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宋朝亡于“三冗”问题，明亡于宦官专权和吏治黑暗，但究其根本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
宋太祖赵匡胤执掌后周禁军，发动“陈桥兵变”，做了大宋的开国皇帝。可是他当上皇帝后，依然寝食难安，因为他担心他的部下像他一样，拥兵自重，有朝一日也有样学样，“皇袍加身”，将自己取而代之。所以他整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主动交出兵权，还采取了“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等一系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却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所谓“三冗”问题。
而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三冗问题，还导致民怨沸腾、新旧党争，使一些北宋的忠良正直之士遭到贬黜，宋亡实始于此。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在于“理财”，其出发点是好的，可由于措施过于急进，加上用人不当，很多措施导致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加重了人民负担，被指国家与百姓“争利”。
比如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在随夏秋两税收取时一并归还。从表面看，这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又可以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制农民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年利率高达40%至60%，加上官吏为了邀功和中饱私囊，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使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青苗法就变质成官府强迫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不仅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使农民即使在丰收之年也因为还不起债而被迫逃亡。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这样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682万9700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5210万1029石，增长了8倍，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王安石变法确实是起到了“富国”的作用，然而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且看苏轼给朝廷的奏折：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奏准南闭粜状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难怪苏轼说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
王安石一介书生，外号“拗相公”，虽有一腔富国强兵的变法热情，却缺乏政治经验，把变法变成了近似于宗教信仰的狂热，不允许任何人否定变法。加上宋神宗急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力挺王安石变法，听不进任何真实的谏言，一批贤良正直之士遭到贬黜。
比如苏轼，因直言痛陈变法弊病，被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诬陷，在“乌台诗案”中被贬，最后一次贬到了海南岛。
又如司马光，对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陕西，后来退居洛阳，闭口不谈政治，历时15年完成《资治通鉴》。即便如此，后来新党上台执政，司马光还差点遭到掘墓鞭尸的命运。
后来宋徽宗继位，蔡京拜相，为了打击政敌，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佑党人碑。元佑党人碑见证了北宋神宗以来，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近百年，卷入多达500多人的朋党之争，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争。在这次党争之中，一大批纯儒贤臣遭到迫害、打击，很多在贬谪中谢世。
所以北宋的衰落，是从宋神宗重用、偏信王安石，进行变法开始。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人治”的必然结果就是，一旦君主被蒙蔽，偏听偏信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和决策失误。
明朝亦是如此。
朱元璋起身草莽，立国之初就借胡惟庸案加强君权，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他规定“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臣工敢言立相者斩。”
朱元璋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加强了君权，可是也导致丛杂的政务集于一身。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内，内外诸司送到皇宫的奏章共1160件。这些奏章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3291件事，皇帝平均一天要处理411件事。
到明成祖朱棣时，便设立内阁作为没有实权的辅政机构，内阁成员起先由官位较低的官员当值，后来入阁官员的权势和地位逐渐提高。为了牵制内阁，又起用宦官，这就导致了明末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真可谓是摁下葫芦起了瓢。
所以，不管是宋朝的“三冗”和为解决“三冗”导致的延续五朝的朋党之争，还是明朝朱元璋为加强君权，废除丞相制度，明成祖设内阁辅政，以及内阁权力膨胀后以宦官牵制内阁，导致宦官专权，其实都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加强君权导致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