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到的李渊也想到了，但是他想得太多了，本来是太子与秦王之争的裁判，但是由于他的不合理安排，时而倒向太子，时而倒向秦王，最终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以至于最终失去了作为裁判的资格。
李建成绝非庸才
对李渊来说，李建成可谓是左膀右臂，是最得力的助手，拨开史料留给我们的重重迷雾会发现，李建成是个较为忠厚而且能干的人。
太原举兵前，他就被派往河东等地招募群雄，太原举兵后，他是第一批投入战场的将领，起码功勋不在李世民之下，他是在被册立为太子之后，由于被长时间留在李渊的身边，导致功勋逐渐被李世民超越。而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的矛盾，在第二次东征河北完全暴露出来。
李建成当太子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可是中国历史上嫡长子继承制从来不稳，兄弟相残的事实在太多，而且殷鉴不远，有个鲜活的例子，杨勇早早被立为太子，所以就没了外出作战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他的弟弟杨广，抵御突厥、灭陈朝，为统一大江南北做出了巨大贡献，两个人的功劳根本不能相比，于是杨广动了夺嫡的念头，并且成功了。
历史不会重来但会相似，现在的形势，跟杨家两兄弟如出一辙，李世民先后平定薛举、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可以说统一战争中最困难的战役都是李世民的功劳，他已经因此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十二卫，大权在握。天下人知秦王者多，知太子者少，这对太子来说是个威胁。
第二次东征河北，李世民效果不佳，太子身边的谋臣就开始动心思了，主要是太子中允王圭、太子洗马魏徵，尤其是魏徵，历经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李世民在洺水战役中大败刘黑闼，李建成问魏徵：河北是不是就此可以平定？魏徵的眼光很独到，他预料到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争取河北的民心，而秦王的严厉举措会适得其反，恐怕河北还有大麻烦
事实证明，魏徵的预测完全正确，李世民虽然打败了刘黑闼，却没有平定河北叛乱，于是王圭和魏徵鼓动李建成出马，理由是：一趁秦王无功，太子要赶紧立功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立自己的威望；二是趁机结交山东豪杰，引为奥援。
这些迹象表明，王圭和魏徵已经意识到了秦王对太子地位的威胁，开始为未来有可能的斗争做准备，也就是说，玄武门事变的前奏此时已经开始奏响了。太子听了两人的话，向皇帝主动请缨，前去平定河北，李建成这一仗打得确实漂亮，河北彻底平定。
而且李建成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收服了罗艺，李世民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罗艺至死也没背叛他，后来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罗艺还起兵反李世民。可以想见，李建成实非庸人。
李世民不肯甘居人下，就算他肯，手下谋臣武将也不会答应
李世民是众兄弟中的佼佼者，打仗打得多，也打得精彩，长期的领兵打仗，使他掌握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且拥有不胜枚举的人才。他凭着出众的神采，非凡的气度，迷人的雅量，优异的将略，使得这批文武人才紧紧地簇拥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秦王集团。
兄弟三人并非一开始就闹派系的，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手足之情，有过政治上的精诚团结，有过军事上的通力合作。只是随着唐朝在天下逐鹿显出优势后，在权力再分配上，他们彼此之间逐渐有了矛盾。
这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当然了这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李建成被法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愈发地恶化起来，由此形成了派系，闹得不可开交。
矛盾既起于双方，双方都有干系。
从李建成一派而言，在取得天下之本——太子，之后，他们有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担忧，即担忧功勋、实力、名声都大于他们的李世民始终包藏祸心，早晚会越轨。
魏徵对李建成明确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当然，他们也曾希望李世民能“认清”大势，放弃自成一格的体系，听命和服从他们。
这当然是个希望，而且是个渺茫的希望，在这个希望破灭后，为消除担忧，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压制、打击、迫害李世民。比如馋毁、侮辱和下毒。最后准备诉诸武力，只是功亏一篑。
他们的行为，只是在清除政治对手，虽然有些过火，却很难说违反了政治游戏的残酷规则。
李世民也不是省油的灯，李建成没过分地冤枉他。李世民在打了几次使唐朝兴旺壮大的仗后，“功业日隆”，已满足眼下的政治待遇，他是高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之下免不了看轻李建成。
由于排行的缘故，他在嫡长制文化背景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点他是很不甘心的，他很清楚，嫡长继承制并非历史上唯一的继承制，凭战功成为皇嗣，这样的例子，史书上比比皆是。他有这样的想法，秦王集团的人为了得到更大的功名和富贵，也不遗余力地开导他，引导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李世民反击李建成的迫害是事实，然这事实被他的政治动机夸大了，以至捕风捉影，甚至添油加醋，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极端举措，确实有正当防卫的因素，保护自己及其集团，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铺就了走向皇位的红毯。
按理说，儿子们闹得厉害，作为老子的李渊，应该站出来进行调解，以阻止矛盾的发展，还李唐王室一个安宁。是的，李渊是站出来调解的，他调解的本意也很不错，在嫡长子继承制与功勋继承制两者中破天荒地取得平衡，李不负李建成，也不负李世民。
然而，他美好的设想一旦付诸现实，却是事与愿违。
他在肯定李世民的功勋时，萌生了换太子的想法，想降李建成为蜀王，由于周围的阻力，又别出心裁，欲仿效好梁孝王的故事，让李世民分主洛阳，建天子礼仪，随后考虑不妥，又作罢，他在讨厌李世民的气势时，复将情感的砝码重新压到李建成的身上，极度冷落李世民恨不得削尽李世民的权力。
如此的反反复复，莫衷一是，致使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唐高祖的越调解越糟糕，终于弄得不可收拾，弄得自己失去了仲裁者的资格。
当两派闹到冰炭不同炉，各种调解归于失败后，不得不同穷匕见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秋，李建成、李元吉死于玄武门，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