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我经历的一件事，以作答题的引子。
那是过去当记者时的一件往事。我那时在一家电视台当记者，一次去法院采访，一个死刑犯被当庭宣布“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完毕，法庭一阵躁动，死囚一声不吭被人拖出法庭，押上囚车。停放囚车的甬道外，站了十几个人，无人哭叫，但有人在抽泣，估计是家属，来送死刑犯的。等我走出法庭时，囚犯已经被押上车，动作好快。我看见囚犯被捆得很紧，身体都小了一号，就跟一个粽子一样，根本无力反抗，就像小鸡一样被提上车。干净利落。
院子里停了三辆车，囚犯坐的带铁栅栏的大面包车在中间，前后还各有一辆押送车。现场很是安静，不对，是一种明显能感觉到的肃静。毕竟一条生命即将被剥夺，不管死囚犯过什么恶，人们对死亡到底还是存有一种自然的敬畏。我透过面包车玻璃，隐约看见有武警坐在里面，大概是负责执行的战士吧——搁古代，叫刽子手。
（为了说明“围观杀人”不是中国特有的风景，本文皆采用西方的画像/皇帝不称朕）
这时，一个我采访的法官走出来，把手包往腋下一夹，轻松地跟我打招呼，是无声的那种招呼。我问他：“你也去？”他笑笑：“我得去啊。”我瞟了眼囚车，“哦”了一声。没想到他接着问我：“你去不去？”
我们说的“去”，目的地就是执行死刑的刑场。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在那个城市，杀人的刑场就在市郊一块空地上，周围还散住着不少村民。不是如人们想象的，刑场总在极为荒僻的所在。枪毙人也很简单，去了，把场子一围，令死囚跪倒，“啪”，后脑来一枪，犯人倒毙，法医验尸，尸体运走，撤，完事儿。死刑执行结束，刑场只剩下一摊污血。选择离中心城区那么近，而且就在公路旁的一个地方，唯一的缘由，可能是因为那里离火葬场近吧？
事实上，古代更邪性，杀人都在城市的最热闹所在。比如北京的刑场，就在宣武门外的西市，周围店铺林立，商旅如织。
古代杀了人，还有“暴尸”“枭首”的习惯，前者就是把没了脑壳的尸体在原地放几天，后者则是将死囚的脑袋装一个小木笼里，高高挂起来（多挂在城门上，枭首往往是重犯，脑袋有挂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杀人又称“弃市”。市是指市场，那何为“弃”呢？它关联着一种说法，即古代杀人，是“天子与臣民共弃之”。在闹市杀人，就是一种“共弃”的形式，就是要让老百姓都来看，相当于开一个法制教育的现场会。可以说是，公开行刑，是人类残酷司法的最为极端的仪式化展示。所谓仪式化，就是供人们来合法观瞻的，是政府允许，甚至是鼓励的。
而群众来看杀人，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就是被杀之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他们来拍掌叫好，扔菜叶，吐口水，都是正义的行为。一边观看砍脑壳，一边还可以宣扬道德与正义，何乐不为？何况除了看热闹的，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想吃人肉、吃人血馒头的呢！
现代以来，司法观念变迁了，特别残酷的刑法已不合时宜，也很少再在闹市公开杀人（少数特殊情况例外）。但我国一直保留着以“人民参与”为特点的公开宣判和游街示众的习惯（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万人公判大会”之类的活动还较为常见）。到今天，犯人也有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观念开始普及，再想观此“盛况”，就比较难了。
当然记者总比一般群众多一点“看稀奇”的机会。那位法官问我去不去，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是让我完整地了解所报道事件的始末，还是给一个让我看稀奇的机会？——毕竟看杀人，已是一种特权和很难得的机会了。
我没有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说：“我，就不去了。”于是，法官和我点个头，就自己上车去了。
这件事我印象深刻，多年之后，当时场景的片段依然留存在记忆里：一个夏天，白花花的一片。
通过我的选择，我了解了自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当然也是一个软弱的人，至少我没有暴民的基因，心里也没有残酷的种子。因为，我不愿意通过“观赏”真实的人类之死而获得快感和增长见闻。
最后我要说的是，公开杀人，群众围观，集体狂欢，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也是“西洋景”。在此我推荐两部刚刚看完并且十分喜爱的书给大家（如下图），看官，可别只知中国事，便不自觉地只妖魔化中国哦。
（此书名为《忠实的刽子手》，本文图片都来自该书）
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活活残害至死，的确能令人产生不适感，甚至恶心呕吐，但许多人就是愿意享受这种异样的刺激——他们要的就是这种观看恐怖片的感觉。这种普遍性的心性，恐怕便是潜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恶灵吧。（文/皇帝不称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