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也许没有人不知道赵忠祥，却很少人知道和他名字仅仅一字之差的赵忠尧。
赵忠尧晚年照片（网络图片）
其实，看一下赵忠尧的简历，不由得让我们大吃一惊：他敢说是中国核物理领域的第二人，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让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有多牛：
1924年，赵忠尧在南京高师（现在的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给中国物理学宗师叶企孙当助教。
（叶企孙我以前有文章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不久以后，叶企孙应聘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把他的爱徒赵忠尧也带了过去，很快，赵忠尧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五名教师之一。
抗日战争暴发后，赵忠尧随学校搬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许多“两弹一星”元勋，这时候都成了他的学生。
据统计，“两弹一星”元勋，最起码有8人是他清华或西南联大的学生，这些人有：
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
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
不仅如此，华人最早的诺奖得主，
李政道和杨振宁，也是他的学生。
李政道说过：
“凡是从1930年代到20世纪末，
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
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
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
李政道在“赵忠尧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读博士期间，差点就敲开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门。
当时他的导师密立根（Millikan），
192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学界大拿。
本来导师给他的博士论文课题，是一个光学方面的实验项目，他觉得这题目太简单，希望增加难度。
导师本来就心里很不愉快，觉得赵忠尧好高骛远，不知天高地厚。但是仍然给他另一个研究项目：——
“γ射线在物质中的吸收系数”
1930年，赵忠尧最早发现正电子存在的证据，
这是诺奖级的发现。
然而，1936年，
当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正电子的发现授奖时，
赵忠尧榜上无名，
获奖的却是他的同学安德逊。
五十年后，安德逊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年他的实验室就在赵忠尧实验室隔壁，他的研究是受到赵忠尧的启发。
还有一个佐证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真实性：
曾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主任的艾克斯朋，也在大半个世纪后评论说，
这是一个“没法再弥补的疏漏”。
至于他没进入23人“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也是让人扼腕叹息。
1956年，苏联、中国等12国共建原子核研究所，
赵忠尧是中方委员。
当研究所准备再在苏联上马一个加速器时，他提出反对意见。
觉得已经在苏联建了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不能再中国建？
这样直率的意见，引起“老大哥”的不满，要知道那时候可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这样的意见再正确，也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原则问题，毕竟“外交无小事”嘛！
加之他曾经于1946年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观看了美国在比基尼岛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这虽然使他具有了当年“唯一见过原子弹爆炸的中国人”这样的荣耀，同时，也在那个年代，让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反派角色。
所以说，第二年“反右”开始，赵忠尧就理所当然的被打于另类，他的事业人生前途也走到尽头。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给他恢复名誉，他都是以“特嫌”的身份在“牛棚”或去“牛棚”的路上度过了差不多二十年。那时候他早已年过“古稀”，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已经没法从事考研工作。
何况那时候“两弹一星”已经成功，所以他错过了那个时代，只能眼看着他的学生青史留名。
所以说，赵忠尧先生是悲情英雄，一辈子错过扬名四海的机会不止一次，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