势力大大扩张,严重威胁着晚清中央政府,从“刺马案”到“洋务运动”,再到“左帅征西”,再到八国联军侵华,而东南自保,晚清中央政府的大权一步步被蚕食,最终1911年轻轻一推,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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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的崛起,豪强地主和封建官吏在西风东渐中,认识到了新文明和新技术的到来,为社会转型带来新机遇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打破,流民进入城市,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在城市进行产业集结。交通进入蒸汽时代,银行业集资利用效率加快了,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安置,沿海地区的人更是重洋万里做洋工,洋务运动的篷勃发展,带动了国内各行业,开矿,轮船,铁路,内外贸易,兴办学堂,水电,电话,电报等新兴产业为古老帝国注入了新经济血液。而东汉未年,唐朝未年的经济体制单一,强大的中央集团一旦解体,短期内难以恢复新的社会秩序,各自为政,诸候一方,任由流民作乱,加剧社会蓑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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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思想被统一奴化,文化被严重破坏,没有自信恢复中华,驱除鞑虏。

汉族各派系信奉忠君爱国,不知道爱的君不是正统。也看到天下大乱造成的民不聊生,不忍,委屈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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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太平天国之后,实际上各地已经有了割据的苗头,北洋舰队就是其中的典型,只不过李鸿章本人还算忠心,以至于没有形成实质割据,但甲午战争时期被围困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都得不到山东的支援,实际上就是这种各自为战的恶果。到了庚子事变更是严重,八国联军都打进北京城了,江南各地却宣称“东南互保”,各过各的日子,这其实就已经证明了清王朝的统治力度已经大大下降。后来的辛亥革命,很多省摇身一变就化身革命军政府,也是在这种事实割据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然后中国就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军阀割据时代,各种新旧军阀你唱罢来我登场,也是凭借清末的事实割据状况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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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太平军起义,清廷无力镇压,从而允许地方组织团练,太平天国覆灭后,涌现了一批汉族地主豪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那么为什么在地方武装崛起后,始终没有出现像东汉末年和唐朝末年地方军阀的混乱割据局面,仍然可以维持表面的的统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无外乎——民族危亡。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史,自此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越来越深入,帝国主义的矛盾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个地方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不曾经历的,东汉末年为镇压黄巢起义,中央允许地方自建武装导致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曹操、袁绍、董卓就是典型,而在唐朝末年由于地方节度使也是拥兵自重,在唐中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叛乱平定后,节度使制度也没有改变,使得唐朝末年又再一次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建立后唐的李克用,后晋的石敬瑭等等。而在清末也是出现了许多强大的地方武装,那么为什么没有叛乱。我觉得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日渐严重的民族矛盾,在民族的灾难面前,所有人还是选择了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清朝统治,在根本原则上还是保持了一致。在西方列强面前,尽管中央和地方有着诸多矛盾,但其维护清朝统治的出发点还是一样的。

其次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叛乱还与地方武装首领个人品德操守有关,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地方武装,其装备、训练和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综合优势,使其可以轻松秒杀当时的大清的绿营。所谓胸怀利器,必起杀心,当时的很多人都将异样的眼光投向了湘军主帅曾国藩。在湘军内部,各部将领分别以不同形式,向曾国藩建言,请他独掌一面,与朝廷分庭抗礼。这其中有幅对联最为有名,是“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这幅是号称晚清第一奇男子的彭玉麟所做。当时的东南半壁,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以及湖南、湖北悉听曾国藩号令。近一千五百年来,这些地方一直是中国最精华的地方,晚清政府几乎全部的财赋收入都来自这些地方,倘若曾国藩真与清廷决裂,大清瞬间就会成为一个穷光蛋,后果真的不堪想象。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傍晚,当时还是湘军水师将领的彭玉麟表达完这个意思,曾国藩略一沉吟答到:我已经向朝廷推荐你升任安徽巡抚,你明天就去上任吧,做好大清的官,对得起大清的俸禄。不仅如此,1865年,曾国藩颁布了裁撤湘军的命令,十万湘军复员回家,这也影响了曾国藩后来的学生李鸿章,像他的老师一样,李鸿章之后也把他的淮军交予朝廷,这些汉族豪强最终还是与腐朽的清朝站在一起,维护着清朝最后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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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国藩被儒家思想洗脑,没有称帝的胆量,如果换作曹操,曹丕,朱温,没有儒家思想羁拌,则结局大不相同。不同的人走道相同的地位上,历史结局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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