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奔月的艺术特色,鲁迅的<奔月>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关于《奔月》主体思想的研究，主流的一共有五种说法。

第一：认为《奔月一篇关于爱情与生活，爱情与家庭的历史小说，爱情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第二：认为《奔月》表达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思考，这一大方面又可分为三个小方面。

1、对英雄的落寞、孤寂的感慨和悲愤。

2、深沉的人生悲欢的深刻思考

3、肉体与精神的冲突

第三：认为《奔月》意在告诫人们要脱离英雄式幻想。

第四：进化是永恒的，人只能处于中间物的状态。

第五：鲁迅只是借《奔月》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重新给历史人物定位。

扩展资料：

《奔月》是近代文学巨匠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1927年1月《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后编入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

小说描写了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故事，讲述了嫦娥被逼无奈吃下了仙药西王母赐给丈夫后羿的两粒不死之药后飞到了月宫的故情。

创作背景

这篇小说写于高长虹诽谤鲁迅的时候，其中逢蒙这个形象就含有高长虹的影子。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这篇作品时说：“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按指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见《两地书·一一二》）。

小说中有些对话也是摘取高长虹所写《走到出版界》中的文句略加改动而成。如这里的“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以及下文的“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等语，都引自其中的一篇《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祖乃父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又如下文“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也是针对高长虹在这篇《指掌图》中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的话而说的。“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是引自其中的《公理与正义的谈话》：“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

还有，“你打了丧钟”，是引自其中的《时代的命运》：“鲁迅先生已不着言语而敲了旧时代的丧钟。”“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也是从《指掌图》中引来：“他（按指鲁迅）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按指一九二四年末）为最清新，彼此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留学，学习医学，后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1912年供职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任教。1927年10月后定居上海。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鲁迅是20世纪中国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是鲁迅对新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凡600多篇，发表收录在《坟》《热风》《且介亭杂文》等集子中。此外，鲁迅还有诗作80多首，讲稿《+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及大量翻译作品。现有多种版本《鲁迅全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奔月（鲁迅作品）

-

下面是更多关于奔月的问答

《奔月》爱情，婚姻与生活《奔月》中看到了末路英雄羿，看到了贪图享乐的嫦娥，看到了忘恩负义的逢蒙……如此，如此，都是看到了人物间各自独立的性格，在绕过把羿看成鲁迅，把嫦娥和逢蒙看成高长虹之后，我自认为《奔月》是描写和反映关于当时生活中的某些爱情、婚姻和生活的残酷现实，作者有感于心，于是倾诉笔端。人和人本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特别异性之间犹显得微妙。在五四之后，新文化者一直叫嚣“男女”平等，然而旧式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女性大都还未取得在心理及生活上的独立，于是在人权独立和人身独立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这种矛盾反映于当时的社会，便是女子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其独立，却又需要依赖男子而生活的悲剧。其实经典的爱情故事一旦移植到现实中便成为一种悲剧，羿和嫦娥便是典型。羿是当时的盖世英雄，嫦娥自是绝世的美女，就连三岁孩童也能预示出他们的婚姻。因为对于旁观者而言，那是激情的延伸。爱情本身就是男女双方激情的升华，就像酒后才会使人醉颜，于是红着脸，随口道出想说的话，婚姻只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传颂者，本身就不必担负华彩之后的黯然，于是他们不可想象在激情之后的平淡生活对于很多人都是不可承受的乏味。爱情被取代了，遮掩现实的生活的光晕消失了，生活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它的沉重和平实。兴许在婚前还爱吃乌鸦炸酱面的嫦娥也开始抱怨了：“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这便是爱情盲目的残酷，爱情在未经平淡的生活磨砺前，再美妙的结合都是苍白的。婚前恋爱得有多光彩，婚后欲将体会到多大的失落，嫦娥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态，于是不悦的情绪从语言上延续到行为中：“嫦娥正看着圆窗外的暮天，慢慢回过头来，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没有答应。”当时许多女子在婚前婚后提出的种种物质需求，反映了她们在婚姻生活中的物质落差：既渴望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又没能力自己去取得，于是便将责任转嫁到丈夫身上。“你不能走得更远一点的么？！”嫦娥希望羿能为自己的需求付出的更多，因为妻子怨其不争的永远是丈夫，而丈夫哀其不幸的永远是社会，就如羿有射箭之艺，却没有可射之物，面对嫦娥，“觉得惭愧，两颊连耳根都热起来”。是夜，两人同床异梦，一个为了未来的生活更多彩，一个为了明天的饭桌更丰富。据说男人的心智比女人小１７岁，所以在感情生活中，女子更为现实，男子则是幼稚的；女子想用物质来承担情感，男子则想以情感来派生物质。就像嫦娥认为物质是与羿的情感基础，一旦匮乏了，“奔月”也不为过；而羿则认为情感是动力的源泉，所以“决计明天再走得远一点”，也才会对嫦娥说：“但是我第一先替你打算”。次日，羿远走七十余里，为了妻子的口食，于是误射了老太的母鸡和遭到逢蒙的伏击。生活就是这样，在你想要掩饰的时候，它会让你暴露得更清晰；在你急需救助的时候，它会施舍给你更大的困难；在你道貌岸然的时候，它会让你重新变回小丑……一切的一切，都将你拉进愿望相反的泥沼里。我并不将羿对待婚姻的态度看得有道德，因为他自己最先开始打算：“我呢，倒不要紧，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升”。“金丹”作为一种意象，可看成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途径，也可看作某个未知的人——兴许是情人吧，依附情人也是改变生活的途径，过去有，现在的社会更不少见。这也可看出男女在爱情生活中一些差异：男人最卑劣的地方莫过于“泛爱”，女子则莫过于“薄情”。所以男子在拥有重多情人的同时，一样善待自己的妻子；女子在拥有情人之后，则考虑谋杀亲夫。当然，嫦娥不是潘金莲，志在远走高飞，并不打算鸩杀羿，只是偷食了金丹。羿提着鸡回家，得知嫦娥偷食了得之不易的金丹，于是愤怒了，“从愤怒里又发出了杀机”，在这里，也许每个女子都应该明白，雄性荷尔蒙的大量分泌，并不仅仅是让男人长起了胡须，且致使男人都具有潜在的暴力。羿在冲动之余，作出了新的打算：“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追则追矣，其实羿迷糊得很。女子对不爱忘却的速度比男子快得多，这仅仅从女子那种乱伦的性幻想就看出其心灵潜在荒诞欲望的非道德性，这种非道德性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往昔感情生活不抱有任何心理重负，因为她们选择遗忘。羿是再也追上嫦娥了，既使追上，嫦娥也会说：“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回不去了！”遗忘加上她们情感的极易宣泄致使女子寿命总比男人长得多，所以在人们想象的世界里，嫦娥在一百多年前还活着，而羿则早已死去了几千年。鲁迅在对待《奔月》中爱情，婚姻和生活所表现出的态度并非只是聊侃。太多的小说把爱情描写的过于神圣，兴许其本身就是神圣的，然而却正被人们拉下神台。太多的作者要么就写一部关于伟大的爱：爱乃是生命的意义；要么写些爱情的阴谋：婚姻的妓女和情感的骗子。而鲁迅的《奔月》则可看成一种开创：一种特定历史下出现的一种特定的婚姻；或是男女双方在经济上失衡后又遭到意外的经济打击，各自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或是婚姻的背叛和反背叛……其实中国人的爱情观或婚姻观具有劣性，例如所谓的“门当户对”而其实质则是物质问题。婚姻还没有开始，物质的问题已经放到首位，虽说渴求较高的物质生活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但却是牺牲自己的情感甚至是人格得到的，试问其意义何在？说到底这是一种惰性。依附和拼搏，当然是依附更简单些。或者，陶醉在物质生活中还没能体会出自己情感世界的荒芜，一旦物质的盛宴撤消了，情感的漏洞才极易显现。兴许，鲁迅批判要表达的，正是这些。 就 小说《奔月鲁迅小说集编》中篇小说篇小说如同《故事新编》中的所有小说一样，代表着鲁迅文学的另一种风格，一种很另类的风格。 teQaHe#

rw=UK`

　　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非常惊讶，这是鲁迅的作品吗？那个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化斗士，那个一脸严肃和正气的思想家，那个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的作家，但千真万确，这就是鲁迅的作品，因为它出自《鲁迅全集》。 ^t/'dfF

}Uq
a8&

　　《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流传千古，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 WsF$

AK*mcTr

　　但鲁迅讲出来的这个故事却全然不同于传统的神话故事，所谓旧瓶装新酒，鲁迅通过一个平民化的近似于现代生活的故事，重新诠释了那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峰回路转，叙事风趣幽默，语言风格富于调侃，一个是尖酸刻薄的嫦娥，给丈夫使贯了脸色的养尊处优的美人，一个是老实憨厚但身怀绝技，却唯唯诺诺“怕老婆”的后羿。两个人演绎了一段极富现代气息的轻喜剧。 .JD4gF2N

5 vu_D^Q

　　这就是鲁迅写于1926年的短篇小说《奔月》 敢问路在何方——《奔月》的主体思想

作为鲁迅最具代表性的之一的《奔月》，其主题一直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本文首先就其主题的各种说法做一个综述，再谈谈自己的看法。也相当于自己对《奔月》的一些感受，一些赏析。

关于《奔月》主体思想的研究，主流的一共有五种说法。

第一：认为《奔月》是一篇关于爱情与生活，爱情与家庭的历史小说，爱情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第二：认为《奔月》表达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思考，这一大方面又可分为三个小方面。

1、对英雄的落寞、孤寂的感慨和悲愤。

2、深沉的人生悲欢的深刻思考

3、肉体与精神的冲突

第三：认为《奔月》意在告诫人们要脱离英雄式幻想。

第四：进化是永恒的，人只能处于中间物的状态。

第五：鲁迅只是借《奔月》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重新给历史人物定位。

以上是对《奔月》主题的各种研究的综述，在我看来，认为鲁迅只是借《奔月》表达对婚后生活的担忧，以及对爱情与生活关系的思考，这一观点未免显得有些肤浅。毫无疑问，与许广平的分离使得鲁迅精神上害着思念之苦，但这并不能成为分析《奔月》的首要依据。与许广平的通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鲁迅的相思，而且，许广平是新式女性，受过新思想的洗礼，以鲁迅对许广平的了解，他不可能纯粹因为担心婚后生活而创作了《奔月》，也不可能只是为了批判不切实际的虚幻爱情。结合《奔月》的创作背景，内处于情感及道义的自责当中，外则有政客们的排挤，同行文人间的攻击，及当时特定的社会氛围，这些都使鲁迅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受到重压，更使其精神层面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一直站在山巅，看得比常人更远，更透彻。然而，先觉者总是寂寞的，这或许如钱理群注意到鲁迅的内心存在的寂寞感：“个人与外界——个人与传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庸众’——的隔膜，分离到对立”。[14]在那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凄凉感和落寞感油然而生。

羿曾经是世人崇拜的对象，是救世主的化身，射九日，扫荡了世间一切奇禽怪兽，然而当这些都归于平静，生活渐趋于正常，羿的价值却沦落为每天为食奔波，忍受嫦娥的黑脸和无止境的唠叨、不满，最后，妻子弃他而去，留他一人哀叹。生活的残酷、世俗在此暴露。羿的遭遇不就是鲁迅等一批先觉者们的写照吗？五四运动时期，他们是时代的领袖，是弄潮儿，英雄的价值在首先看透社会形态中体现出来，然而，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或者接近尾声之时，先觉者们的价值在哪呢？时势造英雄，当造就英雄的时势已然过去，英雄们将何去何从？是不是像后羿一样，只剩叹息？

《故事新编》整个的语言都带有戏拟性质，“在戏拟所造成的语言形式的扭曲、躁动、喧哗中，浸透着、流淌着鲁迅心灵中某种不安、苦涩的情绪。语言的戏拟造成了《故事新编》中所特有的悲剧喜剧化，喜剧悲剧化和悲剧喜剧不断冲突、融合、转化的叙述格调。”[15]就是在悲喜剧的转化中，在戏拟中，渗透着鲁迅内心的不安，悲凉，甚至彷徨。

“鲁迅一再强调自己思想中有毒气鬼气, 实际上他已经感到了人生的无聊与悲哀，真切地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是一个英雄，但他所经历的却只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这样的‘是失望,颓唐的很了’的思想境遇里，他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人生感受, 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人生的无聊与无奈，实在的只有空虚与苦恼。”[16]曾经的英雄到最后只能黯然退场，就像再美好的戏剧也有谢幕的一刻，诚然，鲁迅对这一结局是不满的，然而却无能为力。时代造就英雄，时代却不能消化这么多英雄的出路。在四周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网上没有单独的 只有故事新赏析

你看有没有帮助

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总之，各抒已见，说法纷纭。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鸣，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糅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实际上，不仅《故事新编》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而且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都贯穿着一条浪漫主久线索，——只是它起伏变化，行迹不定而已。如果说，《故事新编》后5篇在浪漫主义成分方面稍逊于前3篇；那么，鲁迅后期的旧体诗创作中，不少篇章相当突出地表现了浪漫主义。在这方面，他除了受到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的浸染，还受到了楚汉浪漫思潮的影响。屈原诗歌与屈原的艺术精神对鲁迅有较大影响，这一点为论者所公认，自不必言；而汉唐石刻表现的人神杂处、古今错综的艺术氛围，也对鲁迅有一定熏陶。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他在30年代所写的旧体诗，几乎篇篇充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如《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赠画师》、《题三义塔》、《悼丁君》、《赠人二首》、《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无题·大野多钩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亥年残秋偶作》等篇。它们多用神话与楚辞典故，营造了古今叠印、虚实相生的浪漫主义意象，情感极为浓烈充沛，想象奇特丰富。 什么意思？

Tags：奔月,鲁迅的<奔月>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鲁迅奔月

转载：文章来自用户投稿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