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请!因为春秋以前的事情,史记汉书都写的有些神话传说性质;三家分晋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是有史可察的;司马光是个非常传统严谨正直的人,资治通鉴只能以三家分晋的历史开始写起;拙见。
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他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是有缘由的。
《资治通鉴》的撰写历经19年,跨北宋英宗、神宗两朝,最终成书于公元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 。那时当政的皇帝是宋神宗赵顼。南宋学者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云: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
可见,因为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资治通鉴》可算是我国的第一部官方修撰的编年体史书了。编年体史书,即是按照年月日顺序书写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另外,之前那部很有名的《史记》,属于纪传体,是按照人物为栏目撰写的。
在三家分晋之前,属于春秋时代。在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记载春秋时代的编年体史书(非官修,体例也不完善)已经有了,比如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
《春秋》是孔子整理并修订的鲁国的史书,也是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录。在宋代,孔子早已被奉为圣人,《春秋》也已早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司马光自知自己的斤两,无论如何,他也不敢声称自己是在接续圣人的经书。
孔子以后,为《春秋》做注释和解说的人很多,他们为了阐明《春秋》的记述,往往选择一些历史事件然后串联成文,就叫做传。经过历史的检验,后世普遍认可的传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它们分别代表着儒家的不同流派。
司马光退而求其次。他认为,《春秋》的传,实际上就是编年体的史书,他接着《春秋》的传,续写下去,就没有毛病了。司马光的心思,宋代的学者早已知晓。与司马光相熟的宋代历史学家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说:
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何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恕就是刘恕本人,公就是对司马光的尊称。获麟之岁,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是孔子的《春秋》脱稿的日期。也就是说,孔子《春秋》的记述到此为止。可见,为了尊避圣人孔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得从三家分晋开头了。当然,也是因为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
稍后的大儒王应麟,就是编撰《三字经》的那位。他也曾经在《通鉴答问》中写道:
或曰:《通鉴》何以不续《春秋》?曰:《春秋》经也,《通鉴》史也,经不可续也。《左氏》终于智伯,《通鉴》始于三晋,盖以续《左氏》也。
王应麟认为,司马光是接着《春秋左氏传》写的。大概,当时学界普遍推崇三传中的《春秋左氏传》吧。无论如何,司马光本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司马光是正统的儒生,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献给当朝皇帝备做前车之鉴。所以,他谨慎小心,维护封建法礼的正统,不敢触碰孔子的光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后世的学者,也是有样学样。其中,清代学者毕沅编撰的总计220卷的《续资治通鉴》最为有名。当然,以毕沅本人的学力,比起司马光来,就逊色多了。
本人觉得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战国之前,《春秋》《左传》已经记载的比较详实,司马光自己拥有的历史资料没有明显更新,所以无需重复。
其二,作为儒家的继承者,自己不再重写《春秋》中的历史,体现了对孔子的尊重。同时,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教训更多。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资治通鉴》主要是为帝王理政借鉴,战国之后的故事更有借鉴意义。因为战国之后的故事更为充实、更加细腻,更有趣味、更接地气。政治制度也接近,后代帝王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更多。
最后,战国故事更吸引人。战国时期,群雄逐鹿。两百多年,风云叱咤。智者如星,勇者若雨。从这里写起更有趣味,也更吸引人。
一部历史类书籍的开篇,按理说应该是个什么元年吧,但是《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韩赵魏“三家分晋”。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从这“三界分晋”开始呢?
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意思为致治;资助修治)二字就是重点。
司马光的政治观点——稳定
从历史事件来看,智襄子的灭族,晋阳之战的规模堪比长平之战,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确立了他们的合法地位,这个后果更是让“礼崩乐坏”,进一步让周朝“封建”制度土崩瓦解。
周朝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和建国。
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建立周朝,把亲戚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让他们带着各自的家族和部署各自打理自己的小王国。
周公旦治礼作乐,孔子的“克己复礼”,复的就是周公旦建立的礼乐制度,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族阶层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然后这样世代传传袭。
因为层层的分封关系,各种大宗和小宗错综复杂,在整个“天下”构成了一张庞大的亲属关系网。
在这样的宗法关系里,国政就是家政,政治关系就是亲属关系。
每个人都处在这个网的某个节点上,要想天下太平,就要每个人都各安其职,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要有非分之想。
韩、赵、魏、智四个家族名义上还听从晋国国君的命令,但实际上早就架空了晋国,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包括孔子的鲁国,“三桓执政”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了智襄子,这个做法完全就是“礼崩乐坏”的体现。
作为周天子,还对给了他们“官方认可”,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助纣为虐”,那天下更加“君不君臣不臣”了,更加没有礼制法度了。
在司马光看来,周威烈王的分封,比“三家分晋”的意义更重要。
所以,《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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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简秋,感谢您的阅读!
你好,我是历史爱好者雨墨,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呢?
公元前403年,魏斯、赵籍、韩虔三位晋国权臣的势力渐强。此时的周天子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则却没人把他当回事。眼见强臣跋扈,他只能顺其所好,给他们加官进爵,封他们为一方诸侯。
数十年过去,这些诸侯的子孙们把晋国的国土也给瓜分了,只留给国王晋幽公一片芝麻大的土地(即便这样也算给足面子了),晋国名存实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的故事。
1/6《资治通鉴》仅仅是一本历史书吗?
一千多年后,北宋的司马光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资治通鉴》,并作为这本伟大的编年体史书的开篇。通常认为,“三家分晋”是中国从春秋争霸步入战国时代的转折点。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并没有按照传统史学家的思路,从什么三皇五帝,或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说起,却偏偏选中这一事件为开头,究竟是为什么呢?
司马光
众所周知,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当年他在党争中败给了王安石,辞官回乡,在家一呆就是十五年,“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将全部精力用于写就这部皇皇巨著。
司马光写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未来的皇帝充当教材。所以,写历史并不是他的初心,司马光更希望的,是皇帝能通过这本书鉴往知来,吸取教训,远离身边的小人。
今人读《资治通鉴》,很多人只把它当做历史故事来读,却很少意识到,它其实是一本政治教科书,作者想要告诉你的,远不止历史那么简单。
2/6 令孔子向往的朝代
说起春秋战国,我们必须回到它的源头——周朝。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之一,统治时间长达八百多年。今天的中国人,对周朝其实很陌生。
我们主要是通过儒家经典,了解到这个朝代的。孔老夫子赞美周朝,推崇周朝的制度,后世的儒家也把周朝捧为治世楷模。总之,周朝在史书典籍里头是神一般的存在。
然而,只要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朝到了中后期,周天子不过是一个摆设,早就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到后来更是被诸侯们所胁迫,连发号施令的资格也没有了。所以,周朝能够“续命”那么久,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而是当时的诸侯暂且没这个胆子,或者没这个魄力,把孱弱的周天子赶下台罢了。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想当年周武王定鼎天下,分封诸侯,大伙还是挺听话的。周武王把土地分给一起打天下的亲戚和弟兄们,未经他的允许,谁也不得擅自扩大领地。所以从名义上,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正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些诸侯虽然获得了不少土地,但他们真正能够掌控的,仅仅是一座城而已。所以对早期的诸侯而言,城邦就是他们的全部,一座城,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城内的人叫做“国人”,城外的人叫做“野人”。
西周时期,诸侯们尚能相安无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各自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则由于宗法制的约束,大家毕竟是亲戚,如同一个大家族里的兄弟姐妹。而周王室呢,就相当于大族长,讲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3/6 礼崩乐坏的时代
但正如俗话所说的:“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随着诸侯的子孙越来越多,他们彼此的感情便愈加淡薄,逐渐就开始六亲不认了。更糟糕的是,周王东迁至洛邑之后,周天子的领地小了许多,在古代,土地就意味着话语权,曾经的周天子“王畿千里”,现在却连“百里”都没有了,而且还是诸侯们施舍给你的。这样的天子,还指望别人怎么尊重你呢?
周王室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西周时期,王室不仅是天下共主,还负责为各地诸侯抵御西方部落,比如犬戎的进攻。可自从王室东迁后,昔日的保护人成了被保护人,难免看人脸色。而诸侯则在王室领地的周边大肆扩张,他们打着征服蛮夷的旗号,四处开疆扩土,所占领的土地,也远远超出了当初受封的权限。久而久之,诸侯们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竞争的游戏规则也不得不改变。
王道衰微后,中国迎来了春秋时代,齐桓公作为第一代霸主,其后相继有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这是我们从初中起就熟悉的。
齐国位于山东,其先祖乃太公望吕尚。晋国统治者是周王室后裔,本来以山西为根据地,后向南扩张,占据了今天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
从齐桓公到晋文公,两者有个共同点,虽身为霸主,但他们对于周王室,总体上还是比较尊敬的,不曾做出什么僭越的事情。
不过,由于晋国的地理位置,它不得不面对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这两大强敌。尤其是楚国,诸侯之中,属楚国的地盘最大,国力最盛,楚国与齐晋两国频频交战,楚国甚至一度从湖北打到河南。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了齐晋两位霸主尊奉周天子的重要原因,在时人的观念里,华北是天下中心,齐晋拱卫周天子,师出有名。而楚国地处偏僻的南方,被中原诸侯视为边缘旁支,没有问鼎的资格。
对晋国形成威胁的另一个国家,是新兴的秦国。早在晋惠公执政期间,晋国曾被秦国击败,还割让了黄河以西的领土。这件事对晋国统治者的打击很大,战争的残酷使他们意识到,若想战胜邻国,就必须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财源与兵源。
所以,自战争失利后,晋国的统治者就鼓励人们去开垦荒地,这些开发者即包括住在城内的“国人”,也包括城外的“野人”,随着土地的扩张,晋国就能向新开垦的土地征税,还从拓荒者中征召士兵,壮大自己的军队。
除了以上这些举措,晋国所做的另一项制度创新,是在新开垦的地区设立郡县,由国王直接管理。没错,这就是后来秦郡县制的雏形,而最早的实践者不是秦国,而是晋国。
4/6 打造国家机器
晋国国君为何要直接管辖土地?理由很简单:征更多的税。
过去,诸侯在各自的地盘上,实行着周朝封建制的统治方式。国王把土地封给亲戚或功臣,他们在领地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二次封建”。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统治者比较省心,只需要坐地收租就行了。但如此一来,他能征到的税也不多,毕竟,谁愿意把兜里的钱掏出去呢?
晋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是依靠内部杀戮,清洗了大量公室宗亲。另一方面则通过鼓励开垦新地,扶植了不少血缘较远的“卿族”。所谓卿族,就是晋国统治者的远支亲戚,还包括一些外姓家族。日后,这些卿族逐渐成为影响晋国政治的中坚力量。
当然,公室与卿族之间的斗争是个漫长的过程。到了晋文公时期,开始实行三军六卿制。所谓“三军”,即指上中下三军,而六卿是管理三军的长官。当初晋文公流亡外地时,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姓“卿族”的支持。作为回报,晋文公让其中的十一个世族把持军队,并且轮流执政。
晋文公设计这套制度的初衷,是想让国家的发展成果与贵族们分享,从而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而,这也引起了贵族与公室,乃至贵族与贵族之间的长久争斗。晋文公死后,晋国公室的地位每况日下。半个多世纪后,晋国的政治已完全掌握在六大卿族的手中。
其实在其他国家,也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原先的公室成员,纷纷被新崛起的贵族杀害,而各国的统治者则效法晋国,将原有的“二级封建“秩序逐一打破,尝试建立动员力量更强的集权统治。
5/6 三家分晋
在长期的政治内耗中,晋国终于走到了尽头。公元前455年,晋国幸存的三个大家族——赵、魏、韩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建立了各自的政权,它们分别成为了后来的赵国、魏国与韩国,春秋时代宣告落幕。
三家分晋后,三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威胁。尤其是魏国,三国之中,属魏国实力最强,故也承受着较大的军事压力。摆在魏国面前的路很尴尬,它夹在赵韩两国之间。赵国可以向北扩张,韩国能够向南扩张,而魏国只能向东西两侧进攻,两头都不是好惹的主,尤其是秦国,魏国难免得去啃这块硬骨头。
所以,魏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变成集权化的官僚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和四周的强敌抗衡。所以在各国之中,魏国率先采纳了法家的建议,魏文侯当政期间,任命李悝为相,实行变法。
李悝变法的核心,是取消贵族对统治阶层的垄断,用能力考核来选拔官员。另外,李悝还取消了井田制,对士兵进行考核与奖惩,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经过李悝变法,魏国逐步完成了向官僚制的过渡,并称为战国之中,第一个享受“改革红利”的国家。
改革家李悝
魏国的崛起,让诸侯们找到了一把促进国家富强的“钥匙”。即通过变法,强化君权统治与社会动员能力。法家思想得到了各国君主的推崇,它的实质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即用物质激励打破原本有宗族、礼法、血缘所维系的秩序,调动全民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并为君主所利用。
随着李悝变法大获成功,各国在发展路线上取得了共识。眼下他们要解决的,不再是国家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既然富国强兵是大家唯一的目标,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实现这一目标者,便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至于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战国七雄之中,由于秦国贵族的势力最小,较少受到宗族、礼法和血缘关系的羁绊。加上秦国地处偏远,民风彪悍,历代君主把商鞅改革一以贯之加以实行,成就了统一大业。
6/6 总结
然而,秦帝国崛起的源头,其实在魏国,或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是在晋国。
常年的征伐,让地处“四战之地”的晋国,率先抛弃了“礼乐仁义”的道德规范,毅然选择了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或者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国君用“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将社会打造成一台生产机器,而不再是一座田园牧歌式的“大家庭”。包括铲除公室、扩张领土、郡县管辖等措施,它们让国王不再是臣民们的大族长,而是成为国家的总司令,总指挥,是全体国民的CEO。
不过,发展的成本是巨大的。变法让各国尝到甜头的同时,也使它们陷入到了“囚徒困境”之中,不改革,你就会被他国兼并。而一旦实行改革,你就必须征伐四方,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最终你得到的,可能少之又少,甚至得不偿失,因为你的对手比你更拼命,更凶狠,更不怕死。
“三家分晋”作为战国的开端,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可怕的逻辑链条,激情、野心、权力和欲望被彻底释放,并注定了这场残酷竞赛的结果,只能有一个赢家。所以,司马光才会把“三家分晋”,作为治乱分野的起始,当游戏规则改变的时候,舍王道而取霸道,将使多数人从牌桌上出局,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本书,向皇帝传达他的治国理念。
当时,王安石变法搞得如火如荼,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但皇帝支持变法,怎么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说服皇帝停止变法呢?当然是以史为鉴。王安石变法,从本质上要改变祖宗制定的典章和制度。司马光认为改变祖宗制定的、多年以来形成的制度,是违背礼法的,于国家不利,万万不行。
那么,举什么例子说服皇帝呢?司马光想了很久,决定以三家分晋的例子切入。
三家分晋,是春秋进入战国的分界线。在这个事件中,韩魏赵三家把晋国公室瓜分,自立为诸侯,这种行为,是不被列国承认的,但令列国没想到的是,周王室居然真的封了这三个国家为诸侯。周王室的做法,是违背礼法的。此例一开,各国再也不把周王室放在眼中,大家都不再遵守礼法,于是进入了兼并斗争更加激烈的战国时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从三家分晋写起,主要是规劝皇帝要引以为戒,停止进行变法。
这个问题说法很多,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司马光在开篇已经把原因讲透了。他想告诉后来的统治者,国家治理,核心问题不过两条,一是政治秩序和规矩,二是用人。政治秩序和规矩是根本,先立好了,然后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去抓工作落实就是了。
《资治通鉴》是帝王的教科书,是为治理国家提供历史借鉴的,而“三家分晋”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周王朝不讲政治秩序和规矩,智氏不能正确使用人才,导致国破家亡的。这一血的教训,正是一个绝佳的反面典型,以此开篇说服力强,更能起到画龙点睛、振聋发聩的效果。司马光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慧眼独具,以此开篇可谓用心良苦。所以他在此篇中竟然不惜笔墨,用了两段1678个字的篇幅来说明这两个问题,这在他以后的评论中是少有的。
一、以“三家分晋”的故事大讲政治秩序和规矩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好像有点迫不及待,对“三家分晋”的结果只说了一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接着自己竟滔滔不绝地先演讲了1265个字。他说,皇帝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教就是法纪,区分地位就是君是君臣是臣,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等级。他还搬出孔子的话,“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易,等等。这些就是政治秩序和规矩,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绝对不能乱,否则,国将不国,一切玩儿完。
为了印证这一观点,他便将周王朝的功过是非细数起来:周王室的地盘本来只有京畿那点小地方,人口也很少,可经过了几百年,一直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等强国也不敢凌驾其上,就是因为周王一直保有天子的名分,也就是说政治秩序和规矩立得牢固下级不敢放肆。但从周幽王、厉王失德之后,诸侯个个不听招呼,政治秩序和规矩逐步遭到破坏。晋国的三家大夫竟然瓜分了晋国,他们还想升级当诸侯,到周天子这里来要这个名分,这也说明他们还是害怕原来立下的政治规矩的,不然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不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自立为君就是了。现在好了,你周天子不仅不号令天下、派兵征讨他们,反而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也守不住了。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政治秩序和规矩,恰恰是周天子自已破坏的!上下都不守规矩了,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周朝的灭亡还有什么疑问、可惜的呢?
发了这通议论之后,司马光才切入历史,将时间拉到五十年前,细述“三家分晋”的过程。
二、以智伯失败的教训大讲选拔使用人才的原则。五十年前,掌控晋国大权的有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渐渐地,智氏强大起来,成为实际的执政家族。智氏大夫名叫智宣子,他老了要选继承人,看好大儿子智瑶。有人反对说,智瑶虽然能文能武,强毅果决,颇有贤名,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缺乏仁德之心,他不能施行仁政,恐怕会害了智家,但智宣子不听。智瑶继位后,果然刚愎自用,处事强霸,一意孤行,不讲仁德,对赵魏韩三位大夫根本没看到眼里,不仅随意轻漫侮辱,还强迫他们献出部分土地。韩、魏两家表面答应,实际心中不服,以缓兵之计寻找机会,可赵家坚决不同意。智瑶恼羞成怒,挟迫韩魏攻打赵,结果反被赵魏韩三家联合将他灭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赵家却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谨慎非常,选择了最有德行的赵无恤,并且始终以德服百姓,在智伯围攻赵城的时候,军民同仇敌忾,最终取胜。
司马光讲完这个故事,立即又展开了长达413字的演讲性评论。他说,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世俗的人不懂得才和德的区别,一概认为是“贤能”,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这两者的关系一定要搞明白了,在选拔使用人才的时候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世上一般有这么几种人,德才兼备的是圣人;无德也无才的是愚人;德胜过才的是君子;才胜过德的是小人。治国选才的原则是,圣人当然最好,但哪有这么多圣人,所以就要找君子一类的;如果用小人,那还不如用愚人。为什么呢?愚人尽管想作恶,没那个本事,恶不到哪里去。小人恃才作恶,那可就不得了,他有足够的智谋和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像恶虎添翼,危害更大!所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不光智瑶一个啊!所以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家国不治呢!
司马光强调过来强调过去,苦口婆心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后来的统治者,一定要注重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这可是国家兴亡的核心大事儿啊!
三、如果还要加上一条为什么要从“三家分晋”写起的原因,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管理体制与现在西方的联邦制相似,正是从“三家分晋”为起点,周王朝虽然还存在,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了战国时期,经过不断你争我夺的整合,最终完成了国家统一,中国从此走向了中央集权统治体制下的帝王时代,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无疑,“三家分晋”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国家管理结构发生重大历史性变革的分水岭,这个故事又是如此地契合了司马光想要表达的治国理念,将此作为开篇就不难理解了。不惟是巧合,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吧!
《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写?
先从三家分晋说起,晋国自中后期开始,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未期,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一向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自此走向衰弱。在公元前633年晋文公时期,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聊把控着晋国的军政要权。后来六卿的赵把范、中行氏灭掉了。晋国从原来的六卿执政,变成了四卿掌权,这四聊的代表人物是智伯瑶、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晋出公时期的执政大臣智伯,为了恢复晋国霜业,增强晋国势力。主张每家都拿出一个万户邑献给公家,智伯先拿出一个万户邑献给公家,韩赵魏三家刚开始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自然不会让智伯这么做。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和魏恒子因为惧怕智伯的权势,乖乖地就把士地奉献了出来,可是三家中的赵襄子却不答应,很硬气,所以表示绝不妥协,赵襄子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到手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再交出来。"
智伯知到后,非常愤怒,于是,率韩、魏两家一起讨伐赵氏。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没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己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分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三家联军把晋阳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拼命攻打,可是过了两年还是没有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利用晋水淹晋阳,于是,命令士兵在水坝上挖开了个口子,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一旦晋阳被攻陷,赵氏家族就要毁灭了。眼看,自己几百里的赵氐家族就要彻底灭亡的时侯,赵家的谋士张孟谈了一条离间计,于是偷爬城墙来到了城外,化装成士兵进入了魏韩的军营,他对韩康子和魏恒子剖析了眼前的形势,说明一旦赵家被灭,韩、魏两家接着也要遭殃。
韩,魏在说服下,倒转矛头、并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败智伯军,智伯被抓杀,韩、赵,魏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田地。史称晋阳之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前375年,韩、赵、魏,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士地也瓜分了,晋国彻灭亡,这就是"三家分晋"。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遣使者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用,只有好把三家正式封为侯,加上同时代的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称为"战国七雄"。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写呢?
首先,《资治通鉴》是以以战国时期为开端的。而战国开端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三家分晋,它成为了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韩、赵、魏再加上同时代的秦、齐、楚、燕四个大国,七雄兼半的战国序幕拉开了。
其次,由于三家分晋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默认,司马光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礼崩的开端,是对君臣之礼规的彻底破坏。因此把三家分晋当作分水岭的事件,作为整部巨著的开篇点。是最佳的选择。
谢谢您的提问。
关于《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开始写的问题,我通过查阅《资治通鉴》等历史典故,我认为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本书是从战国开始写,而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二是三家分晋事件之后,周朝先王创下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具体分析如下:
图片:三家分晋
一、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
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三家分晋,指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633年开始,晋文公设置了六位卿大夫,由他们掌管晋国的军政大权。
图片:三家分晋
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起了纷争。后来赵先把范、中行氏灭掉,又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了晋国。
这个事件就叫做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三家分晋后,赵国、魏国、韩国跻身强国之列,战国七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秦国的格局正式形成。
图:资治通鉴
二、周朝先王创下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
司马光曾说过: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后面慢慢衰落了,但是书中的排序仍然在其他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礼教的重视和遵从。
现在晋过的三个大夫把国君当作粪土,公然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派兵讨伐他们,反而对他们加封爵位。他们向周天子请求封为诸侯国,周天子竟然批准了,赵、魏、韩这三家就变成是奉周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
图:周天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到:晋国三家大夫僭位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综上所述
借《易经》里面说过一句话:“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从三家分晋这个事情来看,周朝先王创下的礼教到这个事件就荡然无存了,因此从三晋分家这个事件开始写,这个事件又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因为这本书相当于从战国开始写了。
图:周王朝等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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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那一年赵国建立。宋朝皇帝姓氏的来源,是对当权者地位的肯定。
2,“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是天下风云突变的年代,从他开始更能凸显其资治通鉴的意义内涵,通古览今,警后世
3,国势势危,肇始内争,亡国亡权,失之礼崩。司马光欲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