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为什么出家,弘一法师当时为什么出家呢？

李叔同后的文章《我在出家的经过》中讲到，自己出家的，便是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近因，则是西湖周边的佛教氛围。李叔同出家并非一时起心动念。他正式剃度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这一年李叔同不过39岁，而早在一年前，李叔同就曾在杭州大慈山下的虎跑寺中暂住。想通过断食疗法，来缓解自己长年所受肺病，神经衰弱之苦。但在此次断食静修之后，李叔同便开始流露出出家意愿。 在近一个月的断食时间里，他接触了很多佛经，由此感到世间名利原是如此虚妄，于是抛妻弃子，决然出尘，以至于他的妻子倍感肝肠寸断在其后呼其之时，他也不曾回头，大步飘摇，绝尘而去。 李叔同为什么如此决绝的抛妻弃子去行菩提之道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断食期间亲身体会到了佛法的可行性，证悟了万法无常的道理，感受到了由正法带来的益处，信解佛法，了知其法的真实不虚，故此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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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问答

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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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弘一法师：出家的儒者

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师：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自己觉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们一起吃菜蔬。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吃素。

到冬天的时候，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母亲祈祷。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夏丏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

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却只是居士，且用佛法来理解儒学，也常常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

号称章疯子，敢骂光绪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读佛经，嬉笑怒骂的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但真正要抛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灯，他们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也有隐逸的想法，却难以实现。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为儒者内心的痛苦之外，还有更多让他抛弃尘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礼佛，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诵经和拜忏。而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

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全面一点。

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师：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自己觉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们一起吃菜蔬。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吃素。 到冬天的时候，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母亲祈祷。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夏丏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 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却只是居士，且用佛法来理解儒学，也常常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 号称章疯子，敢骂光绪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读佛经，嬉笑怒骂的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但真正要抛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灯，他们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也有隐逸的想法，却难以实现。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为儒者内心的痛苦之外，还有更多让他抛弃尘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礼佛，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诵经和拜忏。而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 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的原因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还要从他的好友和同事夏丏尊和虎跑断食的经历说 李叔同比夏丏尊长六岁。他俩气味相投、情同手足。李叔同比之于夏丏尊多少显得豁然，而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多少显得老成，所以，他俩几乎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隔阂。夏丏尊虽是一位忧国忧民且具有一副古道热肠的人，但也正如他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他身上的少年名士气息已歼除殆尽，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跟李叔同一样，并不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12年，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普选。夏丏尊不愿当选，便改名“丏尊”，以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在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当然，此后并未真的实行普选，但他的性情则由此流露无遗。 旧时西湖湖心亭，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雇了一只小船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这是他俩寻求清静的一种法门。这天他俩要躲避的是来学校演讲的一位所谓的社会名流。喝茶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诚然，对于夏丏尊来讲，他的这种话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像他这样一个对待校务和学生什么都要愁一愁、忧一忧的人，哪能做得如此洒脱呢？ 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感兴趣，可他身为教师，虽然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几年来，他倒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实际的教学之中，生活也就相对的稳定。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终于还是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给动摇了，其客观原因，当与夏丏尊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 　　夏丏尊读了日本杂志上的断食文章后，觉得很有趣，一时兴奋，就把它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罢了，可这一看，就被迷住了。在此后两人的闲谈中，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像这样的话，在夏丏尊看来不过是说说罢了，作为一种戏言，随之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个凡事都认真的人，虽然无意去做释迦、耶稣那样的圣人，但既然这篇文章中说断食有许多好处，为何不去试试呢？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表白的：“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李叔同下了决心。但在学校，他没有声张，只是私下里为此作着准备，就连夏丏尊，他也没有告诉。 　 李叔同实行断食的地点是在杭州的虎跑。虎跑有大慈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该寺由唐开成二年（837年）僧钦山建，名资庆。大中八年（854年），改大慈。当时僧寰中居此，得泉，寺名始著。咸通三年（862年），寰中入寂，建塔曰“定慧之塔”，僖宗御制塔赞，并以塔名配寺，曰“大慈定慧寺”。定慧寺在此后的岁月里，曾屡毁屡建。 　　李叔同在虎跑的断食实行得很顺利。他的原意只是来试试断食后的感觉，并无其他更多的期望。可他这回亲临寺院，对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起来。他经常看见有一位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每至此时，他都会羡慕其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有时他会向僧人借来佛经看，企图在经书中探觅另一种人生。 1916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1916年12月16日）李叔同决定断食；农历十一月卅日（1916年12月24日）入虎跑；丙辰嘉平一日（1916年12月25日）起断食；丙辰嘉平十八日（1917年1月11日）为断食最后一天；丙辰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断食时间，准确地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 　　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先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对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时常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经常写书法。自以为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更顺畅了。心境要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他自己说过：断食以后，“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断食结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张照片，侍者闻玉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闻玉敬题。”李叔同自称断食十七日（应该是虚指），他写过一幅“灵化”，题记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酥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李叔同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皈依了佛教，并为正式出家积极作着准备。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　　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在这七年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 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书”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此事须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姜丹书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虽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房中时，早已是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李叔同如此举动，加上“大慈演音书”的落款，这幅墓志铭恰到好处地说明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