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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朝，后宫嫔妃三千人是个什么概念？以最基本的每位嫔妃配置一位侍女算，一下子就有六千人，这还不包括公主、皇子、宦官、太医、御厨、仆役、宫女、侍卫……等等，算下来，最保守也得有一万五千人左右。
那时不像现在，成千上万人的住房问题，只需盖十多栋大高楼往里一塞即可解决。三千嫔妃总不能睡大通铺，光是解决住房就是个头疼事。修筑这么一大片的建筑群，不仅耗费钱财，施工工期至少不是三五年就能完工。
因此，所谓的“后宫三千嫔妃”的说法，只是一个夸大的说辞，更何况，隋朝仍有一套严格的后宫编制。
隋炀帝时期的后宫编制
自周代开始，后宫编制是设后一、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后宫制度历代相沿，员额有增有减，视皇帝而定。 到隋炀帝时，其后官编制为，后一、夫人三、嫔九、婕妤十二、美 人、才人十五、宝林二十四、御女二十四、采女三十七。
女官，按尚书省编制，设六局管二十四司，员额较隋文帝时略有增多。从历史记载看，隋炀帝的后宫编制大致上并无多大的变化，满打满算，也不过仅有上百人。
在《隋书》及《资治通鉴》里，有营建东都，广筑宫室之说。更有率后宫乘龙舟多次往返于洛阳江都之间，以及南巡、北巡寻欢作乐的记载。不可否认，隋炀帝也沉缅酒色。
封建社会，普通人尚且三妻四妾，贵族官僚也可妻妾成群，只揪住这点，未免有所夸大非持平之论。况且，真实的历史却又是另一番境像。
营建东都、广筑宫室与南巡北巡寻欢作乐多有夸大之嫌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中，就给出了营建东都的理由。认为洛阳地形险要，“控以三河，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及淮海一带安施兵力机动。
仁寿四年，隋文帝病故，汉王杨谅马上就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叛过程中，隋炀帝深感 “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因此，有必要 “因机顺动”。因此，营建东都首先是战略上的考量。
其次，营建洛阳一开始就是和开凿运河联系起来。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通济渠几乎同时进行(只相距五天)，大运河作为一项浩大的工程，其用途并非用以寻欢作乐。
隋文帝时，为了便利聚敛诸州调物，充实京师仓库，防备水早灾荒，已经开始着手凿广通渠三百余里。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不得不率百姓到洛阳就食。隋炀帝即位后，开凿运河从经济上政治上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制及国家统一。
另外，隋炀帝确实在不同地方修建了不少宫室，自然有劳民伤财之举。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时全国各郡的宫室约二十六所，但这么多的宫室并不是全是新建。
如晋阳官、中山官、同州宫、长春宫、薄州宫、粉阳宫等，其实是在北周或北齐时期就已有的，这在《北史·张衡传》里均有记载。
关于隋炀帝荒淫一说，见于《隋书》、《北史》、《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可作为后世的史书是否客观真实还是有失偏颇？
隋炀帝后宫三千、荒淫无度的说法有失偏颇
《隋书》、《北史》均为唐代编撰，一是魏征，另一个则是李延寿。对于隋炀帝的记载，甚至直接采纳赵毅《大业略记》的记载，而这部又称作《隋大业略记》只是一部野史，魏征等并非不知道。
诚然，隋炀帝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是有为之主。为政时亦确有种种恶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不应全盘否定。唐朝以隋为鉴，自然要以隋的败亡作为反面教材。
强调隋炀帝的暴政恶行与淫荡，更多的是要突出新朝的功绩，而抹煞其积极的一面。至少，将天下之恶，皆归于隋炀帝，起码是有失偏颇。而所谓的后宫嫔妃三千，也仅是夸大其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