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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史论纵横扯一扯!

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逐渐形成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番执政的局面,其中皖系1916-1920是皖系,1920-1924是直系,1924-1928是奉系,北洋政府从袁世凯死后到张作霖被炸死,政权交迭之频繁,也是军阀混战的表象。

第一个下野的北洋皖系大首领,就是段祺瑞,1920年的时候直皖大战后,段祺瑞宣布下野,结果就跑到了天津,谁都知道天津是段祺瑞的死对头曹锟的老巢,段祺瑞跑到天津其实是给曹锟出了难题,都知道直皖不对付,但是以段祺瑞的威望谁也不能把他怎样,反而曹锟担心段祺瑞在他的地界上出问题。

后来很多军阀下野后都往天津跑,比如徐世昌、曹锟、孙传芳等都是如此!只有吴佩孚不入租借,没有去天津,在北京待着!

那么,为什么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都往天津跑?

首先,天津是北京咽喉,是列强当年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在天津有九国租界,基本当时在世界上有点能耐的,不在天津弄块租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列强。

当时的天津并不比北京差多少,与北京频繁的政权交迭形成对比的是,天津虽然鱼龙混杂但是因为有列强庇护,反而很安全,像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选择到天津落脚,各地的大军阀纷纷都在天津买房置地,久而久之,天津反而成了政府要员下野后的聚集地,各种政客和野心家都在这种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其次,天津也是北洋军阀发家的地方,北洋军阀源于北洋新军,北洋新军最开始就是在天津小站练兵,虽然后来都混的有模有样,但是在小站的时候,都是一个小兵,北洋这些大军阀,当年在天津小站的时候,其实都是朋友,因此,北洋圈里有一个说法,只要你缴枪,就不杀你!

从天津小站走出的民国总统有五位,总理有九位,可以说天津对于北洋军阀都有特殊的情况。

最后,还是天津是个好地方啊!相对于北京,天津还是个出海口,交通便利很发达,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比如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就特别喜欢待在天津,时常登台唱戏,当时还想有一种说法,袁克文是北方青帮的老大,虽然袁世凯死后开始穷困潦倒,但是死后据说有两千妓女送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天津有两千妓女,说明当时的风俗业有多发达!

当军阀为了什么?权、钱、兵!下野之后穷的就剩钱了,得不得找一个好地方花!

很多人说,当时的上海比天津要发达,为什么不选择上海和武汉呢?

那是因为,北洋军阀和南方的军阀压根就不对付,北洋军阀说到底还是同根同源,要是落到南方军阀比如革命军手里,那就没好了!

综上,天津的确是北洋军阀下野后的绝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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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指点江山,天津退隐江湖,是整个民国前期的风气,更是北洋军阀们不成文的惯例。

为什么呢?

因为天津实在是个好地方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排名,跟现在并不一样。由于交通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城市格局跟现在差异很大。

最大的城市,自然是上海了。但第二大城市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北京,而是长江重镇武汉。

北京连第三都排不上,第三名是天津,第四名是南京。事实上,北京在民国时期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外,别的方面影响力很弱。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影响力就更弱了。

但天津不同。

由于海运的兴起,天津快速发展了起来。外国侵略打开了华北的大门,各国都在天津划上了大片的租界。北洋时期的天津,几乎完全是由外国人建立起来的城市。

由于海运发达与外来文化影响,导致天津的生活非常西化,华北第一家西餐厅——起士林,就落在了天津。天津城区里直到今天都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就是受方面租界区的影响。北洋时期,天津的人口曾经一度是北京的六倍多。相比于现在北京天津的地位,那时候从北京到天津才是“进了大城市”。

更重要的是,租界区除了建设优良,设施完善之外,还独立与中国政府的管制之外。无论是下野政客还是失意军人,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在租界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不怕你的仇家到租界区找你的麻烦。对于这些政治的失意者而言,这可实在是太重要了。

(天津五大道)

五大道,是方面北洋大佬们退居天津的主要居住区。这个地方位于各国租界中的黄金地段,处处都是民国修建的小洋楼,是当年的豪宅,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您现在去天津也可以看到。

对于北洋军阀来说,回到天津,第一有安全保证,第二生活设施比北京要好上很多。而且天津华洋杂居,各式各样的西方文化娱乐他们都能接触到,黎元洪就是在天津学会的打网球。

最重要的是——势力在这,离北京近,有复出的可能。

北洋的人物,都是跟着袁世凯混出来的。而袁世凯起家的地方,就是天津小站练兵。天津城是李鸿章袁世凯及之后的北洋人三代经营出来的,北洋的势力在此根深蒂固。无论是满清遗老还是日本人、国民党,都别想在天津占北洋派的便宜。北洋老人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邀请段祺瑞南下上海,几次三番邀请,段祺瑞就是不去。他深知自己如果去了,就是砧板上的鱼肉,离开了天津没有任何势力能庇护他。

在满屏灭亡后,有相当多的满清遗老去了大连。因为大连地处东北,是清朝的发家龙兴之地,满清遗老们在哪里还能找到归属感和一定的势力,与北洋人回天津是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由于天津离北京的距离很近,对于北京政府的消息,天津能够第一时间探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北洋退下的人物,没有几个彻底死心的,政治敏感度自然高,他们还是想等到北京风云有变重出江湖的。

与之相比,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失意者,则大多去了上海,就是因为政治中心已经变成了南京。这就像汉朝的时候,社会上的“名士”出家修道,不去五岳等名山大川,而去紧挨着长安的终南山,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得知朝廷里的消息,等着皇上请自己出山。所谓“隐退”,说给别人听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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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民政府的前台是南京,后台是上海。那北洋政府的前台是北京,后台是天津。天津是重要通商港口,又是各国租界所在地,是国内的飞地。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自然是不二选择。

(近代通商口岸)

1、特殊的近代城市:天津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把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直隶总督加衔通商大臣负责天津地区的对外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北京来看,天津是国防的前线,所以从大沽口到天津之间层层布防。

从外国人来看,这个越来越繁荣的通商港口,租界林立,各家发展各家的。当时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九国租界。

(天津租界图)

这种模式发展之下,天津是北方的经济重心,也是现代化的标准城市,其租界更是一块飞地,政府权力无法企及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列强在天津的权力更加多元,条约属地可以驻扎军队,银行团、公使团常常在这里活动。

(意式风情区今天依然很受欢迎)

2、北洋时期的选择

军阀下野是为了再次更好的出来,而不是真正下去。当然就算真正退出也要找一个安全的地。

黎元洪在丢失总统后,果断逃到天津租界,到这里就不用担心了。张勋复辟失败后,来了德租界。

(黎元洪)

梁启超很长时间里也在天津租界区。

在这里,首先可以保证基本的安全,不会被莫名的死去。

其次这里外国势力强大,来了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弄不好有回去的机会。

再者这里距离北京也近,有风声容易行动。

(溥仪)

溥仪离开故宫后,就来了天津租界。

其实到了南京国府时期,失意军人、下野政客都在上海,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上海租界分布图:租界就是国中之国)

近代中国的几个特殊的地方,香港之于广州,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上海,大连之于奉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列强对中国政局影响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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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中国就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大帅们为了争夺地盘,争权夺利是大打出手。这打仗自然是有胜有败。胜的军阀是更上一层楼,输的就只能通电下野了寓居。而这下野的北洋军阀寓居最喜欢选天津,这一是因为安全因素考虑,二是经济因素,第三则是政治因素。

安全因素考虑

一般来说这军阀混战有个惯例,就是不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这主要是因为北洋军阀的首脑们原本大多是同僚,甚至不乏彼此间沾亲带故的,自然不好意思做得太绝。另一方面胜败乃兵家常事,这胜利的军阀怕自己万一哪天失败,所以也不想多结仇。

然而既然是惯例不是法律,那么总会有特例。为了防止万一,这失败的军阀肯定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寓居,省得万一有人来寻仇。而且军阀在任时往往搜刮了不少财富,即使从防备贼人这点来说,也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天津当时有列强的租界。在民国时期租界都是由列强惯例,北洋政府根本无权干涉,也不敢去招惹。所以躲进天津的租界寓居,即使得罪了哪个在位的军阀,也不怕他们会杀上门来,也不怕军阀混战波及。

而且租界是按照西方模式管理,有比较健全的警察制度。这日常治安也比动不动就会打仗的其他城市强得多。

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天津的租界很适合寓居。

经济因素

天津自1860年《北京条约》被开放为商埠以后,因为这里有漕运、海河-渤海的海运和津浦铁路,交通发达,因此在清末天津就成为了华北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经济中心,和当时的上海、广州同属一线城市。

军阀们在任时搜刮了不少钱,下野了当然希望享受生活。天津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自然就成了军阀们最理想的居住地了。其实这就和现在有钱人爱去北上广置业一个道理。

政治因素

天津另一个好处是距离北京近。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军阀混战时期时局变化快,天津距离北京近,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就可以做出反应。对于那些还有野心的军阀来说,这里无疑是最佳的地点。

像皖系首领段祺瑞下野以后,就是在天津联络了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等人共同倒直。并最终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后出任了临时执政,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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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段祺瑞被冯玉祥打败下台。下野之后的段祺瑞,来到天津日租界,潜心修佛并当起了寓公。这已经不是段祺瑞第一次下野了,不过他下野之后的归属地,却仍然选在天津。

无独有偶,徐世昌在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后,也选择了到天津生活。并且除了段祺瑞和徐世昌两位北洋军阀外,溥仪和黎元洪等人,也都曾在下台后定居在天津。

(段祺瑞旧照)

那么,天津到底有怎样的魅力,竟然会成为军阀们下野后的首选之地呢?

如果说起民国时期中国的大都市,那么天津一定榜上有名。除了上海之外,天津甚至可以算得上民国第二大城市。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衰弱的清朝,天津作为清朝最接近政治中心的港口,自然也成为了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当时的天津满街都是欧式建筑,西洋元素大量充斥在天津街头。甚至还有外国人在天津开设了西餐厅,咖啡等饮品也开始逐渐流行。

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是政治中心北京的数倍。不过话说回来,北京在当时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外,其他各方面实在不能算得上是大都市。

人口规模的增加,也促使了天津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津的城市配套设施是非常高的。除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之外,天津的水、电、体育、娱乐等设施,一直处在国内先进水平。

黎元洪下野之后,就曾在天津住宅中建了一个网球场,到了冬天,则又会改为滑冰场。这在天津甚至算不得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也侧面反应了天津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

天津的丰富生活,很快得到了北洋军阀的青睐。说起来,既然下野的军阀不能再在政坛上搅动风云,那么他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把地去挥霍金钱。而作为国内大都市的天津,正好能够满足军阀们的生活所需。

(徐世昌旧照)

不过,难道仅仅因为生活条件好,下野的北洋军阀就会选择前往天津吗?

事实上,对于一个下野的军阀来说,生活条件什么的都是浮云,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要想躲避仇家的杀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而天津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城市。

自1860年之后,英、法、美、俄等9个国家,先后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尽管列强设立行政自治的租界地,是为了欺辱中国,但这却意外地使得军阀有了一个特别的保护伞。

自溥仪退位进入天津后,北洋军阀有样学样,在下野后通常都会进入天津。

只要一躲进外国列强的租界中,任谁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抓出来。毕竟当时的北洋政府内部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谁也不愿意去得罪外国人。

于是乎,一旦北洋军阀下野,他们都会退居天津。并且来到天津后,他们都会前往各国租界的黄金地段五大道定居。那里除了各国势力的保护之外,到处都是别墅式的小洋楼,生活条件更是高人一等。时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楼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袁世凯旧照)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要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能舒服生活,那为什么不选择同样租界无数,但却更加繁华的上海呢?

事实上,北洋军阀基本上都是袁世凯的手下,其势力范围也一直在北方地区。任何人来到北方之后,都一定会给北洋军阀几分面子。而假如他们去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抛弃了自身的立足之本,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并且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军阀下野之后,几乎都会渴望着东山再起。北京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而天津则算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了。一旦北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下野的军阀,都可以凭借着自己在北方强大的关系网,迅速取得情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机遇,再次登顶权力之巅。

比如直皖战争中被迫下野的段祺瑞,在失败之后,就曾来到天津静待时机。结果在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还真的等来了机遇,出任了临时国家元首。

由此看来,居住在天津,不仅可以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同时还能继续身处政治中心,以图东山再起。这也难怪北洋军阀下野后,都喜欢到天津当寓公了。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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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是如此,民国北洋军阀时期,诸多北洋军阀首领兵败下野以后,大多都前往天津当寓公,过起了有滋有味的小日子。如徐世昌、段祺瑞、孙传芳都是如此。为什么这些北洋军阀首领这么喜欢往天津跑呢?

第一,天津是民国时期有数的大城市。民国期间,甚至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说。早在1920年天津就拥有了150多万的人口,可以说,哪怕在当时全世界,天津都是有数的大城市。因此,天津可以为这些下野的北洋大佬们提供足够舒适和现代化的生活。

不要小看大城市所提供的现代化便利条件,这其实在民国只有少数城市才能做到。当时,包括北洋大佬们的老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仍然处于原始生活状态,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更别说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了。这自然不是享受惯了现代便利生活的北洋军阀们所能忍受的。

第二,天津地区拥有几乎所有列强的租界。我们都知道,自清末以来,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圈定势力范围,建立租界。在这些租界之中,列强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警察、监狱甚至军队,完全就是国中之国。

对于这些租界,哪怕是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束手无策。而这恰恰是这些下野的北洋军阀首领们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只要进入租界,无论是曾经的敌人还是正在掌权的对手,都只能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因此,天津租界就成为下野大佬们的最好避难场所。

同时,北洋军阀首领选择天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租界的治安往往远远好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大部分城市。因此,对于已经下野、没有兵力保护自己,又拥有庞大资产的前北洋军阀们来说,租界才是最能维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地方。

第三,北洋军阀自兴起以来,势力范围一直主要以华北地区为主。而天津又是北洋军阀的起家之地,因此,北洋军天津势力和关系都极为密切。兵败下野后的北洋军阀首领们,自然会选取自己更熟悉和关系网更密切的地区,而不是更加繁华却鞭长莫及的上海滩。

第四,大部分北洋军阀并不甘心失败,避居距北京最近的天津,意图东山再起。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北京地区。而这些失败下野的北洋军阀首领们,大部分人并不甘心失败,一直寻求机会试图东山再起。

而距北京咫尺之遥、交通发达、信息便利的天津,显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在天津,他们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消息,抓住可能会出现的机遇。

而且,这么做的确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失败后一直避居天津,等待时机。而机会也真的让他等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倒戈将军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军阀之间的矛盾,一直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则被公推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段祺瑞成功的东山再起,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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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特别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军阀们下野后,都喜欢到天津去。当年北洋大总统徐世昌被直系曹锟逼迫下台后,马上离开北京去了天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曹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天津地方士绅到车站迎接。与众人寒暄后,徐世昌携家人先到意大利租界暂住,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咪哆士道新居,结束了40多年的政治生涯,专心致志于租界寓公的悠闲生活。

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下野后寓居津门

不仅徐世昌如此,其他北洋大佬如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等人失意后也是去了天津,天津成了北洋失意下野政客军阀的大本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直系军阀首脑曹锟下台后也在天津租界做寓公

我感觉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天津有西方列强租界,便于藏身,并且十分安全。

北洋元老段祺瑞天津旧居

从1860年至1945年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比利时等国通过各种方式在天津城区设立了租界,这些租界具有行政自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下野军阀和政客在天津租界做寓公,不用担心中国政府秋后算账,十分安全。

二、天津距离当时中国政治中心北京非常近,交通便利,便于打听消息,可退可进。一旦有风吹草动,下野政客和军阀可以随时进京重新上台,也可以从海路和陆路南下或者出国。

三、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都市之一,生活舒适、便利。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畿辅首邑,经济繁荣辉煌,环境安静优美,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宜居城市,所以深得下野军阀政客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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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中国处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之间在袁世凯死后,混战不休,北洋政府的带头大哥一直都在换,而在换政权的过程中,有个很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军阀在失败下野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天津了。天津为何能得到他们的青睐呢?

这里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天津多租界

民国时期有句话是“南上海,北天津”。这俩个地方由于租界多很受政客的喜爱。而天津境内有九国租界,军阀们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的保护,因为在租界内,属外国管辖,国内是无权干涉的,军阀失败后,在这里可以不受到当权者的控制,即使下野了,也可以比较自由。

二、天津距离首都北京近

天津距离北京太近了,天津就是北京的后花园,北京发生了什么,有个风吹草动天津都能第一时间得知。离首都近就可以更好掌握当时的政治风向标,在军阀们看来搞不好还能东山再起呢!

三、天津是大都市、多社会名流

天津在北洋军阀时期,号称亚洲第一都会。经济发达,多资本家和上层阶级人员。军阀虽下野但毕竟朋友也大多是这个圈子里的,所以军阀在天津生活即能享受大都市的乐趣,又能和朋友交心,何乐而不为呢?

四、这里是北洋军阀起家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北洋军阀起源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而小站就在天津,所以这里是他们发家的地方。这里走出了五位民国总统、九位总理和三十位督军,是北洋军阀当之无愧的大本营。回到天津,对他们来说也是会有归属感的了,毕竟落叶归根嘛!

对于此,大家有何看法,欢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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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病死,北洋军阀逐渐形成皖系、直系、奉系轮番执政,其中1916-1920是皖系,1920-1924是直系,1924-1928是奉系。

军阀间混战不休,北洋政府一哥总在变换,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失败者往往通电下野后,就没人再进行追杀,财产家人得以保全,然后大都首选天津去当寓公,如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孙传芳人等都是如此!只有吴佩孚不入租借,没有去天津,在北京待着!

北京指点江山,天津退隐江湖,北洋军阀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天津有西方列强租界,生命基本无虞。

虽说下野后,军阀间或许不再追杀,但也不能保证其它仇家也不追杀,孙传芳不就是被侠女施剑翘三枪毙命的吗?其实高官厚禄等什么都是浮云,唯有保住吃饭的家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才是最佳选择。

自1860年至1945年间,美、英、法、美、俄、日等9个国家,先后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在租界之内,列强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警察、监狱甚至军队,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下野军阀和政客只要进入租界,无论是曾经的敌人还是现在的对手,都只能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同时租界的治安远远好于中国大部分城市,所以对于已经下野、没有兵力保护自己,又拥有巨大资产的北洋军阀们来说,租界才是即能维护自身生命又能保证财产安全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才收回了天津的所有租界。

二、天津是民国时期大都市之一,生活条件优渥。

当时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强进京的重要通道,西方文化不断改变着衰弱的清朝,列强都在天津强行建立租界,当时的天津几乎完全由外国人建立起来的城市,满街都是欧式建筑,生活非常西化,西餐厅、咖啡等饮品也开始逐渐流行。

当时天津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是政治中心北京的六倍之多,反之大量的人口又促进了天津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如便利的交通、水、电、体育、娱乐等设施,一直处在国内先进水平。这让许多北洋大佬们的老家,都望尘莫及,这自然是享受惯了现代便利生活的北洋军阀们所能期望的,所以一旦北洋军阀下野,他们都会各国租界的黄金地段五大道定居,时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楼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三、天津是北洋军阀的大本营。

北洋军阀起底于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从小站里走出了五位民国总统、九位总理和三十位督军,他们或许曾经在一口锅里抡过大勺,一铺炕上滚过,甚至有邻里同乡,所以内部争斗时很多都是虚张声势。当时北洋圈里有一个说法,只要你缴枪,就不杀你!北洋的势力在此根深蒂固,无论是满清遗老、国民党、外国人都得高看北洋军阀一眼,天津是北洋军阀当之无愧的大本营,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样。

四、政治是政治人物的生命,大部分北洋军阀虽被迫下野,但一直寻求机会试图东山再起。

天津是北京的后花园,与北京咫尺之遥、交通发达、信息迅达,一旦北京城有一丝风吹草动,下野的军阀们凭借自己关系网,能迅速取得情报并采取相应对策,或许能再登顶权力之巅。

如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被迫下野,就一直在天津静待时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倒戈将冯玉祥军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则被公推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成功的东山再起,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

综上,天津的确是北洋军阀下野后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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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今古言堂】,感谢题主的邀请,这个问题我来答。

民国初年,正是北洋军阀名义上掌控全国政局的时期。

虽然北洋军阀看似一个整体,但其内部仍然存在派系之争,而政治斗争往往都是残酷的,在北京政治斗争失败的北洋军阀首领们,往往会选择待在天津等待东山再起的一刻,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当时的民国有着“南上北天”的说法,即南方最大的城市是上海,北方最大的城市是天津。而天津之所以能够与上海相媲美,正是由于这里汇聚了大量的外国租界,政治斗争失败的北洋首领们,往往可以在这里获得外国势力的庇护,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时还能获得优渥的退隐生活;

其次,我们要知道天津是当时民国北方第一大港,交通条件极为便利,只要是政治斗争失败的大多都会选择在天津先落脚,如果确定无法挽回败局就会选择从这里坐船去南方,在哪里还有许多地方可以供他们东山再起,至少也能做个地方军阀;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天津离北京足够近啊。如果北京一旦出现新的政治变化,就在北京边上的天津,退隐的政治人物们必然可以迅速的来到民国的政治中心把握机会,重新发光发热。

我是【今古言堂】,喜欢我的回答,可以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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