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能源效率提高间非常大。比如说建筑节能。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
1.提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能源效率提高间非常大。比如说建筑节能。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通运输排放,三分之一是工业排放。中国现在是工业排放量占大头,交通和建筑类排放较小。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住房品质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零排放建筑,在建筑节能这块有很大潜力。 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常大。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有,最落后的技术也有。像钢铁行业,中国有一些领先技术,例如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水平比较低,但小炼钢和落后技术则能耗高、排放多。这就意味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电力方面,中国现阶段肯定离不开火电,那么就要上大压小,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使单位度电的排放量降到最低。中国在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领域投资力度非常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淘汰小火电、小水泥、小造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做。航空交通耗费的燃油量比地面交通高很多:与低效率的小汽车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与大容量的公交,与高速铁路相比,至少高出三倍、四倍。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空客一小时一趟,将来高速铁路要是建好了,每小时一趟,基本上就不需要飞机了,同样便捷的服务,但排放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很丰富,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较高,但相当一部分已经商业化。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的小沼气,运用得很普遍;水电、部分发展较好的风电(如新疆塔里木的风电)等,也非常有竞争力;中国每年所利用的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折合标煤约三亿吨,如果每年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是30亿吨,生物质能占了10%。已经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进一步推广。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现在都在运行。欧洲有一项远大的工程规划,准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上建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然后建远距离输变电系统,把电力输送到欧洲。中国有广袤的戈壁滩,如果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戈壁滩的开发前景将非常广阔。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前期准备。 交通领域,汽车不再只烧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现在有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最远可以跑400公里,如果蓄电池性能再好一点、动力更强一点,竞争力就会更大。太阳能汽车、氢能燃料电池等技术也在研发中,如果成熟,我们的交通服务将实现很少的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核能也很有前景。英国长期以来反对核能的声音很强,现在为了搞低碳经济,又把发展核能提到议事日程,准备进一步更新和新建核电站。美国也启动了新的核能计划。目前的核能利用,尽管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讲它是经济可行的;从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大国——法国就没有发生过核事故。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原来是在沿海地区,现在延伸到了内地。但有一个问题,发展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中国比较缺乏。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协定,要求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亚国家给中国提供铀矿资源。 3.引导消费者行为 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来加速低碳经济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负面作用,是有环境成本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它征税。碳税跟能源税不一样,征能源税可能会打压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我们加以区分,只对碳征税,那么就只会打压高碳能源。高碳能源的比较收益降低,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较成本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也会增强。 中国现在征碳税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我们说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承诺减排。如果我们国内征碳税,和国际政策似乎有矛盾。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我们可以不叫碳税,而叫可枯竭资源税。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资源税,而化石能源是可枯竭资源,那么征一个可枯竭资源税,实质上就等于碳税。原因之二,要征收碳税就需要相应的技术、信息、统计资料,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统计条件。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碳只是在煤炭、石油、天然气里才有,这三项能源都是进入了市场的,统计起来应该非常简单。至于我们是在生产这一端来征收,还是在消费这一端来征收,都可以。所以,征收碳税并不是原则上不可行,而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补贴。所有技术的研发、运用,都会经历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给予补贴,就会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对一些暂时不具备商业竞争力,而社会成本又比较低的能源和技术进行补贴,会使它们更迅速地成长,走向市场竞争。 第三,要提高研发投入。很多低碳能源技术、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和企业商业化的投入,可以双管齐下。 第四,对于消费者行为,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奢侈浪费加以限制。几年以前我提出过一种设想,叫能源消费累进税制(或者叫碳排放累进税制)。我们的碳排放空间是有限的,而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给每个人一定的碳排放量,超出之后就得交税,超得越多税率就越高,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这样既兼顾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可以使消费者行为更理性化,降低奢侈浪费的部分。要强调的是,能源消费税应是累进税率,而不能是统一税率。统一税率只会打压穷人,鼓励富人消费。 第五,要对公共消费加以控制。中国的公共消费浪费特别多,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小汽车多数是公车;办公大楼里,空调用电等浪费也很多。在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公共消费的低碳化,部长也乘坐公共交通。所以,政府可以率先垂范。 第六,国外在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领域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展国际合作。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中国大庆、胜利油田也涉及到二次、三次采油,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清洁能源的比重和成本都不一样,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我们可以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则可以进口。像矿石,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比我们国内采矿的成本低多了。 总之,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只有低碳社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 -下面是更多关于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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