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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得益于“军屯”。

因为任何军队都是需要粮饷的,但是不从国家财政出,不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就只能军队自给自足了。在朱元璋时代,这种做法的收益极高。因为元末明初,社会上拥有大量流民和荒芜的土地。但是需要别人去将这两个资源整合,整合得好,你的收益就是有资格做皇帝。

这不是朱元璋发明,也不是刘基发明。中国历史上,“军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比如三国时期曹操就搞过“军屯”和“民屯”,得黄巾寇民百万,青州军数万,在豫州打下了争霸天下的基础。后世大规模的建设兵团,本质上都是“军屯”的一种形式。

“军屯”最大的好处在于将人力资源规划到了极致。

大明士兵战时打仗,农时种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不给国家添负担。这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明初朱元璋曾经将这种军屯规模做到了270万。这相当于朱元璋不花钱替大明朝养了一支200多万的常规部队。

军屯”效果这么好,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肯定不会放过。于是他把“军屯”作为一个固定制度给延续下去,兵源构成以“世兵制”为主。

所谓“世兵制”,和我们现在的农村户口,集体户口有类似之处,不过大明的比较变态,那就是“军户”、“民户”、“匠户”。其中“军户”属于“都督府管理,“民户”才属于户部管理,“匠户”属于工部管理。因为在朱元璋的逻辑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你没出生,我就给你规定了职业,提供了工作。属于你这辈子是当兵的,那么你的世代以后都是当兵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这些都是顶替父职参的军。

“军屯”的最大优势在朱元璋时代大放异彩。但是把军屯作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事力量,必然劣势会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军队的主业是为了打仗的,而一帮种地的农民,真的到了战时,是否还有能力作战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朱元璋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用“卫所制”把“世兵制”里的“守兵”和“屯兵”从功能上做了区分。所谓卫所制,军队的最小单位是10人1队的小旗,50人为总旗,112人为百户所,1120人为千户所,5600人为卫。所以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实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军屯”的另一个变种,毕竟人家也是大明建州卫的。后来伟人用了两个字总结适合战争时期的最合理制度叫“兵民”。

其次随着时间的转移,随着一些制度的破坏,利益链条和潜规则的丛生,整个军屯制度就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为长时期不打仗,所以需要的守军越来越少,而屯军就成了守军将领的佃农,而守军将领开始大规模侵占“军垦”土地,成为事实上的大地主。反正这里由我们军队自己说了算,朝廷想管也管不着。

再次由于一开始的这种“军屯”规模就比较庞大,所以一旦支撑“军屯”的“世兵制”出了问题,无法进行直接有效地改制。

所以只能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做修补,做补充。又逐渐往募兵制和征兵制开始发展。但是这对于大明朝廷无疑是个噩耗。因为他长期不需要自己“养”军队,所以此刻要自己养军队,他没有物质和制度的准备。无论募兵还是征兵,那都需要朝廷提供粮饷。原来的“军屯”产出朝廷拿不到,现在“”兵,需要朝廷出钱。要知道北宋一直被骂“弱兵”,每年的“”兵费用还占到朝廷收入的80%。关键是钱花下去,大明军队的战斗力依然上不来,因为当官的又把目光盯向朝廷的钱袋子了。所以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等等,在大明屡禁不绝,无非就是想跟朝廷要点军费。而大明朝是出了名的“穷”朝廷。所以只能往老百姓身上转嫁,明末“三饷”(辽饷、剿饷与练饷)搞得大明人心丧尽。

实际上大明缺钱从嘉靖年间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但是嘉靖爱面子,懂得“养猪”致富,喂肥严嵩,然后“”了过年,这样保暖了自己的小私欲。但是到了万历年间的时候,经过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给“一穷二白”的大明朝廷多多少少积攒了点家底,最后被“万历三大征”给掏个精光。

到了崇祯时期,表面看起来是内忧外患,本质还是大明朝无法平衡的财政收支体系出了大问题。

这就好比今天的有些大企业,总资产看起来特别吓人动辄百亿,高管工资一年上千万,但是都死在了那区区千万的现金流上了,到最后大家都在抱怨高管们不拿钱出来救公司,在抱怨CEO在开发项目和公司管理上用人不当。事实上,每个王朝的末期都差不多,皇帝的合作伙伴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谁也不愿意割肉和让渡权益来平衡朝廷运转。而此刻的李自成也好,皇太极也罢,他们都是创业者,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只要有一点点收益,就会激发出无限的斗志。这些是崇祯没法比的。

辽东对于崇祯就是一个永远也填不完的坑。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砸进去,任何收益没有不说,动不动后金还给来京师打劫一把,吓得自己六神无主。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投错了一个项目,成了“资金黑洞”,关键想停掉这个项目止损,还无法实现。于是为了填补这个“资金黑洞”,不得已把整个公司拖下水,不断搞内部摊派,闹得员工起来罢工,陷入死循环,最终导致公司倒闭,董事长跳楼自杀。而辽东军队诸如“关宁铁骑就是那个项目的投资团队,他们也有一套制度,那就是享受着大明的待遇,拿着大明的资金去投资(打仗,然后得到的收益自己按照小团体的等级制度进行瓜分,并不用上缴给大明朝廷。

但如果是在明初朱元璋时代,朝廷不需要提供“辽饷”,所谓辽饷由大明辽东各卫的屯垦自筹。那么大明就不需要承担承担这一年几百万两的额外银子。民间自然也没有变乱,自然就更没有“剿饷和练饷”雪上加霜了。

文/炒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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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所谓不耗费,一点钱粮,就养兵百万。事实上在任何王朝都是无法维持的。

只能导致军队战斗力的迅速下降。因为,安装朱元璋的计划,20-30%的士兵守城,70-80%的士兵种地。打出来的庄稼,除了上交,其他的就分给一个士兵一年12石粮食。这样明军就实现了完全的自给自足。

但是,一个士兵,一年才12石粮食,还经常拖欠,工资更是没有。就靠这么一点粮食,怎么养活一家老小?衣服,蔬菜,鱼肉等等全家,各种生活当中的吃穿住行,都要靠这一年的12石粮食,还经常拖欠几个月,甚至几年。

明朝士兵三年,才发一次衣服和鞋子,每次去边关换班,都要自筹粮食和服装。甚至为了凑行装银子,卖掉妻女。因此,到了明朝中期就开始发军饷,毕竟,命令军卒“冒锋镝,蹈白刃”,冲锋陷阵,没有“厚糈丰犒”,怎么能让军卒奋力而战呢?到了后期,卫所士兵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田地都被豪强军官侵占。

屯田士兵们交不出粮食,守城士兵长期就连那一点粮食都领不到。逃亡的逃亡,沦为农奴的沦为农奴。明朝就只能靠招募雇佣兵了,那个钱粮的消耗,也就急剧增长了。所谓:“大约行间用一步军,岁费十金,用一马军,岁费二十金,此寻常防御之概也”。

如果打仗,还要加钱,而且还要给口粮,安家费等等。到了万历以后,明朝将领开始招募家丁,也就是亲军部队。给予他们十倍的工资,只盼着他们可以奋勇作战,其负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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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开国后不久,曾骄傲的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养兵百万,不耗国家一粒米。朱元璋凭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在朱元璋多年的推动下,明帝国政府专门开垦出0.89亿亩耕地,用来保障军队支出。这0.89亿亩耕地是个什么概念呢?意味着100万的士兵,相当于每个士兵可以分得近80亩的耕地。

在明朝初年,一个人只要当兵,政府就给他耕地80亩。而且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所以士兵家里,还有两三个人,可以以余丁的身份,免除政府的其它差役,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士兵耕种这80亩耕地。这也就相当于政府用80亩耕地的使用权,换一个稳定的兵役。

换句话说,谁家愿意给政府提供一个壮丁服兵役,并承担这个士兵的所有开销和费用,那谁家就可以享受这80亩耕地的使用权,可以收取这80亩地的地租,并且可以因此减免家中至少两个人差役的权利,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明朝初年当兵,并不算特别吃亏。



其后,等到政府将这0.89亿亩土地都分配给士兵的家属后,为方便管理,明帝国就有了军户这种特殊的利益群体。在这种背景下,明朝初期士兵的日常开销,其实就相当于是由士兵自己的家人耕种这80亩地或者收取这80亩地的地租来供养,也正因为此,朱元璋才敢公开宣称,自己养兵百万,不耗费国家一粒米。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军屯这笔国有资产,慢慢开始流失。因为,在和平年代,军队也就是一个数字。换而言之,差不多就行,没有人会真正筛查士兵是否合格。当然,你贪污军费、吃空饷,军队也依然可以照常运转,至少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于军事系统的资源,自然是你一块砖,我一块瓦的搬。最常见的行为就是,军官们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随便挂个空饷、或者找些老弱残兵来顶替,然后将这些土地逐步变成自己私人的。



这样发展下去,等到了崇祯时期,这0.89亿亩耕地早都已经全部成为官员们的私人财产,所以等到再次要打仗时,各个军区都是嚷着没钱发军饷,皇帝想追查相关问题,也是无从查起。因为,这种事情的源头,那要推到一百多年前,现在又还如何能分的清楚?而且参与相关的事情的人,也是人山人海,又如何来追究?

所以,最后军队的所有日常开销,只能由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但问题是,按照名册上的士兵人数,相关军费绝对是笔天文数字,而当时明帝国的财政收入,早已经被官僚集团沉沉盘剥后入不敷出。

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一枝在册十万人的军队,到底真正有多少士兵,恐怕只有上帝知道,而最后相关军费究竟有多少落实到士兵手中,恐怕同样也只有上帝知道。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中央政府永远都在缺钱,广大士兵们永远被是各种欠饷,而各级官员和军官们永远在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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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生“铁腕治国”的各类成就里,以他的原话说,这“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事豪言”,确是十分出名的一条。



那这“军事豪言”,是不是朱元璋吹牛?就得看看明初有多少兵:明朝卫所制度下,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年间)就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支撑这“百万大军”日常物资粮饷的,正是遍布各地的“军屯”耕地。以明朝军事制度,每家“军户”可以从“军屯”里“受田五十亩”,且国家划拨耕牛农具,每处卫所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边境要地则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保家卫国的同时也要完粮纳税,即“子粒粮”。



在如此奇特制度下,明朝卫所账面上的军队数量,到永乐年间时已突破了二百五十万人,弘治年间更达到“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这么多兵,军屯真养得起?

其实,明初的日常军费开支,还来自“诸省供饷”“开中法”“赎纳”等途径,比如明初的山东省,就要长期供应北平(北京)辽东的军粮,河南负担起了山西。但“军屯”确实占了“大头”。仅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这一年,明朝的军屯“子粒粮”收入,就达到了2300万石,相当于宋元时代每年粮食收入的近一倍。永乐年间的军屯田亩数,更突破了8900万亩。如此强大产值,正如永乐皇帝朱棣的感叹:“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

所以说,虽然朱元璋“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豪言有些夸张,但这红红火火的明代军屯,确实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更供应了兵强马壮的百万大明虎师,撑起了明初一系列辉煌军事功业。



而且这“军屯”的好些贡献,更是超越历史。由于明王朝在西北西南大地广设军屯,那些“皆给于官”的先进农具和农业技术,也就在各地广泛传播。比如明初还在刀耕火种的思南府(贵州思南),在军屯卫所的影响下,渐渐“务本力稼”。云南的屯军也把牛耕广泛传播。另外军屯所及之处,明王朝更广设“卫学”,从东北西北到贵州云南等地都有“卫学”存在,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此似种子一般播撒祖国边疆各地。

这几条成就,实事求是说,确实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拥有这么“好处多多”的军屯制度,怎么到了风雨飘摇的明末崇祯年间,就成了一幅“军饷发不出”的鬼样子呢?特别是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的前夜,紧急来“勤王”的唐通部,每个士兵竟只得了五钱银子的赏金,气得唐通一跺脚带兵投了李自成。守卫北京的“三大营精锐”,由于长期“欠工资”,一个个都躺在城墙上看风景,干看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曾经“拥兵二百万”且“不用老百姓花钱”的大明朝,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这“不用老百姓费钱”的军屯制,那历时百年的衰败。



虽然到永乐年间时,明代的“军屯”到达了高峰。但这个“好制度”,说到底还是建立在明初特殊经济条件上。明初历经数十年战乱,到处“土地鲜少”“居民荒芜”,就连曾无比繁华的扬州,都只剩了十八户人家。这种人少地多的情景,建立“军屯”当然也就容易。可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大量激增,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军屯”也就遭到了破坏。

所以,早在永乐年间以后,明朝“军屯”的“产值”,也就每况愈下。大量原本属于“军屯”的土地,都被各级武将乃至朝中权贵高官们巧立名目侵占。耕种“军屯”的“军户”们,也都沦为了农奴。单是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时,明王朝账面上的军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万亩,不到永乐年间的百分之十七。就这数字还“注水”。同时代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哀叹说“屯田有名无实”,传说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军屯”到了这个地步,别说给国家军备“输血”,就是“养兵”也难。明朝账面上的“二百万大军”,逃跑也成了常态。比如广西省,理论上该有十二万驻军,到了弘治年间时就剩了一万八千人。江西南昌左卫旗军,原本该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练时,竟只有141人。金华千户卫该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间时,竟只剩了34人……



所以也就不难奇怪,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时,鞑靼阿勒坦的骑兵,能够一口气打穿明朝北方防线,嚣张杀到北京城下,而沿途“理论上”该有的明朝十几万边军,竟是纷纷躲猫猫。而东南五十三个倭寇,登陆后一路烧杀抢,竟能视沿海卫所如无物,一度逼近南京城——军屯这根“血管”都断血了,大明朝号称“二百万大军”的国防,当然成了缺血的空架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明王朝的“家底”仍在,一批有识之士也绞尽脑汁,推动了募兵制的发展,凭借明王朝强大的国力与正确的规划,终于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时,重建了强大的明朝陆海军,且打赢了“三大征”等大扬国威的战争。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这个“成功经验”都不能复制了?因为大明朝摊上的,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崇祯皇帝。

不容否认,明朝军队发展到崇祯年间,已经问题成堆,除了国家缺钱,军队的腐朽败坏也加剧。将领吃空额也成风。以明末军队的“潜规则”,一万人的军饷,往往会被克扣掉四千人。“没钱发饷”还引发了一拨拨叛乱兵变,以至于官军们“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成了常态。但大明的军备,并没有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比如就是在崇祯年间,经略陕西的孙传庭,在陕西一片残破,且面临战事压力的情况。手里“镚子没有”的孙传庭,就做足“军屯”的文章,先火速查清楚陕西军屯被侵占的实情,然后恩威并施“谈条件”。既承认军屯被占的事实,又迫使这些侵占军屯的豪门认怂,乖乖缴纳赋税。就是凭着这些钱粮,孙传庭才组建了著名的“秦军”,一度拳打高迎祥脚踢李自成,为崇祯杀出“中兴”希望。

另外还有卢象升周遇吉等人,也都在艰苦条件下因地制宜,利用明朝军事制度的框架做足文章,在基本少花朝廷钱粮的情况下苦心打造强兵。卢象升的“屯田”“筹饷”经验,还被崇祯大力推广,一度积极“抄作业”的明朝各地边军,也一度战斗力满血上涨。著名的明清“松锦之战”上,集合九边精锐的明军,就一度硬杠八旗精锐,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崇祯帝瞎指挥,几乎就能躺赢。

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大明在这个特殊年代,“摊上了”崇祯。抛开“瞎指挥”的问题不说,崇祯在晚明军事建设环节,至少有两个致命短板。

首先一个,以现代企业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耐力”问题。就以明朝京营来说,崇祯登基伊始,名臣李邦华受命整顿京营,一顿大刀阔斧后,京营战斗力有所提升,甚至还在京城保卫战里硬杠后金八旗。但李邦华也挨够了骂,不久后就被崇祯解职,但这以后,号称大明精锐的京营,战斗力直线下降。到了崇祯十五年时,京营的士兵已是“沿路无籍游棍”扎堆,整个一个流氓军团,对上李自成?当然一触即溃。

而且看看孙传庭、卢象升等人的遭遇,几乎都是一个套路:都是一开始深受崇祯信任,然后在整军过程里遭到非议,本应一起扛的崇祯呢?却是先躲猫猫再犯嘀咕,往往事情还没办好,就把干活的人推出去顶缸。孙传庭的壮烈殉国,卢象升的屈死巨鹿,基本都是被崇祯的瞎指挥坑死。大明军界遭到这么的“逆淘汰”,就算是金山银山,也得糟蹋了。

而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崇祯“钱花不对地方”。



后人说起崇祯苦,常叹息崇祯没钱。但崇祯真的没钱吗?且不说他的“私人储蓄”,就说每年的加派,就“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且不说这些钱通过层层叠加,给老百姓加了多少负担。拿到这些钱的崇祯,倘若能把这些钱用好,打造强兵没有问题,起码不至于“发不出饷”。

可说来叹息,人生最后几年的崇祯,军费都花在谁身上?都花到了王朴、左良玉之流身上。认真打仗的孙传庭卢象升,由于得罪人多,常常遭非议,非议后就被崇祯百般猜忌。丁点军费都要从牙缝里抠。可喜欢战场上收好处,遇到战事就跑路的王朴,却是屡受封赏。

更典型的是左良玉,此人打仗就知藏猫猫,不打仗时就知奸淫掳掠,可人家“关系网好”,和侯恂等“晚明文坛精英”更是“亲生的朋友”。所以别看战场上跑得快,却总被崇祯各种“宠”,动不动就是“发内帑犒良玉营将士”。孙传庭在陕西苦心筹饷时,卢象升率五千残兵,与清军数万八旗誓师死战时,从没见崇祯这么“大方”过。

而到了北京城破前夜,本该“尽忠”的左良玉,却在武昌安心过着奸淫掳掠的“小日子”。崇祯的钱,算是打了水漂。



甚至,就是在北京城破时,一生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崇祯,还上演了悲壮一幕:把身上仅存的二十多万两银子分给宫里太监们,盼着他们能同仇敌忾,给李自成一个难忘的教训。不料这群“奴才”们拿了钱后,各个闹哄哄跑没影——临了,钱还没花对地方。

崇祯“为何没钱发饷”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扛锅的问题,但仔细看看,这锅还要他自己扛。“扛锅”的背后,是能力眼光的差距,对于后世的各行各业,何尝不是个难忘的教训。

参考资料:陈梧桐:《明史十讲》、吕佳《孙传庭经略陕西政策研究》、张松梅《明代军队饷银供给演变探析》、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周凯:《论明末武将的崛起:以左良玉军事集团为中心》。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樊树志《重写晚明史》、赵艳霞《明代军屯及其私有化》、马自树《明代军队衰弱的内在因素》、曾磊《浅析明朝崇祯时期的京营》、苗棣《大明亡国史:崇祯皇帝传》、范中义《中国海防史》。张秀《明崇祯时期自然灾害研究》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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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时代的组织动员模式是崇祯根本不可能模仿的。耕战一体的卫所制度与募兵吃饷的制度是两个时代。

1、低成本的朱元璋养兵

元末群雄起义,各路诸侯的部队四出劫掠就食。谁都这并不是长久之道。

(卫所大体分布图)

在乱世,如果想建立政权,就需要对军队做合适要求,既能作战又能生产。

在三国时期,曹操就靠屯田法养兵作战,使出则为兵,食则有粮。

这样的好处就是同耕同住同劳动,容易组织动员。在战时,能短时间动员其众多部队。在闲时,可以生产。即耕战体制,农业时代动员机制的巅峰

朱元璋采取元朝尚书张昶的建议,实行卫所制度。大体所。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这样子士兵都集中在南京附近屯垦,江南富富裕地带产量高,且生活集中,容易动员。

(明太祖)

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基本制度。

在建国后,这套经验自然推向全国各地,卫所在全国星罗棋布的建立。这就有了明太祖说的“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栗”。

2、制度的自然演化

耕战一体的卫所制实行的是在军户内部的征兵制度。征兵对国家而言,成本是比较低的。

但对国家能力要求较高。

(关宁募兵)

所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明王朝的社会管控能力越来越差,而卫所军户越来越接近农民。

这时候对朝廷而言,处理有限危机还不如用临时募兵,用完就解散,成本也低。

这就逐渐开启了募兵生涯。

到了明末,辽东、沿边、腹地在在需要募兵,而且危机常态化,募兵难以裁撤,所需粮饷压力让崇祯很棘手。

3、卫所征兵的最后余光

不是说明末就没有征兵制的影子。孙传庭在陕西巡抚与三边总督的任上,清理军屯,佥丁为兵。其清理军屯,短时间即解决了财政与兵员问题,训练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孙传庭)

在其做总督、督师的任上,尤其是柿园之役失败后回到陕西,“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直接推行全面征兵,这也是其能在开封会战后迅速组建部队的重要原因。

总结:

朱元璋的军户耕战一体的卫所体制对明朝建立与巩固都有很大作用。募兵制的出现与伴随的危机常态化,当其对财政方面的压力体现出来的时候,基本已经不可逆。孙传庭的组织整顿算明末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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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时代和崇祯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时代。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之后,整个全国范围内的土地都进行了重新的划分。为了能够快速的恢复战后经济,朱元璋将土地分给了那些没有田地可耕种的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景象几乎遍布整个华夏大地。


朱元璋如此之做,无疑将全国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可是,既然土地作为一个利益链被重新分配,那么自然要有新的地主阶级重新掌握有大量的土地。


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大多官僚出身,权势越大,对于土地的侵占就越严重。


以至于到了明朝中后期,其实真正的土地已经不再明王朝的掌控之中,相反,土地已经变成了官僚地主阶级的私人物品。百姓的土地渐渐减少,甚至直接被抢夺,只能依赖于这些地主阶级的土地来维持日常的生活。


他们也相应的变为了地方上大地主的劳工,而非王朝的子民。这样一来,生产积极性不仅仅没有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慢慢的降低了,随着这些地主阶级的不断压迫,朝廷的征收税赋,这些民众迫于压力,只能放弃土地外出求生。


官僚地主的土地越多,也就意味着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就越多,收获的钱财也就越多。但是,朝廷所征收的税赋却相应的越少,甚至需要开始苦苦巴结地方上的这些官僚地主,这些地方上的大财团来维持朝堂正常的生活开销。


朱元璋养兵采用的是军屯的方式,这些人可以用来打仗,也可以用来种田,几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养兵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仅仅是限于王朝初年,一旦王朝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这种养兵方式的弊端就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你会发现仍旧是土地的问题。


利用军人屯田,一旦时间较长,这些士兵就会成为将领的私人屯田士兵,土地也会渐渐成为专属于某一个将领的土地,而非专属于某一个士兵的土地。


士兵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又没有仗可打,他们能够选择的只能是逃跑。这样一来,几乎就形成了一个鼻塞的死循环,朝廷无地、百姓无地、士兵无地,更多的土地集中在了当地的官僚地主、将领们的手中,无形之中这些人就掌握了王朝的经济命脉。


到了崇祯王朝后期,这种弊端就愈加的明显。


土地的流失,致使王朝无法得到应有的赋税,相反整个王朝的财政都被地方上的官僚和军户所掌控,所以在崇祯年代,我们能够经常看到崇祯皇帝解决军饷的方式经常是问朝堂大臣索要,可是这些朝堂大臣自然知道自己掌控着王朝的经济命脉,他们自然明白崇祯皇帝不能拿他们怎么办。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出钱。


地方上的百姓因为无地可耕而拼命反抗,辽东地区又常年交战,需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能够维持王朝运转的税收却越来越多。古代王朝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一旦失去了土地的掌控权,也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对于财政的掌控权,亡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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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当时的大明王朝常规部队的人数均在两百万左右,后最高高达270万人。

要养活这样一支大部队,必须要依靠强大的财政收入,可是在明朝财政预算体制内,并没有军队支出预算,那么,朱元璋是靠什么养活这支部队的呢?

军屯,是这支部队的生存之源。说起屯田,并不是朱元璋首创,汉代武帝时期,为了抗击匈奴,就有了在边疆实行军屯的先例,三国时代,更有曹操在北方实行屯田,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从而统一北方,后,屯田一直是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的大事。金元以后,屯田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明朝是继承元朝“军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军屯”建设,从而建立起大明朝的强大武装力量。

朱元璋在边塞之地或者重要军事要地实行屯田,与“军户”紧密挂钩,军队的兵士即“军户”(明朝对各阶层从事的职业按照“户”来划分,当兵的为“军户”,手工业匠人为“匠户”如此等等),在卫所制管理之下,开垦和耕种荒地或废弃田土,战时为兵,闲时为民,也有部队三成为兵,七成为民耕作或二八,四六等,依据实际情况战农结合,以保障军队兵士的后勤问题。

这样,部队的吃穿皆可来自于屯田,不必要国家另行财政开支,所以纵观明朝财政,相比于宋朝要少很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自给自足的屯田。

但是朱元璋的屯田好景不长,朱元璋和朱棣两个强人死后,屯田逐渐遭到破坏。一是来自于屯田的收成被军队各级官僚肆意掠夺;二是屯田的土地,尤其是肥沃土地被军队各级官僚占为私有。到明正统八年,在实行军屯制仅几十年后,朝廷传言:

"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设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

万历十年,张居正清丈田地,仅在辽东清查出的被侵占屯地计8390顷,屯粮20余万石。 这一数字,比永乐初年的辽东屯田最高额25.3万顷,已经占其三分之一以上。这说明,朱元璋明初建立的屯田制已经遭遇实质性破坏。

故,万历年间,“三大征”不仅全部耗尽了张居正改革时代的积累,还得另开商业税和矿税等,以维持戍边开支。屯田制的破坏,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开支,而且部队士兵流失严重,因为生活得不到保障,很多军户流离失所,自谋出路,由此,军队的战斗力荡然无存。

所以,到崇祯年代,除了屯田被破坏,卫所制也被破坏。朝廷没有额外的财政预算保障军队支出,军队数量锐减,战斗力十分低下,都是临时通过招募来组织军队,相比于明朝初年稳定的军队力量而言,明朝崇祯年间的边防,无良将、吃空饷,拉郎配十分严重,明军事力量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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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如题目所说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元朝所处的社会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腐败的政府机体等因素造成的。

朱元璋

【一】所处的社会阶段所导致的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百废待兴,因为朱元璋贫苦出身,从一位放牛娃成长为一位开国之君,他深知农民之苦,也深知国家稳定发展之基在于农业。所以,建立明朝初期,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1. 将开垦黄田,增加户口作为主要任务。开垦的荒田归开垦者所有,免除杂泛差役三年,对于荒芜的田地,政府进行分配给农民,免除三年租税。

2. 下诏大赦,宣布凡聚众山林、无户籍、靠打劫为生的,只要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一律不予追究。

3. 严格限制僧道数量,削减僧庙,加强度牒的管理工作,严苛控制。

4. 下令解放奴隶,过去因兵乱流散而沦为奴隶的进行及时放还,为社会增加了劳动生产力。

5. 移民屯田。针对人多地少的地区进行移民屯田制度,将多余的人口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政府负责分发耕牛及种子,免除三年租税。

6. 大力发展军屯和商屯制度。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自给自足。商屯是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吗,就地交粮,省去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对于边疆开发和军队粮食供应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崇祯帝所处的时代是大明王朝的末期,与初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经济基础薄弱,经过几代无为皇帝的治理,尤其是万历皇帝的懒政和乱政,大明农业经济基础已经被严重削弱,而且天灾人祸频发,1628-1634年间,大旱不断,饥民遍野。1640-1644年间,瘟疫横行,大量民众死于瘟疫。

崇祯帝朱由检

【二】社会矛盾不同所决定的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虽然边疆偶尔有动乱发生,但是整个社会是处于平稳的发展状态,虽然百废待兴,但百姓都看到了希望,社会的矛盾也较小,再加上朱元璋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整个王朝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状态。

崇祯帝执政时期,社会的矛盾丛生,大明王朝早已不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和平稳定的大明王朝,而是社会矛盾丛生,尤其是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李自成起义,发展之势过于迅猛,最终竟然攻进北京,将大明王朝推翻。另外就是关外的大清,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势力,最终攻入山海关,统一了全国。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三】官僚体系的腐败

这个是导致国家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明朝初期,朱元璋刚刚统一全国,从整个管理体系来说,官员的状态都处于积极向上的阶段,与朱元璋一起打下天下,整个官僚队伍是奋发有为,也就是清廉上进的,何况建国后,朱元璋采取近乎苛刻的反腐措施,使得官僚队伍总体向好发展。

崇祯帝时期,整个官僚队伍已经极度腐败,从中央到地方,腐败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在朝廷中,个别大臣对于崇祯帝的话都是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更不用说基层的官员和小吏了,国库空虚,贪腐的横行势必导致对百姓的搜刮,而战乱又使得百姓流离失所,还谈什么粮食生产和军需供应了。

所以才有朱元璋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而何崇祯却无钱发军饷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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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体说一下。

明朝百姓的户籍分为三类,一类是民籍,由户部管理。一类是军籍,由都督府管理。一类是匠籍,由工部管理。

其中拥有军籍的这一部分,组成了明朝的军队,这些军人的来源包括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具体就不细说了。

明朝建立之初,刘基帮助朱元璋设计了卫所制。军队的最小单位是十人一队的小旗,五十人为总旗,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五千六百人为卫。

理论上讲,明初的军队规模大约二百七十万,减去逃跑、病亡的,实际上应该没有这么多,但不会少于二百万。这么多军人,需要吃粮,吃盐,穿衣,战马需要草料。解决的办法主要靠屯田,就是小部分军人守城,大部分军人耕种,自给自足。

这是军屯部分,还有做为补充的商屯部分,就是利用民间的力量,在一些偏远的地方进行屯田,供应当地守军。做为交换,朝廷发给盐引,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

通过屯田的办法,明初的军队给国家财政的负担非常小,朱元璋才能不用百姓一粒米,轻松养兵百万。

但是,卫所制、屯田制从设立之初就开始走上一条败坏之路。卫所制中的许多细节太过复杂,逃跑、病亡、冒名等等现象越来越多,军中缺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于是不断需要清军、勾军。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讯手段来看,这是极为浩大的工程,费时费力,效果极差,同时给民间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军中员额不足,遇到敌情,只能招募军人。最初,募兵制只是作为卫所制的补充。但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的数量越来越大。而这种募兵的粮饷,全靠国家的财政供给,最终通过赋税转嫁给农民。

另一方面,屯田制也快速瓦解,许多屯田弃耕、荒芜。做为补充的商屯,也在明孝宗弘治年间瓦解。于是,各地卫所的军粮军饷越来越倚赖财政的帮助。

到了万历年间,辽东的形势逐渐恶化,朝廷被迫投入大量兵力,所需要的军饷只能通过加征辽饷来解决。崇祯年间,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为了剿匪,需要招募和训练大量军兵,于是加征剿饷和练饷,更激化了社会矛盾。

内外交困之下,国家财政破产,最终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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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元璋用军屯养兵,崇祯却无钱发军饷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元末明初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朱元璋建国开始就利用根据地筹饷,建立卫所军屯制度。这在当时是有利的措施。军队粮饷大多依赖军屯解决。但是不用百姓一粒粟解决军饷的说法出自朱元障之口,无非是赞扬自己推行的卫所军屯制。在明代前期和中期问题不大,万历之后,边患渐多,流动作战又多又大,军屯制度弊端渐显问题。万历三大征,基本耗尽国库积蓄,正税之外屡次加征军饷,特别是明后期,边饷、辽饷开征,连民间也无积蓄。这与明前期和中期大不同。不存在卫所完全自给,还要依赖户部统筹才行。明初、中期各卫所维持本地治安,军屯收入大体可自给。从三大征开始,到九边防御、辽东战事和内地平叛时期,军饷自给已落空。明代改革很少,初期创军屯直至明亡未改。

二、中后期军户逃亡,军屯收入减少。明代军户制度僵死不变,军户负担过重,许多军户弃屯逃亡,兵员减少,屯粮减少。无战事卫兵员骤减三、二千人。原设计每卫5600人,都不足编。永乐初期垛集山东沿海七卫,改名屯田捕倭军,七分耕种,三分值守。这种调整适合当时和平环境。明中后期北境设九镇,辽东卫所宻布。洪武时最多内外卫多达300余处,嘉靖后北方加大屯兵,沿海或加卫所或加兵丁,负担很重。军户负担加重,导致逃亡更多。军屯收益远不及民户。由军屯优势渐成劣势。亦兵亦农变成非兵非农。大量集中用兵,卫所土地撂荒,军屯弊端明显。但朝廷并没有改革旧制,军队没有专业化,原本设计的亦兵亦农屯田兵制,不再适应明后期的集中用兵。

三、军屯制降低军人素养,种地不及农民,打仗不及专业军人。因为这种半军事化组织,朝廷用兵时需从各卫所抽调拼凑,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很少有强兵劲旅出显。闽浙倭患依靠戚继光带兵前往,连修长城也得戚继光去。明代后期军队战力很低。对辽东用兵和对内平叛浩浩荡荡出征,却一触即溃。李自成乘荒灾而起,10多年间势成燎原,陷北京亡大明,并非军事上有多少优势,是明廷失人心和军人无能所致。几百万军队内不能平乱,外不能御敌。

四、关于崇祯缺饷问题,原因不在军屯。大量用兵时期,即是内卫和边卫,只要有战事基本都集中朝廷用兵,军屯荒废。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北方省份大多卷入,起义军所到搜刮一空,官府没法征赋征粮。自崇祯元年至明亡莫不如此;二是万历以来国库亏空,寅征卯粮用兵支出越来越多,国空民穷;三是贵族繁盛,宗室权贵占据大量资源,减少朝廷收入;四是崇祯11年开始,全国灾害持续至明亡,江北省份赤地千里,流寇流民遍及大半中国,越剿越多;五是内外用兵空前增加,军费支出浩大。在天灾人祸叠加的情况下,收入减少而支出翻番。权贵们的捐赠也成杯水车薪。崇祯缺粮少钱是自然的。比不得明初,也比不得万历及以前。天灾人祸等多重打击,摧毁了明朝大厦。

况且崇祯等死要面子,无力回天却内外开战,连一点战略迂回都不敢想,只能败亡。死得悲壮,于事无补。

总之,崇祯一朝,有可憐之处,也有可恨之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假设都没有用。崇祯背锅也是必然的。有人说魏忠贤若在,外可退兵,内可筹饷。完全是不顾史实,胡说八道。崇祯初年,内乱未成气候,外患未成燎原,日子艰苦,未致亡国。应该是天灾人祸和历史积弊三重叠加摧毁大明风雨飘摇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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