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周王朝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或说其生于约公元前571年,卒于公元前471年,但没有翔实的史料为证,不敢妄信。他大约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或比孔子稍长,这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史记》中有“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的记载。
老子为周朝“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其在职时,既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弟子跟随学习。真正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关令尹喜。《史记》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意思是说,老子见到周王室日渐衰微,知道不可久居,于是“自动辞职”,离开周朝王室,打算到关外隐居起来。过函谷关的时候,被关令尹喜拦住,逼着老子写书传道给他,否则就不放他出关。老子无奈,只好写下《道德经》一书,才顺利“通关”。出关之后呢,“莫知其所终”,不知他去了哪里隐居,更不知其晚年情况如何。
后来尹喜将此书公诸于世,天下人遂得见《道德经》,更依此衍生出许多故事来。五代时有一宰相杜光庭,以老子出函谷关隐居为引子,撰成《老子化胡经》一书,说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西渡流沙之后,去了哪儿呢?去了印度;去印度之后,成了什么呢?投胎成为释迦牟尼佛;并说孔子就是文殊菩萨,等等,荒诞不经,无从稽考。因为这书出于杜光庭之手,后世遂将没有根据的编造称为“杜撰”。
老子生逢周室衰微的时代,必耳闻目睹许多骨肉相残、弑父弑君、坏乱纲纪之事。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会与我们一样深有感触。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的思维不为一事一时一世一国所拘,没有变异为“愤青”一族,而是以其高超绝伦的智慧,洞幽识微,写成《道德经》一书,以指导这“拦路弟子”尹喜修道。得遇这样的老师,尹喜先生也真够有福气的。但《道德经》这部巨著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受到许多皇帝的崇奉,或许是老子当初没有想到的。
司马迁《史记》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道德经》“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大学问,用之以己,是自我完善、自身修养;用之以乱世,则救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历史上每逢乱世,必有道家的高人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生灵涂炭”之灾。帝王御世,则每每“外示儒家,内用黄老”,几乎已是不成文的规矩。
二,孔子生平及学说简介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周王朝鲁国昌平乡陬邑,其先为宋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世寿七十三岁。
孔子生时,比老子稍晚,周王室已然衰颓,纲纪废弛,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经常互相侵伐;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者,屡见不鲜。自尧舜而下至于商汤、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典章,已被置诸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各诸侯对国土、利益、享乐的无厌追求。
孔子高屋建瓴,看到乱世的根源所在,洞若观火。同时以其卓绝的睿智,也清楚地知道实现“天下大同”的纲要所在。于是,不辞艰辛劳苦,率弟子遍游诸国,以期能有诸侯王采纳他的建议,《论语》:“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大意是说,若有君主用我主持国家政事,一年打下基础初见收效,三年便能于天下大有作为。
这不是吹牛皮,《史记》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大意是说,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代摄国政。理政鲁国仅三个月的时间,贩卖猪、羊的奸商就不敢胡乱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去抢着捡走;各诸侯国来的客人到鲁国的城邑,用不着向官员们走后门送礼,都能得到规范的照顾,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鲁国有了一位如此卓越的政治家,引起了邻国齐国的巨大担心。鲁国日渐强大,这对齐国不是福音啊!于是选派美女声乐团,送给鲁国国君去享乐。这正是鲁国国君的所好,于是没出几天,就不理国政,国内大事也不再以礼法行事。孔子见状,知道“竖子不足与谋”,于是离开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从56岁到68岁,先后游历了十几个诸侯国,期望他的治世之道能为当权者所用。
可惜的是,没有一位君主能采纳他的建议,终日除了斗鸡走狗声色猎酒享受“美好生活”之外,就是追求权力与国土。对于孔子的“王道”,完全不感兴趣。
孔子“皆不得于诸侯国”,失望了,到68岁的时候,回到了鲁国,开始了他的旷古事业,删诗书、定礼仪、作《春秋》、教弟子,儒门道统,自此而始。
孔子被尊为“万世文宗”。文,经天纬地谓之文。历史学家司马迁赞叹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高足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另一高足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孔子所立“礼、义、仁、智、信”之说,侧重于以古人智慧启迪后昆,而不是复古。肉体有生死,但古人的智慧没有生死,历万世仍飞舞灵动,开发我们的智慧,以立身济民。自汉朝以来,儒家学说备受朝野推崇,奉为圭臬,在法治不健全的封建社会甚至将《春秋》精神作为断狱的依据。“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德其行其智其言,民于今深受其惠而不知不觉,一如太阳之泽被万物。若说“我们至今仍活在孔子的世界里”,并非过誉。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孔子的学说就有其无上的价值,日丽中天,民无得而称焉。
1988年,五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普获得诺贝尔物埋学奖的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最后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依现在的趋势而言,孔子的智慧,非但没有过时,还将愈来愈现光芒。
三,释迦牟尼生平及学说简介
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净饭王太子,生于公元前623,圆寂于公元前544年,世寿八十岁,比孔子出生提前72年。
释迦牟尼出世之时,适当印度社会等级森严、神权统治、各种修行之术及异端邪说横行,肆虐涂毒百姓。虽以太子之身,在王宫内尽享无边的福乐,但是天生聪慧的释迦牟尼,却因见到了路边死人的骨头而生怵惕之心,感到生死对于人的恐怖,想寻求终极解决之道,却受到父王的百般阻挠。于是,他立志出家,半夜离开王宫,出城而去,寻求彻底的解决之道。他遍寻各路修行的“高人”,最终都发现他们所行所教,并非如他所愿,于是,“知非即舍”,继续寻找他梦想中的正确之路。历经六年的所谓遍参、修行,他失望了,满世界竟无一人为他指明向上之路!于是不再去寻找什么仙人、道人,干脆自己一个人跑到雪山寒洞苦修,想以此而成就无上之道。这过程备极艰辛,冰雪漫天,寒风刺骨,日食一麦,且无人照料。如此又经历六年,认为这也不是终极之道,并且他整个人也瘦的皮包骨头,折腾的不像样了。于是,他下了雪山,渡过恒河,有牧羊女供他乳粥,他吃了乳粥,恢复了体力,在菩提树下静坐,经三七日,“睹明星而悟道”,证得无上菩提,成就圆满佛道,从此开始了他四十九年的弘法教化生涯。
释迦牟尼佛倡导的“平等、慈悲”,在当时的古印度社会中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种种的外道、异端纷纷前来“过招”,却无不败北。并有不少开宗立派的外道“大宗师”于理屈词穷之后诚心归依,成为佛忠心耿耿的弟子,其说理之透彻、摄持力之登峰造极,可见一斑。
当释迦牟尼佛八十岁时,圆满了他这一生的心愿,在双树林中安然入灭。其遗体火化后,产生了许多晶莹剔透的舍利,当时各国王为了争夺佛舍利,曾陈兵城下,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严阵以待,扬言不惜身命,当以力取。在此紧急时刻,一位婆罗门从中调解,建议均分舍利,以避免引起争战。此建议被前来争夺舍利的八国国王接受,於是舍利被分为八份,每国一份各自请回建塔供奉,这次事件佛教史称“八王分舍利”。
佛灭度后,又过了五百多年,佛教传东土的机缘成熟。经汉明帝之礼请,佛教于东汉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并经佛门数代祖师的努力,融合本土之儒教、道教精义,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这一艰巨的工作,使之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情有浅深,智慧无古今,因为佛“慈悲、平等、柔和、忍辱”的大智大慧,佛法的教义深入民心,在当今现代化的社会,佛教的影响力仍然巨大无比,其教义被各阶层人士于不知不觉中奉行。
四,结语
梁濑溟说:“东方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东方世界却有如此智慧高超的圣人出世,如今的我们仍然是瞻之如昆仑须弥,难以望其项背。三大圣人非但以其卓越知见名垂千古,且其说其教,至今对我们仍有无法估量的影响。三大圣人,历朝历代皆有极广门徒,笃行其道,宣扬其说,流衍至今,对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安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三大圣人出世,那么,儒家的孝悌忠信,佛家的慈悲平等,道家的清静无为,这些高妙如日月的观念,能从你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吗?
剔除伪儒学、伪道学、伪佛学等“转基因”之类的糟粕,三大圣人智慧的光芒,历两千五百年风雨沧桑,不减一毫,仍然如同灯塔,为漫漫长夜中航行于苦海上的我辈凡夫俗子指引前进方向。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三位圣人及其后世传人的教化,我们所谓的人类社会大概早就“皆禽兽矣”了。且各宗门徒皆对其教主的学说多方加以阐扬,造就了这样一个“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文化氛围,我辈生于斯、长于斯,这些观念渐渐渗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毛孔中,已然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经世而不衰,历久而弥新。
三大圣人出现世间,阐扬对后世产生无穷利益的教法,东亚社会人文的基因由此奠定。也就是说,公元前五百年,发生了圣人出世教化、奠定社会人文基因的惊天大事。比之盘古开天,毫无逊色。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三大圣人的教化,我们才有幸没沦落到“断发纹身”的荒蛮状态中去。倘无这三大圣人,所谓的人类社会能否延续至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若没有这三大圣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你能想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