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王世襄居室简陋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
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繁华落尽，锦灰三堆。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
王世襄背后，留下一段段趣谈。
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
讲述王世襄作为一个时代文人的“独特性”
| 为学:他的学问源于乐趣 |
Q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您怎么看?
A
王世襄有他的独特性。他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
他们那一辈的人，出身好，家里有钱，对成就一个学者是比较有利的。但王世襄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里是独树一帜的，他出身豪门，但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对世俗民间杂七杂八的事都感兴趣。
我觉得，王世襄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
他的很多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玩鸽子、驯鹰等，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物专家通常就限定在一个领域内，比如书画专家、陶瓷专家，但王世襄对这些都是通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这很重要。
明晚期 犀皮漆圆捧盒
王世襄先生旧藏，现藏观复博物馆
Q
如何才能够玩成家?王世襄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A
王世襄是中国研究明清家具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在研究。但王世襄的研究比他们更为深刻和全面，他写成的《明式家具珍赏》虽然拖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版，但功力深厚，后来翻译成各国文字，对于明清家具在海外流传的影响比较大。
| 为人:他对生活非常豁达 |
Q
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A
上世纪80年代我就跟王老认识了，那时候我只有33岁，他当时70多岁了，应该是以祖孙辈而论，但只要谈得投机，他就不让我走，留我留到半夜，还要去给我炒一个菜。要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能吃又能做，做菜非常好吃和讲究。
王世襄的学问都在他的书里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翻开他的书，我就觉得是在吸取营养。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收藏的道路，也无不受到王世襄的影响。
马未都与王世襄
但王世襄对我最大的影响，仍然是他那种非常阳光的生活态度。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到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诗人和考古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 其藏:他的藏宝最终散尽 |
Q
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如何理解他的举动?
A
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
2003年，他通过嘉德拍卖了他的许多宝贝。我也终于得以从中买回来几件，但是最贵的仍然没能买回来。
我以前不敢奢望拥有王世襄的藏品，他卖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生前非常喜欢的那件犀皮漆盒，最后我买了回来，收藏在观复博物馆，我觉得他最终选择了“散”，这是他的豁达，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上海博物馆陈列的王世襄旧藏明式家具
| 王世襄生平轶事 |
研物立志 京城第一大玩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虽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
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即使再“雕虫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专家，年高、资深，当然术业有专攻，很多专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又博的，却很难找到一个。他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现在很难再能够出像他这样的人。”
收藏成痴 全家挤在柜子里
王世襄在京城还有一个外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连自己的家具都没地方搁，老先生有时晚上睡觉只能睡在柜子里。
黄苗子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时便惊讶地发现，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
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和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进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
现在的收藏界与钱挂钩，非常浮躁，王世襄介入收藏却因为痴迷。是1945年以后，王世襄骑着车，东拾西捡买来的。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后面有个大架子。
他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甚至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
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文人情怀 千金散尽剩一筐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1940年代。他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虽然王世襄已经远离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外厅那些家具都是王世襄当年所藏的。
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
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