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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拉着孙子朱允炆。

指着大明版图说:你的叔叔们都被我分封在这里,这里,这里。如果有人造反,叫你叔叔们来就好了。

朱允炆抬起头看着朱元璋问:那如果我的叔叔造反呢?

朱元璋,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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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了巩固、传承自己的千秋大业,将自己的儿子们裂地为王,掌握着地方大权,必要可以领兵“靖难”。为了防止王爷权势过大,形成自己的小朝廷,朱元璋规定必要时,皇帝也可以削蕃。而建文帝登基后,为了巩固皇权,密谋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准备削蕃。而全国所有藩王中,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同时朱棣还是早年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的王爷之一。

燕王朱棣在幕僚姚广孝的建议下,打着“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挥师南下,反抗削蕃,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的最终结果就是朱棣打垮了建文帝,自立为帝,史称永乐帝。

有了明朝这个前车之鉴,清朝的开国皇帝很明显对这个教训铭记在心。

清朝王爷不出京,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可以预防王爷们自立为王,形成自己的小朝廷、私家军队。另一方面,也是限制王爷的权势,不至于威胁到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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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的谋士们在总结历史上各朝代兴衰更替时,一致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弱臣强”,朝廷得不到宗室的藩屏。以前朝为鉴,朱元璋决定建藩。于洪武三年开始,分封诸皇子为亲王,并规定一套严格的封藩制度,在初期确实起到了抵御侵略、拱卫王室的作用。但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为了巩固皇权,密谋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准备削藩。燕王朱棣在幕僚姚广孝的建议下,打着“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挥师南下,反抗削藩,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他担心自己走过的路,被后来的藩王学去。就令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结交地方官员,形成“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这样强化了中央集权,但封藩制度没变一直延续至明末。封藩制度使明朝共有过四次宗藩叛乱,即建文时期的燕王朱棣靖难之役,宣宗时期汉王朱高煦之乱,武宗时期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之叛。

清朝建立后,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藩王势大,不但加剧了国家财政危机,而且威胁皇权。皇太极在位时规定,分封制只实行于宗室,宗室分封的爵位,第一等是和硕亲王,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第三等是多罗贝勒,第四等是固山贝子,以下是入八分镇国公、入八分辅国公,再低的是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地,不建藩国,这种改革的分封制叫做“封而不建”。这样皇子及宗室王公全部聚集京城,王府都设在京城,没有皇命不得离京,以避免皇子在地方拥兵自重;同时军队国有化,军权收归中央;若遇征伐,调兵遣将即可,甚至御驾亲征。皇子虽然不涉兵权,却可在京城培植党羽、网罗朝臣,以另一种形式夺嫡。著名的就是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事件。

看来明朝不准王爷进京与清朝不准皇子出京的作用都是异曲同工,就是防止造反。

历史各朝代中,每一项社会制度的建立都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矛盾的产生,落后的制度就会阻碍社会的进程。人们继而寻找新的解决之道,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样生生不息的探索,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既是人类发展中永远没有完美的悲哀,也是人类在缺憾面前从不停止追求臻境的伟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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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把王爷分封带全国各地,是明太祖洪武皇帝所做的一种制度设计。

与嫡长子继承制相辅的诸王分封制诸王分封制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分封制对王朝的护卫作用。这种护卫作用主要依赖于藩王的军事权力。每位藩王拥有约一万九千人的护卫军,及对地方军队的紧急征调权。朱元璋在祖训中规定,当朝廷内有奸臣为乱时,诸王可以依据天子密诏,起兵助天子除奸。当外有警急时,诸王亦可调遣地方镇守兵、护卫兵抵御外侵。因此,封国在边地的燕王、晋王、辽王等尤被重视,其军权亦较其他诸王更重,此即后来明代人所评价的守在藩王之策。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的起兵资本与名义正是来源于朱元璋的这一策略。而其“靖难”成功后,则将诸王从边塞徙于内地,复削减其护卫军,以边将替代藩王守边,朱元璋诸王分封制的本意亦不复存在。后景泰皇帝时,又以边疆镇巡役军过多,改永乐帝之策,革边将耕牧之制,而归其土于民,于是守在朝廷,此乃边政三变。

上图湖北襄阳,襄王府

朱元璋虽明确了以分封制拱卫皇权,依靠家族力量维系统治的基本策略,但有鉴于汉代七国之乱,朱元璋在分封的同时,对诸王也有所防范,在分封地域和诸王的权力等方面都做了一些限制。

上图醇亲王奕譞

清朝的封爵制度

清代吸取了历代藩封的教训,只封爵不列土。诸王有爵位而没有领地,同时还不准他们离开北京,每一个王被封之后他们就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府第。因此清代的王府都集中于北京,有清一代所封之王近百位,王府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上图北京恭王府

乾隆时,定开国元勋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及承泽亲王(后改号庄亲王)共八位王的王爵世袭罔替,不降等,不计袭次,即使因事而被黜革,仍选旁支堪任者继任,京师俗称“八铁帽子王”。清朝中后期在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即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

其余宗室的爵位以世递降,至奉恩将军不再变化,世代承袭奉恩将军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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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分封藩王和清朝的王爷留京,从制度设计上都是出于维护皇权统治的需要。虽然一个失败一个还凑合,但二者还有着明显的借鉴承接关系,下面咱们来延展一下。

朱元璋的明朝政体建设参考了五代、宋、元的得失。宋朝前期中央禁军的疲软,节度使的尾大自重,以及元朝对地方的失控引发的红巾军大规模起义,让朱元璋着手在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兵部以及地方的都司、卫所之外,设立了第三道保险的诸多藩王,常时就藩守护国门,非常时进京勤王,貌似设计的非常科学。

后来起事的朱棣正是借着屏障国门在蒙古人身上打怪练级,然后打着“靖难勤王”的旗号开进了南京,狠狠扇了朱元璋的耳光。

当然,朱元璋让藩王出京就藩,还加了几道紧箍咒:无诏不得入京,无诏不得出藩城,严禁藩王接触京官的文武大臣,严谨藩王结交就藩的地方官员,杜绝培植私人势力的任何机会,以免动窥伺神器的非分之想。除了朱棣的篓子,再结合李自成起义时各地藩王的猪头表现,朱元璋在实验室里搞的空想,简直就是笑话。

清朝统治者也许又参考了朱元璋制度的得失。既然亲王就藩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还弄出来几十万宗室人口,导致国家财政吃紧,索性就留京听用好了。加之地方督抚基本由满族贵族担任,用的也比较放心,皇子亲王们就放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有个风吹草动也好及时处理。

从最终结果来看,除了康熙大帝的皇子们闹了一通,清廷的设想基本实现了,一直到清朝灭亡,皇子亲王们也的确没闹出太大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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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们的儿孙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上百,但是皇位就一个。这就说到历史上对于皇室宗亲的几种不同的安置办法了。

比如周朝,皇家子孙和某些外臣统统封一块地盘当王,就是诸侯王。后来的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就是诸侯们不鸟天子了,开始自己抢地盘。这就是分封制。

到秦朝的统一以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皇室子孙就基本都窝到咸阳成了,这种就是封王不封地。(即使封地也是名义上的,不让实际管辖)

这样,分封诸侯王和封王不封地成为后世各王朝参照的两种安置皇室子孙的惯例。有的选其一,有的两者并行。

当然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像秦二世胡亥一样,全部杀光。

两种方法给有利弊,所以皇帝们也很纠结。比如西晋八王之乱就是分封制埋下的隐患。比如唐朝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夺嫡,就是封王不封地,诸王挤在都城太容易引起夺嫡之争。

朱元璋选择了给儿孙诸王封地,想让朱家子孙为大明守四方,没想到诸王尾大不掉,引起靖难之役,导致燕王抢了朱允炆的皇位。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就转到封王不封地这条道上来了。纵观清朝,没发生过王爷造反,这点做的很成功。但是唐朝玄武门之变的血腥一幕,在雍正时的“九龙夺嫡”也上演了。再到后来满清皇帝的子嗣比较少,夺嫡之争几乎没出现了。基本上,所有朝代中皇位之争,在清朝出现的算是比较少的,满清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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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中国历史上,因为皇位手足相残的事例简直不要太多,所以,王爷的安置工作,也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历代都是分封藩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且对限制藩权最为严苛。而清朝虽然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但是更多的却像是继承了古制,藩王虽然同样没有实权,却可以入京为官。

那么,明清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

先说明朝,朱元璋得国以后“以藩屏帝室”,意思就是以藩王拱卫京城,所以在洪武年间大封诸王。这些人不但待遇优厚,而且军政权力极大。尤其是有兵权,北方几个藩王,诸如宁王,燕王,谷王,辽王等王爷,更掌握着明朝精锐武装,各个雄视天下。

到后来,历史上最成功的藩王朱棣从建文帝手里夺得天下,作为胜利者,当然对此利弊感同身受,史上最严的削藩令就此出台。各地藩王封地内的赋税田亩,必须经过朝廷的专人管理。不能私募亲兵、不能入朝为仕、不能进京议政、更不能拥兵自重。除了混吃等死,只需要享受与生俱来的富贵人生。

再来说清朝。后金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就算后来立国二百余年,部落制的影子却从未在身上彻底的抹掉。他们靠着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这个群殴战术,打下了天下,所以首领的兄弟儿子全部都是将领,他们紧紧围绕在以努尔哈赤为核心的中央权力周围,自然也就造成了宗室干涉朝政这种隐患。

举个最著名的例子吧,有兴趣的童鞋,可能都知道康熙九子夺嫡的事情,这件事情结局不太好,卷进这件事的九个皇子中,大皇子胤褆(yìn tí)、二皇子胤礽(yìn rénɡ)被终生监禁,三皇子胤祉(yìn zhǐ)惨死石景山、八皇子胤禩(yìn sì)死在宗人府、九皇子胤禟(yìn tánɡ)死在充军路上、十皇子胤我胤誐(yìn é)被关入大牢,直到乾隆年间才被释放、十四皇子-胤祯(yìn zhēn )被软禁,直到乾隆朝才获释

可以说,这场九龙之争,除了老四胤禛,其余的都没有好下场。

总之,明清两朝的藩王制度各有利弊,就看从那个方面来取舍,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就是这个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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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对待亲王的态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源于两朝的权力结构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明朝把王爷当猪养,清朝把王爷当狗养。

先说明朝:


明朝分封亲王是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一辈子精明,却在分封亲王这件事儿上犯了糊涂。他想的挺好,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来镇守,手里管着各自的军队。一是拱卫中央,防犯外敌,二是一旦中央有变,各地的亲王可以有力量勤王,看起来很不错。

但从西汉开始,西汉西晋等无数次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地方的王爷手里有军队以后是会造反的!明朝自然也没有例外。老朱是开国皇帝,亲王们都是他的儿子,他自然不用担心。果然老朱一死,孙子朱允炆继位,就开始管不住地方的王爷们,削藩不成削出了一个靖难之役,燕王攻下南京当了皇帝,也就是永乐皇帝。

由于永乐帝自己是亲王造反,所以自然对王爷们极为忌惮。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削免了全国王爷们的权力,军队是不要想了,地方政务也绝不许亲王们插手。而且各地的地方官还有监督亲王的义务,未经中央批准不许离开城池,更不要想进京了。

不过明朝对亲王们的生活待遇倒是很好,这点给后来明朝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明朝的宗旨就是——养着王爷们,好吃好喝,只要不造反,万事大吉。

即使这样,明朝永乐皇帝之后的历史上也发生了几次亲王造反,但规模都不大,但明朝的宗室政策导致的后果是明朝皇帝们想不到的。



(清朝亲王)

从古到今,中国的君权都是呈上升趋势。但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王与何人共天下?

皇帝权力再大,也毕竟是一个人,能力有限。尤其面对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时候,皇帝会感觉势单力孤,难以应付。所以皇帝为了避免文官们串联起来对付自己,必须要拥有一个忠于自己的集团,用来钳制文官们。

在两汉时期,皇帝依靠外戚钳制文官。魏晋的时候,皇帝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皇帝在以门阀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的面前毫无抵抗力,君权衰微。南北朝之后,军事贵族们崛起,有枪便是草头王。从南北朝到隋唐中期,皇帝一直是依靠军事贵族们来维护统治,对抗文官。唐末开始依靠宦官,随即进入五代的混乱时期。到了两宋,皇帝既没有外戚的力量也没有宦官和勋贵的力量,所以宋朝的皇帝在士大夫的面前相当弱势,权力很有限。

到了明朝,事情发生了变化。

明朝皇帝严格限制自己的血亲,无论是亲王还是外戚。而朱元璋把明朝的勋贵几乎诛杀殆尽,永乐朝以后的勋贵根基不深,于是明朝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文官,必然选择一个集团——宦官。

所以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非常普遍,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等,宦官的破坏性很大。

到了清朝,清朝吸取了明王朝的教训,宦官是绝对不敢用了。而且由于清朝是满族王朝,而文官却几乎都是汉人,所以清朝为了对付汉人文官,必须选择满族贵胄!

从清朝入关开始,清朝的亲王们就在政治结构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因为清初的亲王们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武将,等于是军事勋贵和皇室亲王的结合体。甚至清朝初年的政权架构里,还有“议政王会议”这种机构,军国大事需要由王爷们开会讨论批准,王爷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这种传统也继承下来,清朝两百年的时间里,王爷们一直在北京,在北京的主要目的,一是不让他们掌管军权,防止亲王造反。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朝廷里担任要职。由于清朝的民族色彩,所以清朝的亲王们几乎都与皇室站在同一战线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清朝的王爷们在对抗文官上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只到清末,满族王爷们和旗人还依然在清朝的政权里占据主要地位,曾国藩张之洞这种汉族名臣,想要做点什么事情,还要靠亲王奕忻的支持。袁世凯这种实权重臣,也要靠旗人亦誆做后台,满州贵族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种政策也并非全无好处,终清朝一世,宦官始终没有抬头过,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李莲英小德张,跟明朝的大太监比,权力实在是小的可怜,这算是清朝政权设置的科学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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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帝王而言,在没有强大外患的情况下;最大的威胁就是手握军权之人、或者是开国伊始建立丰功伟绩的开国武将;剪除异姓后、威胁只存在于萧蔷之内了,也就是皇族。

以皇子为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现任皇帝继位之前,大家还是不分高低、平起平坐的兄弟,甚至大家都有想过自己成为继承者,也为此做了很多准备、联络了很多的势力;一朝老皇帝驾崩、新帝继位,大家可能都不适应地位的变化;要说怕父皇是正常的、怕昨天还平起平坐的兄弟?那还真是不怎么怕!特别是功劳奇伟的皇子,难免心想,你能做的皇帝,我怎么做不得?即使也有不想争皇位的,他所在的利益团体可能也要觊觎皇位,各大利益集团之间互相猜疑,就会形成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的情况发生。

那么为了新皇帝的天下坐得稳,应该对其他的皇子做怎样的约束呢?如果他们的势力在朝、则应该分派到地方、以便散其势,所谓釜底抽薪;如果他们的势力或军队在地方,则应该控制在京城、以便监督、限制其势力的发展。

明朝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让他的儿子们到地方去当藩王,这时作为第四子的朱棣刚是17岁青年。这个政策的出发点不是防止皇子之间争夺皇位,而是为了抵御外敌和镇压不稳定的地方形势。要知道朱元璋称帝时并没有肃清边境;横跨亚非欧的大元帝国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分裂出很多的武装势力,对新建的明王朝虎视眈眈;朱元璋要想稳守明朝疆土,在辽远的国境线上要有足够机动的武装力量可供随时随地调遣;这个要求,仅靠他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最可信任的正是朱元璋的儿子。

一句话、明朝分封皇子到全国各地的目的是迫于当时的形式、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皇权、具体的说是抵御外敌和镇压国内可能死灰复燃的武装势力。很明显,这一政策达到了目的,同时也给后来建功立业的皇子们争夺皇权的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

靖难之役

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其中尤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故,继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对诸王势大难制深感忧虑。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北方军事均以诸王主之。不久,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而燕王朱棣与周王朱橚及齐、代诸王均拥兵自重,多行不法,朝廷孤危。故1399年朱允炆即位后,即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以燕王朱棣势大难图,故削藩自朱棣同母弟周王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为图朱棣,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防燕措施。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擒杀张昺、谢贵(装疯以麻痹二人),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军先后下通州、蓟州、怀柔等城,宋忠等战死。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擅长于防守)为大将军,率师三十万伐朱棣。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九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又大败。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调兵五十万伐燕,筑垒九门,围攻北平。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灞大破李景隆军。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建文二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聊城),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建文帝于三年复齐、黄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败盛庸于滹沱河,再败吴杰等于藁城。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其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同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于四年正月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朱棣攻下南京后,在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几天的劝进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大力搜索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余人,朱棣还令尽复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靖难之役是明初围绕皇权斗争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朱棣以强藩起兵夺取皇位后,北方不再有强藩存在。

再看清朝的限制皇子在京的政策,其制定时的历史情况。

清初的国家形式不同于明初;明初是汉人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江山、也击败了国内的各个武装势力,继而统治全国是汉人统治汉人,主要威胁在国境线外;清朝是外民族入侵汉人的江山,主要威胁是国内的局势是否稳定,以汉人为主的国民是否顺应满人的统治。

其次,满清前期是勤政、精进的先进政府,统治者也是睿智、有手段的。

比如他们会借鉴前朝历史,看到前朝建国前期各藩王势力壮大后必然竞争皇权,就直接去掉这个隐患,将皇子控制在京城,以避免皇子在地方拥兵自重;同时军队国有化,军权收归中央;若遇征伐,调兵遣将即可,甚至御驾亲征(满清人尚武,皇帝本人也自小接受战斗训练,这也是更不敢轻易配皇子以兵权的原因)。可是这样也会有另一方面的隐患,皇子虽然不涉兵权,却可在京城培植党羽、网罗朝臣,以另一种形式夺嫡。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正是如此。

任何一个人类制度的设定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落后的制度和社会的发展现状也酝酿和形成着新的历史问题;继而,寻找新的解决之道、设定新的人类制度......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样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这既是人类发展永远没有完美一刻的悲哀,也是人类在不足面前从不停止追求臻境的伟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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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当年有感于宋元鼎革之际,宋室皇族子弟竟无人在外以屏藩举旗勤王拱卫天下。觉得应该效法汉唐,以分封诸子于天下广建藩国,一旦朝廷有事,就可以勤王互相帮衬。

这愿望是好的,可结果明初分封导致了“靖难之变”,还导致了“宁王叛乱”,藩王干预地方政务,藩王抢夺民田,藩王私蓄武备意图不轨等等一些列事端。直到明亡,藩王不但没有起到朱元璋所希望的作用,反而忙于敛财,成为明末财政的一大负担,朝廷需要花很大财力去供养这些数量日渐庞大的“饭酒囊饭袋”。一旦遇到流寇或清兵未打就降,毫无用处。

所以满清入关以后,看到了明朝的这个弊端。为了加强皇权,削弱入关前后手握实权的八旗铁帽子王们,同时避免明朝的弊政,就制定了所有皇族宗室由朝廷恩养,王公子弟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京城,按爵位等级领取工资,没有认命不能插手朝廷地方事务。所以入关后,终满清200余年,没有出现过藩王割据或造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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