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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元帝司马睿之所以如此看重王导,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司马睿在江东筹建新朝廷,需要依仗王导的帮助,而这个原因背后,还包含着司马睿与王导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1、从司马氏与琅琊王氏关系上看,世代为琅琊王的司马睿家世,与王导之间关系甚密

王导出自琅琊王氏这自然不必多说,而司马睿家世同样数代都被封为琅琊王,所以司马睿与琅琊王氏之间的关系紧密。琅琊王氏所在的琅琊,正是司马睿的封国,可想而知双方之间的渊源。

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父亲司马靓都承袭琅琊王的封爵,等到司马睿袭封琅琊王,已经是第三代琅琊王,而王导所出琅琊王氏世居琅琊,彼此之间已经有数十年之久的旧谊。可想而知,王导与司马睿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对于东渡江东的司马睿来说,王导自然受到了他的信任和重用。

不仅如此,司马睿移镇建邺之前,是留守下邳,这其中有包含了司马睿家世的渊源。

当初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经出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后来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进迎回晋惠帝时,任用当时为琅琊王的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并监徐州诸军事,留镇下邳。

这可以算是司马睿家世渊源之下,司马越才任用了同为琅琊王的司马睿。司马睿接受司马越的命令之后,重用了琅琊王氏的王导。由此来看,除了琅琊王氏与琅琊王之间的旧谊之外,起复之初的司马睿对王导的任用,也算是之后双方能够在江东开拓东晋王朝的基础,而这也同样是司马睿如此重用王导的原因。

2、建康“王与马”是洛阳“王与马”的翻版,但却是以王导为主导!

司马睿与王导的“王与马”为世人所知,但其实在西晋末期的洛阳,就有了“王与马”的局面,即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氏的王衍,王衍就是王导的从兄。结合历史来看,建康(避晋怀帝司马邺讳)的“王与马”,算是对洛阳“王与马”的翻版。而相对于洛阳司马越与王衍之间,以司马越为主导,建康的司马睿与王导两人之间,其实是以王导为主导的。

司马越当时征召了包括王衍、王导在内的诸多西晋名士,所谓的“越府多俊逸”,王衍、王导在西晋末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地位。而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即便到了江东时,也是“时人未之识”。即便是司马睿移镇建邺时,也是在王导的建议之下才决定的。

甚至从司马睿最初的经历来看,在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中,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从父安东王司马繇居邺城,但司马繇在荡阴之战中被司马颖杀死,于是司马睿便投向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睿在当时已经是“越府俊逸”的王导劝诫之下,先逃到了洛阳,又返回了自己的封国琅琊国。之后,司马睿才接受了司马越让其留镇下邳的建议,司马睿也就顺理成章的辟用王导。

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导通过从兄王衍,早就投向了东海王司马越,在面对尚未选择归附于哪一方的司马睿,起到了引导作用。之后司马睿受司马越派遣,在下邳、建邺的经历,自然也会受到王导的影响,而且王导依然是起到主导的作用。

简而言之,司马睿的能够崛起在于当初司马越的任用,而王导更早投向司马越,对司马睿的选择有着很大影响,因此在后来江东“王与马”关系中,司马睿也一直以王导为主导,自然会十分重用王导。

3、司马睿当时仅仅是司马氏皇族之身,并无继承皇统的号召力,需要借助王导来替自己打造政治基础

在《晋书·元帝纪》中,记载司马睿和王导初到江东之时,很长时间内都无人前去拜见,这可以看出当时司马睿的名声不显,“时人未之识”江东士族都不知道司马睿是谁。而王导为了让司马睿在江东打开名声,便拉着自己的从兄王敦一起,在司马睿出行之时跟随,借助王敦的阵势让江东士族看到司马睿的威仪。于是江东士族顾荣、贺循等人,才前去拜见司马睿。

由司马睿的这经历来看,可以看出当时司马睿在江东的遭遇之艰,而帮助其打开局面的仍然是王导。当时身处江东有心自立的司马睿,虽然身为司马氏皇族之身,但并没有号令天下的声望,这就更需要王导来帮助其打造自己的政治基础。

王导的做法也十分有效,拉拢永嘉之后南迁的北方侨姓士族,以及世居江东的本土士族,一起筹建江左新朝廷。于是,司马睿在晋愍帝死后,在江东称晋王,不久后称帝建立东晋。

称帝之后司马睿也没有马上放弃对王导的器重,甚至要求王导一起坐上御床,表示自己可以与王导“共天下”的心意,这足以看出当时司马睿对王导的重视,而这一切源于司马睿建立东晋的过程中,王导拉拢士族为司马睿打造政治基础的功绩。

4、两晋之交南方各州镇,并非全部听从司马睿指挥,需要王导之堂兄王敦等人收复上游等方镇

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王朝,除了王导在建康拉拢南北方士族之外,还依仗于王导的堂兄王敦,在上游平定内乱和震慑内外不安因素的原因。

两晋之交,北方遭遇胡族侵扰,南方虽然少有胡族侵扰,但却也发生了诸多叛乱,其中还有包括对司马睿号令不遵从的地方州镇长官,这些都是对司马睿建立江左政权的阻碍。

而为司马睿解决这些阻碍的人,便是同出自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与王敦“一内一外”,王导负责在建康笼络士族筹备新朝廷,王敦替司马睿平定了荆州、湘州、江州等地的叛乱。如原本的江州刺史华轶,不听从司马睿的命令,被王敦击溃,让司马睿得以控制江州之地。荆、湘之间的杜弢叛乱,也是由王敦率领甘卓、周访等人平定,让司马睿得以掌控上游荆州等地。

王敦解决掉了上游叛乱,为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扫平了障碍,并且上游各州镇的收复,也成为了北方胡族无法南下的屏障,为南方东晋政权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安稳环境。王敦与王导之间的关系,也就让司马睿不得不重用王导。


总结

司马睿之所以重用王导,除了王导能够帮助他建立江左政权之外,王导所出琅琊王氏与司马睿家中世代琅琊王封爵的渊源,让双方能够建立紧密联系。并且,王导先归附司马越,对后投向司马越的司马睿起到了主导作用,即到了江东的司马睿与王导之间,王导起到了主导作用,也就让司马睿不得不重用王导。而且,司马睿当时名声不显,无法号令天下承袭晋室,需要靠王导拉拢南北方士族来奠定政治基础。王导的从兄王敦,在上游平定叛乱,也为司马睿的称帝打造了安稳局势。综上,也就导致了司马睿重用王导。

(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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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那么多比琅琊王氏更有势力的世族难道没有人能比的上王导?

当然不是没人比得上王导,只是司马睿不用王导不行,因为司马睿渡江南下经营江东最初是“大王马”司马越与王衍定下的策略。而琅琊王氏为此密谋策划。

“小王马”司马睿与王导VS“大王马”司马越与王衍

西晋历史两件大事,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司马睿都没当过主角,只能算作群演中的一个群头。

八王之乱后期,主角是司马越,司马越作为皇室疏宗,想要稳固自己的地位,必须要获取士族的支持,而此时在八王之乱中但凡依附上一点亲王关系的清流、豪族,都没什么好下场,唯独琅琊王氏的王祥、王衍兄弟屹立不倒,王衍即是清流领袖,其家族又是琅琊地界最大的家族,因此琅琊王氏就成了司马越最好的合作对象。

双方一拍即合,王衍成了太尉,琅琊王氏诸多子弟也进了司马越幕府。“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在大王马着形成了。

另外提一句,琅琊王氏所在的封国正是司马睿的封国,而司马睿的琅琊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在这个地界地位最高的家族就是琅琊王氏(论西晋全国,琅琊王氏此时算不上一流)

两晋交际,小司马取代了大司马

八王之乱后期,中原已经被打的七疮八孔的,偏偏胡人势力大增,而且中原大乱时,江东地区先后出现了石冰之乱与陈敏之乱。

敏锐的人此时都能看得出北方危险程度直线上升,而南方也需要有人镇守免得出乱子。于是司马越与王衍布置了一系列的动作。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渡江镇守江东,这件事上琅琊王氏出力非常大,王羲之的父亲王旷首提议,王敦、王导策划推动司马越实施,加上司马越的妃子裴氏吹耳边风,最终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睿又将王导请到府中任司马。

为什么司马睿非要王导不可呢?

首先两人同年(所以司马睿总说两人是布衣之交),其次琅琊王氏作为琅琊国内首屈一指的豪族,琅琊王需要王氏的支持,所以从家族渊源与同年关系中,司马睿对王导比其他人更信任一番。

其次司马越与王衍在朝中的关系衍生除了司马睿与王导的关系,所以王导在司马睿府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这才是最重要的。

只是大司马没有想到,猛人石勒崛起,司马越病死,王衍也被石勒俘虏,大司马没了,而小司马在江东地区站稳阵营,代替他们成了新的政治中心。

司马睿:一个被历史推到风口却驾驭不了的皇帝

如果王导是个庸才,司马睿也不一定非要用他,然而打脸的是相比之下,司马睿才是一个庸才。

历史把司马睿推到了浪尖上,结果他惊恐的发现自己没有驾驭的能力,只能依靠王导王敦兄弟的能力来稳固东晋政权。

政治上,王导拉拢吴郡士族,缓解自孙吴灭国以来的南北士族矛盾,与其周旋,利用又压制侨居世族。军事上利用王敦消灭流民占据荆州,震慑江东军事力量。而司马睿在其中更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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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276~339)  

东晋大臣。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北)。王氏自太保王祥以来为山东士族之冠,导即王祥弟览之孙,王衍之族弟。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导曾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早与琅邪王司马睿(见晋元帝司马睿)交好,在洛阳时曾劝其回封国。

永兴二年(305)司马越北上,命司马睿镇守其根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王导为司马,参与机密。永嘉元年(307),司马睿移镇建业(即建康),旋又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事,实为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导为其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询。江南的顾、陆、朱、张、沈、周等地方士族,轻视避难南下的“伧父”(南人对北人的戏称),而司马睿又为晋皇室疏属,声望不高,甚至江州刺史华轶也不肯听命,处于桓彝所谓“寡弱如此,将何以济”的局面。

王导除选取避难南下的名士为属官外,首先劝司马睿虚心汲引各方人士,特别是优礼江南士族以维系人心。乘三月初三上巳修稧的机会,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盛具威仪,而王导、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骑马随从,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同时王导竭力笼络江东士族,主动拜访江南首望顾荣、贺循,司马睿命他们参与军府政事。荣、循应命,转相荐引纪瞻、周玘、张闿等名流,司马睿才得以站稳脚跟。

  王导外倚扬州刺史王敦的实力,内则利用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经济条件,协同江南士族,希图一起“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司马睿视王导为萧何,朝野号为“仲父”。建兴四年(316)刘曜攻陷长安,俘愍帝,西晋亡。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即晋王位,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

次年,晋王称帝,百官朝贺,命导升御床共坐,他再三固辞。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由于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因此,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永昌元年(322)王敦于荆州举兵反晋,刘隗劝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元帝无如之何。

元帝卒,明帝即位,受遗诏辅政;明帝死,又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辅幼主成帝。苏峻起兵,建康被焚(见苏峻、祖约之乱)。平定后,温峤建议迁都豫章,江南士族要求都于会稽,王导主张镇之以静,力排众议。他为政宽简,对士族息事宁人,自奉较俭约,仓无储谷,衣不重帛。他历任元、明、成三帝丞相,稳定了东晋的偏安政权,从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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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问答官方邀请!从司马睿内心来讲,当然是无奈之举。但东晋重建,王导在江东地区威望颇隆,司马睿只好借助王导的影响力,巩固其在江南的统治。

王导是荆州都督王澄的族弟、扬州刺史王敦的从弟、太保王祥之弟王览之孙。司马睿为琅邪王时,就和王导“素相亲善”,王导对司马睿也是“倾心推奉”。东晋建立之初,琅邪王氏拥戴之功居多。王导任宰辅,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上游重镇,因此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一句话。

司马睿未称帝前,曾出任镇东大将军,在移镇建邺之初,江东世家大族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这些江东大族本来就瞧不起来外来的一群“伧父(晋,南北朝 时,南人讥讽北人粗鄙,蔑称之为‘伧父’)”,因此对来自北方地区的司马睿亦是非常轻视。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司马睿竟然未能与江东世族取得联系,王导认为急需解决此事,不然的话,司马睿很难在江东地区站稳脚跟。王导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地位,在他出行时,王导、王敦兄弟以及北方世家大族皆左右随从,用隆重的仪仗和威严的队伍镇住了江东世族。有“江南之望”的纪瞻、顾荣等世家大族见此情景,皆认为司马睿日后必为江东之主,纷纷拜倒于道旁。当时中国的北方,五胡乱华,屡有南侵之意,江东世族急需一位共主能够号令天下,抵御胡骑,借此保护他们的财产及地位。于是,在王导的牵线下,江东世族一致拥挤司马睿。公元317年,司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消息后,自称晋王;第二年,改称皇帝,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终于在王导的帮助下建立了起来。

由于东晋是在中原及江东世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因此注定了它的政治结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大族霸占,“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而地方官员既不敢管,也无权管,导致江南百姓深受其害,而不得诉也。门阀政治的建立,确定了东晋王朝的皇权旁落,世家大族守财为先,报国为后,直接导致东晋王朝偏安江东,无意收复北方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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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司马睿还是琅玡王时,就与王导关系非常好。王导胸有大志,根据天下大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纲的志向。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器重他,两人就像老朋友一样。

2、尽心辅佐司马睿。永嘉五年(311年),北方发生战乱,中原人士大量到江南避难,王导劝司马睿要乘机收揽人才,扩大力量等待时机以图大事。王导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中兴晋朝,于是随着事件的推移越发受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

3、王导十分谦虚,从不居功自傲。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即皇帝位,建立东晋。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

从以上三点来看,司马睿之所以如此看重王导,和他们一直的友谊分不开,更重要的还是王导的人格魅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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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看起来是两晋南北朝的一种特殊现象,但实际在历史传统并非无缘无故发生的,历史规律隐藏在表象背后。

例如田余庆先生的名作分析的非常精辟。实际上,士大夫形成门阀是因为魏晋而成熟,但从汉朝的豪强家族出现已经有了雏形,然后因为元成二弟建树了儒家经学正统,东汉光武明章等君主全是儒家经学的提倡者,士大夫家族与儒家的结合就是门阀家族形成的特色。到汉末三国的一些著名世家已经出现,其中包括司马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与曹操家族是不一样的,曹操的家族相对根底肤浅,但也并非毫无根基,只不过曹操为人的确不是传统士族子弟,所以他的求贤令才成为一个标志,他不看重人品。

但是曹丕登位以后的九品中正制,是在陈群、司马懿这样传统士族子弟手里推出的,实际九品法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以人品素质为基础的官吏体系,可在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门阀家族褒奖自己家族子弟和亲友关系的利益工具,这是促成门阀社会网络的条件。

司马家族取代曹氏家族虽然是一次夺位,但在官僚体制上没有太多改变,延续了这一保守的体制,王氏家族两大支脉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其实都在曹魏时代出现,与司马家族的渊源也并非单纯是司马睿和王导。

这一点田余庆先生从八王后期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合作中已经看到了门阀政治的特点。司马越和王衍对抗成都王司马颖与北方刘渊、刘聪部族,已经出现了一种密切集团。而司马睿、王导王敦正是司马越与王衍关系下的一层伏笔。

尽管司马越等人打败了司马颖,但随后刘渊刘聪的反扑导致王衍等人失败,这就是永嘉的变乱。司马睿、王导作为王衍等人刻意笼络的力量,过江在建康的谋划复制了司马越与王衍的模式,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真正原因。

历来认为司马睿毫无根基,虽然是有根据,但也过于贬低其背景。实际上跟着过江的司马家族成员并不少,只不过有先有后,二来王敦王导兄弟谋划已久,司马家族在江东确实无法轻易扭转局面,需要一种精诚合作稳固地盘的共同利益。当时江南的情况,有很多东吴残余家族势力,有很多南下的流民集团,长江上游是流民建立的成汉,中游荆州是能否确保江东的关键,一直交给王敦打理,甚至王敦还成了反对司马睿的一份子。后来交给陶侃。

所以最后落实到司马睿与王导的关系来说,东晋的建立客观环境促成司马睿需要与王导家族合作,但另一方面并非只是与王家合作,正如对南下流民方面祖逖、祖约、郗鉴等的合作也非常关键,田余庆先生还专门论述郗鉴在维护司马睿能够保住皇位起到的巨大作用。

王导本身是有才干的,不过思想更倾向与安抚和协调,比较缓和,在行政方面为了稳固东晋也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团结流民集团,好比祖逖、郗鉴等在南方的掠夺,都有意维护和安抚,加上王敦一事王导为了弥补影响,确实加倍小心,又拉拢了许多人后来压制庾亮庾冰家族,所以东晋一直是一种皇室与门阀世家协作的局面,是客观局面造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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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刘禹锡有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这首咏史诗,主要是感叹人世的沧桑——显赫一时的王导、谢安等士族大姓,如今已是斜阳花草埋荒家,当年王导居住的乌衣巷也变成了寻常家院。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依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司马。睿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导随之谋划,联合南北士族,拥睿为帝,导为宰辅,总揽国政。王敦乱平,以司徒进太保。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世说新语·言语》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日:“当共劾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从这段话便可看出王导的不凡,其不愧为领袖人物,胸襟高出众人许多。西晋末年,王导辅佐南渡的司马睿经营江南,并于公元317年建立了东晋政权。

《世说新语》多是从文学的角度,而王导首先是个政治家而存在的,下面我便将重点王导在东晋初期对国家政权建构所起的作用。

一、衷心拥戴晋室

司马睿是西晋皇室的疏属远支,《晋书·元帝纪》载:“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在重视宗法与血统的封建时代,司马睿与西晋皇室的关系已经属于比较疏远的了。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是司马氏皇室争夺皇位的斗争,司马睿也不属于这八王之一,在八王之乱中,为了避祸他当时依附的是东海王司马越。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司马睿是西晋皇室的远支,远到在八王之乱中没有争皇位的资格。二是他的实力很弱,必须依附他人以自保。司马睿称帝前有三步是比较关键的:一是采纳了王导的建议,离开洛阳到自己的封地,《晋书·王导传》记载:“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二是移镇建康,这使他躲过了在西晋末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减少了被杀的可能,保存了实力。三是得益于王敦、王导兄弟的谋划,提升了在南北士族心目中的威望。

317年,在江南经营十多年的司马睿在南北大族,特别是在王氏兄弟的拥戴之下称帝,即晋元帝,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东晋建立。王敦、王导兄弟因拥立有功而备受重用,王敦任大将军兼荆州牧,驻守武昌;王导任宰相兼扬州刺史,居朝执政。王氏族人许多“布列显要”,故时谚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322年,王敦以反对刘、刁,为王导伸冤为名,从武昌起兵,攻入建康,杀死刁协、戴渊,刘隗则被吓跑外投石勒。在这关键时刻,王导表现出封建政治家的果敢与明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毅然与王敦划清界限,坚决拥护晋元帝。晋明帝继位后,王导辅政,王敦再次举兵内向,其间,王导巧妙地利用王敦闹病卧床之机,发动族人号啕“发哀”,外界以为王敦已死,便积极配合官军很快平息了叛乱。王敦由此忧愤交加不久病死。王导在王敦起兵及平叛过程中的立场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拥戴晋室就是维护东晋的统治,保卫江南的半壁江山。王导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衷心拥戴晋室。

二、缓和南北大族间的矛盾

司马睿初到江南的时候,以顾荣、纪瞻为首的江南士族没有人来主动拜会他,《晋书·王导传》记载:“及徙镇建康,吴人不服,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导刚过江时,想结好吴人,便向江东大姓陆玩请婚,陆玩毫不掩饰地回绝王导:“我不能为乱伦之始”(《晋书·陆晔传》),轻蔑之情溢于言表。

王导对这种情况很忧虑,“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褉,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驚惧,乃相拜于道左。”正是因为王导的谋划以及他带领北方流亡来的一批有名望的士族的“表演”,才震动了江南的那批名士,也使他们认定了司马睿就是这些北来贵族将要拥戴的要继承晋室大统的人,这批江南的士族至此才肯正视司马睿,而不再观望。

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尤为激烈。因为东吴一些肥沃的土地尽为吴地士族占有,而北方士族南渡后,失去了土地,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土地间题。为了满足北方士族的上地要求,同时又不损害东昊士族的利益,王导号召开发东吴士族势力尚未达到的闽浙一带。王导这一措施,既满足了北方士族的要求,也维护了南方士族的利益,真可谓两全其美。同时,为了保护北方士族的利益,在南方士族力量薄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王导推行的侨居法,使南渡的侨民获得了免调役的优待,深得南渡士人的拥护。这样,南北士族在经济上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此外,王导还采取了统治者惯用的缓和矛盾的方法—联姻。当时南北士族界限分明,不利于融合,王导带头与南方士族通婚,提倡南北士族联姻,从而促进了南北士族之间的融合。当时北方士族讲官话(洛阳话),他们鄙视吴话(当然就是鄙视南方士族)、造成了南北士族互相轻视的局面,王导提倡讲吴话,这样,多少缩短了南北士族之间的距离,王导通过艰苦努力的工作,逐步缓和了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使东晋政权在江左的基石逐渐牢固起来。

当然,王导为政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对此,《世说新语》在《政事》门中有大量的记载。第十三条记载:陆太尉诣王垂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第十四条记载:承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庚公,庚公正料事。承相云:“暑,可小简之。”庚公曰:“公之遗事,天下未以为允。”这两条说明王承相主政时有失误。

而王导推行的“政务宽恕,事从简易”的宽政,也给官吏贪污、豪强兼并提供了方便,“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但是“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治纲大弛”,而应该归咎于封建制度本身。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不论哪个朝代,劳动人民的最终结局总是流离失散,“不得保其产业。”而东晋正是门阀专政的鼎盛时代,士族豪门兼并就更不可杜绝了。王导是士族利益的代表,他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解决士族兼并的间题。

纵观王导一生的活动,总起来说,他是东晋的真正建立者和维护者。江南地区经过东晋时期的经营,迅速赶上了一向发达的中原地区,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西晋时期豪华相尚的腐朽风气,确保东晋偏安江左,这不能不说是王导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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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晋末年的历史背景来说,在经历了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之后,紧接着就是由匈奴刘渊为代表的五胡势力入侵中原导致的“永嘉之乱”,这时的西晋王朝已是风雨飘渺、日薄西山。皇室不得不借助于一些大的门阀世族、贵族势力来勉强维持。所以一些出身豪门世族的子弟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中“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王谢,就是指当时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和陈郡谢氏家族。而朱雀桥边、乌衣巷口就是当年王氏家族王导的豪宅之地。

从小处着眼,当时司马睿是皇室子弟,王导是望族名人,两人早在洛阳时就是知心密友。八王之乱末期司马睿被司马越任命为安东大将军,坐镇扬州时,王导就是其身边最亲信的谋士。至于南迁之后,王导更是司马睿通向帝王道路上的总设计师。刚到江东时,司马睿人微言轻、势单力薄,被当地豪门贵族名士所轻视。王导便不遗余力地为司马睿出谋划策,每每劝司马睿招名士揽豪俊而礼用之,还规劝其改掉奢侈嗜酒之不良习性。要谦以接士,俭以足用,清静为政,抚绥新旧。所以不但当地达官贵人相继依附,很多中原的王公贵族也投奔而来。王导又从中调合南北士族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使司马睿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就是后来司马睿准备登基时,有人出来谏阻反对,王导也是积极从中调停,排除异议。所以在登基仪式上,司马睿邀请王导共坐龙床,也是发自肺腑,也在情里之中。但王导却虚怀若谷,自言: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从仰照?诚心诚意把司马睿推上了至尊帝位。

东晋王朝初期,王氏家族中王导主内把持朝庭,其从弟王敦主外掌握兵权,还有众多王氏子弟参与其中,真正成就了“王马共天下”的大局面。虽然后来王敦叛乱,但并没有祸及到王导。司马睿对王导的信任在此可见一斑,所以司马睿为何如此看重王导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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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了解这两个人的历史背景,才能搞清初他们为何搞基[捂脸]。

历史上的琅琊王司马睿:乱世中捡大便宜。 琅琊是现今山东临沂以及青岛、诸城、日照一带,历史上曾有琅琊邑(县)、琅琊国、琅琊郡、琅琊道,司马睿就曾为琅琊王,这里是他的龙兴之地。 司马睿生于洛阳,他的祖父叫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庶子,被封为琅琊王。晋出六路大军灭吴时,司马伷出任东边一支的统帅。司马伷死后,由其长子司马觐袭爵琅琊王,不过司马觐一生碌碌无为。司马睿1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依例袭了琅琊王。 在洛阳,司马睿交结了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琊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预见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回到封国,足智多谋的王导遂成为司马睿深为信任的谋臣。

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晋惠帝司马衷继位,他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根本无力驾驭政局。皇后贾南风阅尽人间春色后,想独揽大权,发兵杀死掌控朝政的外戚杨骏,引发史上的“八王之乱”,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 司马睿在皇室当中,属于比较疏远的,父亲在皇族中是庸碌无为者,在诸王争权中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在八王之乱中,他没有什么野心,倒是落得个看戏的份,眼看着司马氏的王一个个被诛杀。他的邻居,血统上更疏远的东海王司马越有野心,而且还拉他入伙,后司马睿被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被挟裹到这争权夺利的大潮中。 嘉五年(311年),专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匈奴大军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随即在平阳遇害。坐镇长安的晋愍帝司马邺下令司马睿、刘琨等率七十万大军分三路合击平阳。结果身为此战主力的司马睿在士族的鼓动下抗命不遵。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晋愍帝死,西晋灭亡。 晋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邺,司马僚属纷纷上表劝司马睿即皇帝位。建兴五年(317年),司马睿于建邺即位称帝,这就是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建邺为了避愍帝司马邺的讳,改称建康。司马睿宣布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都官升二级,司马睿重建和中兴了晋室。血统上相对疏远,本来也没有多少野心的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真是拣了个大便宜。 左右逢源造就中国第一豪族 司马睿能当上皇帝,主要得力于以王导、王敦等人为代表的北方门阀士族的支持,尤其是琅琊王氏的鼎力扶持。 要知道,司马睿初到建邺时,吴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一个多月都没有人去拜见他,这让他感到很尴尬和失望,索性“以酒废事”。王导和王敦出身于天下第一号豪门大族,非常具有号召力。他们审时度势,觉得司马睿大有可为,就鼎力扶持他。他们利用三月三民间集会之机,与其他社会名流毕恭毕敬地骑马跟在司马睿的身后,以反衬司马睿的崇高地位。然后,司马睿依王导之计,许江南名士顾荣、贺循等人以官职,使得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是说东晋的江山是王氏与司马氏共同拥有的。 那么王导和王敦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势力,居然可以号动天下?因为他们是出身琅琊王氏,这琅琊王氏是一个宰相辈出的家族,这是一个横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簪缨世家,是中国的第一豪族。文献上说:这个家族子孙绳绳、瓜瓞绵绵,有“卧冰求鲤”的至孝王祥,有号称清谈领袖的名士王衍,有一手开创东晋半壁江山的名相王导,有旷古绝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还有为频繁更替的南朝新皇传递玉玺的王氏群像……他们共同演绎出来的一部家族史,宣示着一个“不王而王”的至深哲学。 至于司马睿本人,有些懦弱,他也非常清楚,要是没有琅琊王氏及其他门阀大家族的支持,也会坐不稳皇位,王氏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睿统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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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真相,从他是琅邪王时说起。

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最终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收场。永嘉元年(307),司马越派司马睿南渡长江,掌管扬州军事,王导等人作为他的辅佐。

此时的司马睿没什么名望,人们都不了解他;倒是王导,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阅历,本人有出身名门,才华气度不凡,声名在外。辅佐司马睿坐镇江东,稳定局势的大任也主要落在了王导身上。王导虽然跟司马睿同岁,但司马睿处处听他谋划,对王导十分依赖,就像第二个父亲一样。因此司马睿称为他为“仲父”。

司马睿初到建康作为一个没什么权势的地方军政长官,处境十分尴尬,南方人都不买这个外来户的账。《晋书》记载说,司马睿到了建邺(建康的前称,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建邺”为“建康”)。

过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当地的士大夫来拜见他,弄得王导直发愁,可又不能带人到人家家里去一个个捉了来。这个时候,王导的堂兄王敦将军到建邺,王导对他说:“琅邪王虽然仁义道德修习的好,就是没有人气,大哥你呼兵唤将,应该帮他一把。” 王敦点头说好。

转眼就是三月上已节,司马睿带着部下出行,到河边去举行祭祀,祈求消邪去病,搞曲水流觞(王義之《兰亭序》曾描写过的场面)。司马睿乘着肩舆,王导,王敦等名流带着一帮人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举起贤明的旗帜,带着雄武的仪仗,浩浩荡荡向城外开去。

吴地的知名人士纪瞻,顾荣等偷偷来看司马睿是什么货色,一见这种场面,又惊又怕,心想:原来司马睿威风如此!他们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拜倒在路边,给司马睿行礼。纪,顾二人是吴地士大夫的首领,别人看到他们如此,也纷纷放下手中的筷子,进来拜见司马睿。

东晋建立以后,王导担任宰相,王敦则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队,形同割据,弟兄两人一内一外帮助元帝司马睿撑起了局面,王氏权势甚至还盖过了司马氏,所以当时人们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而又符合实际的话“王与马,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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