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确实经常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比如汉末从三国、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全部是由权臣篡位完成朝廷更替的。
但这些篡权的权臣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同时，又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力，将内外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即使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权臣手中，皇帝已经成为傀儡，也并不是马上就篡位，还需要通过废立皇帝、清除异己等过程，才逐步完成篡位之前的准备。
在条件成熟以后，才会通过表面上的禅让完成朝代更替。汉末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是董卓，但是他没有完成。接下来是曹操，做好了准备，但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一直到曹丕才终于完成。司马氏也是经过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挖曹魏的墙角，排挤和打压曹魏的支持者，最终才完成了魏晋禅代。
有了汉魏和魏晋这两次的榜样，后面有这个想法的人再干起来就容易多了。即便如此，桓温权倾内外，仍然受到门阀政治的制约，没有能完成这个过程。桓温的儿子桓玄自立为帝之后，很快也就失败了。而后来完成换代的人往往是像刘裕这种摘果子的人，也就是前面有人发动叛乱，他们以平叛勤王的名义出兵，通过平叛控制朝廷，之后再完成篡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隋文帝篡位只是因为他在北周皇帝驾崩的时候受遗诏辅政，实际上变成摄政，最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篡位。
五代时期的篡位是另一种情况，都是强藩大镇直接取代中央权力。后梁朱温是劫持唐朝皇帝当傀儡，不久后就直接篡位。后梁被后唐消灭，成为后唐。后唐发生内乱，没多久就灭亡。后晋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攻进汴梁，建立后晋。后晋的皇帝被契丹抓走，刘知远又建立后汉。郭威以外藩强镇身份直接出兵，进攻汴梁，建立了后周。后周柴荣死去，弱子继位，赵匡胤在兵变中登上帝位，返回都城，建立宋朝。
实际上，五代就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所谓的五代都只是比较强的藩镇而已，并没有真正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大一统，就匆匆忙忙的当了皇帝，都无法持续。但从五代开始，各代都开始注意削弱藩镇的权力，减少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宋朝建立后，在晚唐和五代形成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将权力高度分散，军队由中央直接掌握，文武分途，文官官僚体系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掌握行政权力，而军队则由中央的枢密院负责领导，地方文官不能掌握军队，地方驻军将领无权干预行政和人事安排。
由此，逐步形成了文臣和武将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相互牵制，财政、人事、军队调动和行政权力分属不同体系，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制约，但又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协同。
因此，在宋朝的格局下，如果要发动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必须由中央任命职级较高的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权力集中容易带来的权臣篡位和分裂割据的风险，但弊端也同样明显，这就是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无人负责的局面。
明朝初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趋势，文官和武将之间相互制约，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必须由中央指定高级文官担任方面统帅，统一事权。先是设置负责协调指定区域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总督，后来又改派级别更高的督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因为长期的分权造成的惯性，这种机制上的调整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外派督师的各种牵制和制约，即使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外出督师，也仍然必须依赖于朝廷在财政、人事上给予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而当中央部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乃至直接掣肘的时候，前线的督师和将领是无能为力的。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皇权政治和古代中国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和趋向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就造成了官僚体系常见的毛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都面临这种问题，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完全由文官官僚体系掌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党争，而军事行动也往往会成为党争的一部分。无论是北宋王安石时期拓边河湟，还是明末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斗争对辽东战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