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疫情，豹眼心情沉重、焦虑。跟所有人一样，豹眼密切关注这一疫情的报道，但无能为力，只能是反反复复提醒身边以及网络上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不要聚会，不会谣传，安安稳稳呆在家里，尽力不要外出。

豹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呆在家里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朋友负责，对社会负责。

豹眼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就借题主这个问题，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大家、对社会能有哪怕一点点作用，也算是一种欣慰。

豹眼对于医学知识非常缺乏，也不必去讨论很专业的、技术性的应对措施，就说一些直接的感觉吧。

第一，在史上，疫情出现是很频繁的大概率事件。

豹眼曾经回答过一些与疫情有关的问题，比如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原因、曹丕江陵之战功亏一篑、公元220年前后大量的谋士战将病逝原因等等，都是瘟疫导致的结果。

就当时的情况，一旦发生瘟疫，几乎是没有办法控制。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在治疗瘟疫的军中病逝。医者尚且如此，百姓就更无能为力了。

历史上的庚子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经常是多灾多难之年。不管是否巧合，出现了疫情，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不必惊慌失措，不要造谣传谣，相信政府、相信社会，我们一定会像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出现一样，通过一致努力，渡过这一劫。

第二，药物防御和医治是必要的措施，最根本的还是隔离。

一旦出现疫情，朝廷最得力的措施就是派遣官吏到地方，严厉督导施行隔离措施，避免相互感染。

《神医喜来乐》里就有治疗瘟疫的桥段，他采取的措施就是向井里投入药材，只要喝了井里的水就能起到预防的作用。

他用这个办法解决了流动人口再感染的问题，的确很高明。

在豹眼看来，避免人口流动感染，是控制疫情最有效的办法。因此，豹眼一直在呼吁，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这就是对控制疫情最大的贡献。

第三，医者仁心，出现疫情后，站在一线的永远是那些医者。今天如是，古来皆如是。

豹眼呼吁，所有人都要敬重他们，配合他们，相信他们，听从他们的建议，这就是对他们最大地感谢。

第四，任何瘟疫都与气候密切相关，一般是冬天来了，夏天必然会走；夏天来了，冬天就会走。

因此，还是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一句俗话就是“靠死它，靠走它。”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看似很消极，其实是很有效的方法。

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方法，剩下的事就交给专业医护人员去处理。

豹眼最近有一点想法，不清楚有没有道理。在三国时期，荆州地区是瘟疫最为频繁发生的地区，今天的疫情还是从这一地区开始。这是不是与该地区特别的地理、气候环境有关系呢？希望专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医药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不仅对今天的疫情处置，对今后避免此类情况都会是有益的。

最后，豹眼再次提醒所有友友，安心呆在家里，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

祝福所有友友，健康平安！大家一起努力，尽快战胜这个疫情！

感谢所有为此付出的勇士们！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传染病的记载，那时候都称之为“瘟疫”。古人遇到瘟疫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是隔离病源

任何时候，对于传染病，都是防胜于治的。古人对会传染病，跟现在一样，隔离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但是古人凭经验也知道瘟疫也是可以人传人的，所以会把病人隔离开来。

在极端恐慌的情绪支配下，人们甚至会把疑似病人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有一些地方有“麻风岛”，岛上的居民都是麻风病人。这些病人就是被赶到岛上隔离的。

二是个人防护

人们很早就知道“病从口入”，因此，他们也会用纱布之类的东西遮住口鼻。

三是中医治疗

中医对防治瘟疫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每遇瘟疫，医生会大量熬制汤药给病人饮用。这些汤济对瘟疫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多数时候，还是要靠病人的免疫系统起作用。免疫系统强大的病人可能就挺过来了，差的就只能尽早处理了。

当然，在细菌和病毒概念都不存在的时代，他无法准确地为瘟疫的源头定名，而只能称之为“戾气”或是“厉气”，但他已经找到了瘟疫的真正传染渠道：“邪自口鼻而入”。疫病过后，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分析瘟疫的起源与治法，成为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

四是清洁环境

当时还没有酒精消毒的说法，但是人们会焚烧一些草药之类的东西，用来熏居住的地方，用以驱除疠气。

人们还会在门上和屋里挂一些有香味的草药来净化环境。现在端午节在大门挂柳枝和重阳节“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是古代抗击瘟疫遗留下来的。

五是求神拜佛

古人对瘟疫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因此每次瘟疫都会死很多人。很多时候只能等人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有抗体或体质比较好的人，瘟疫才平息下去。

古代人平面居住，密度较小。

交往的生活圈小，范围较小。

发生感染时以隔离为主，草药治疗为辅！

1410年，朱棣皇帝派英国公张辅，征服了南方邻国安南之后，又派尚书沐晟镇守安南，但是安南发生了大规模的霍乱流行。由于沐晟等中国守军害怕被感染，因此不敢管理政务，致使安然的局势陷于混乱。沐晟多次秦请朱棣派医院防治，但是医院的防治方法无效。霍乱已经蔓延到中国的南方境内。过了几年，朱棣让总医官想办法。御医官们想弄几个安南的霍乱病人进行研究；可是医官害怕霍乱在南京流行。于是，医官们制造霍乱模型。经过一年多的小规模试验，这队医官终于确定了诱发甲乙丙丁4批，每批50个人类似霍乱的三个步骤。

甲批人：

第一步：强迫口服石灰水，造成胃肠道的损伤，降低消化能力。

第二步：吃米饭和蔬菜造成营养不良

第三步：让人吃狗脊和巴豆。故这样处理的人最终三天都出现了发热、腹泻不止等类似霍乱的症状。

乙批人：

第1步：喝胃气汤。

第2部，喝营养汤。

第3步让犯人吃狗脊和巴豆。经过这样处理的人，最迟三天都出现了腹泻不止的症状，但是不发热。

丙批人：

第1步强：迫口服石灰水，造成胃肠道的损伤，降低消化能力。

第2步：吃米饭和蔬菜，造成营养不良。

第3步让这些人和换了类似霍乱的甲批人关在一起。最迟三天都出现了发热、腹泻不止等类似霍乱的症状。

丁批人：

第1步：喝胃气汤。

第2步：喝营养汤。

第3步让这些人和患了类似霍乱的甲批人关在一起，没有一个出现发热、腹泻不止等类似霍乱的症状。

面对甲乙丙丁4批人，各自出现的不同现象，医官认为造成类似霍乱以及造成类似或乱流行的根本原因，是胃气和营养的问题。那么如何治疗类似霍乱呢？于是这队医官把类似霍乱的甲批人，再分为5个小组，每组10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

第一小组：

第1步喝胃气汤。

第2部喝营养汤。

第3步吃清热解毒的药材黄连。

第二小组：

第1步喝胃气汤。

第2部喝营养汤。

第3步吃清热解毒和温中的药物左金丸。

第三小组：

第1步喝胃气汤。

第2步喝营养汤。

第3步左金丸和利尿药材。

第4小组：

第1步喝胃气汤。

第2步喝营养汤。

第3步吃左金丸和利尿药材，以及止泻药材。

第5小组：

第一步喝胃气汤。

第二步喝营养汤。

第三步吃左金丸和利尿药材、止泻药材，同时吃镇吐药材。

结果怎样呢？第5小组的效果最好，均能在7天之内 ，消除症状，恢复正常。

这些试验说明霍乱属于寒湿夹热症，治疗这个证应当使用清热温中的药物左金丸。左金丸出自元朝名医朱震亨，字彦修；世居江南丹溪，人称丹溪翁的著作《丹溪心法》；是治疗发热腹泻的名方。该方有清热燥湿的黄连，温中散寒的吴茱萸等两位药材组成；但是三味药材，因为吴茱萸是用甘草水灸过的。缓和吴茱萸的人人噪烈性情。全部药材研细加入炼蜜为丸。但是左金丸的药力很弱，因此虽然治疗发热、腹泻有效，可是不能迅速清热止泻。

在左金n的基础之上，医官们反复加减处方，研究出一种新的药物。但是新药物能否治疗真正的霍乱呢？

医官们带着新研制出来的药赴安南，先让安南布政司衙门的官兵，喝胃气汤和营养汤，吃新药进行预防。

许多安然的霍乱病人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布政司衙门来求治，这队医官怀着忑忐不安的心态，也给他们喝胃气汤和营养汤、吃新药。7天之后，居然把霍乱治愈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中国驻安南的布政司衙门，就成了安南霍乱病人的救星。这队医官十分高兴，把临床疗效报告给总医管。布政使沐晟也向朱棣皇帝写折子，报告医官们控制了安南的霍乱流行。朱棣非常高兴，传旨嘉奖总医管；然后放心地开始准备迁都工作。

现代医学临床发现，发生霍乱以后，由于霍乱弧菌的作用，迷走神经高度兴奋，胃肠蠕动增强，胃肠粘膜分泌功能增强；从而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新药能够迅来人杀死霍乱弧菌，增强交感神经功能，消除不适症状，从而治愈霍乱。从此以后，该药成为治疗霍乱比较有效的方剂

1939年天津发生了水灾，水淹没了3层楼。水灾过后，1940年天津发生了霍乱大流行。日军不会治疗霍乱，害怕军队发生霍乱流行。于是派出宪兵队到处巡逻，发现中国人谁拉肚子，就把谁活埋；然后把病人的家烧掉，美其名是彻底消毒。

1941年6月，由于汉奸告密。治疗霍乱的中医传人被抓，但是秘方没有被抢走。

总之，古代从15世纪以后，中医就有确切防治瘟疫的临床经验。

传染病在在古代是非常可怕的，传染能力强，传播速度快，古代都是采取隔离和接种疫苗等方法。

古代的传染病也有很多，像天花和鼠疫，疾病传播速度快，很容易感染，像东汉时期暴发的一场瘟疫，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都人心慌慌，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把感染疾病的人。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命官都要采取隔离的方式，关押起来以免更多人的感染。把穿过的衣服和受瘟疫感染的人用火把烧了。避免更多的感染。

传染病是很可怕的，有的时候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街坊邻居为了自己和家人不感染，会举报感冒咳嗽的人，有的地方感染的人不比较多甚至连没有感染的人也要烧死。

随着经验的增多人们开始预防瘟疫，很多古籍文献中有记载，让人们不要吃老鼠碰过的食物避免鼠疫感染，不吃虫子吃过的食物。死了的家禽，猫狗之类的东西不要投入水中。保持水源卫生成了重点。

到了隋朝和秦朝，朝廷开始设立医馆，专门救治麻风病人，如果疫情出现后，会投入人力物力，草药，大夫等救治。到了北宋时期更加成熟，消除疾病从源头做起，有专门的收粪人清理粪便，就连牢房也要定期打扫。保持卫生情况，并且宋朝时期出现了首次接种疫苗的情况，预防疾病。清朝时期，康熙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从源头杜绝。

古代疫情形势的严峻程度，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

以文献为基础，可以说人类有多少年文明史，就有多少年传染病斗争史，由古至今大规模疫情的爆发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所不同的是，随着近代、现代医疗卫生水平的大幅提高，疫情的严重程度相应大幅降低，根据古人的经验和今人的技术，疫情也逐步转变为可防可控状态。

咱们现代人所面对的传染病或说疫情，如果爆发在古代，结果让人不敢想象的。

比如大明永乐年间，一个月时间仅福建局部地区就因疫情死亡78000人，登州等规模并不算大的州县，绝户12000，也就是说不按人数计算，12000个家庭死得一个不剩。类似“死者过半”这种缺乏数据支撑的描述比比皆是。

之所以古代疫情一旦爆发就非常严重，是因为伴随着疫情到来还有大幅度的减产歉收，劳动力不足造成生产力降低，收成减少再加上封建王朝在救灾方面的缺陷，继而造成大量农民饥馑而死，而以古代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一旦处理不当或滞后，无疑会爆发更严重的瘟疫并流行。

如果给疫情排序的话，其他朝代还好，明清这对难兄难弟都是破纪录的存在，自明代起，大规模疫情爆发式增长高达64次，清代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39次。尤其嘉道时期的天灾人祸，论次数和严重程度，是崇祯帝的明末时期拍马都追不上的。

造成瘟疫大面积蔓延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地震、战争、水灾、旱灾、蝗灾、非正常的大量人员聚集等等，最后还要加上如上灾患造成的饥荒情况。

（非正常人员聚集，比如各种灾害后的逃荒行为，灾民们不是四面八方到处跑的，他们也有目标有方向，严重的时候逃亡的一路不断有人饿死、病死，这种条件下还要求灾民保证个人卫生那是不现实的。）

比如崇祯时期就有个小言官上疏崇祯：

明代山东奇荒（奇荒二字特指严重的大面积饥荒）持续两年，我去年骑马南行发现耕地荒芜、瘟疫四起，路上的布满死人，盗匪也没饭吃，四处作乱劫掠，被杀人的人身首异处散落的到处都是，易子而食或者割自己身上肉吃的大有人在，耕地仅剩不到两成，而农民死了八九成之多，很多地方行人断绝，废弃的村庄也很多。

清代山东奇荒，邻里之间相互抢夺，人们以野菜和树叶充饥，有些父母无奈遗弃孩子，希望孩子被其他人领养活下去，自己省下粮食也可以多存活一段时间。

毫无疑问，只要皇帝不是太昏庸或者实在无能为力，就一定会组织相应的救助措施，因为大规模的疫情必定对封建统治稳定性造成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也会大幅降低。

一般来说赈灾本身就是防止死亡人数扩大、防止疫情扩大的有效手段，封建王廷的应对措施：

减税。豁免税收，减轻农民负担，避免因税逃荒交叉感染，其实同时也是避免官逼民反，已经缴纳的税款地方用以赈灾除疫。

开仓放粮，开设粥厂。开放地方粮仓，开设粥厂向普通民众施舍粥饭，同时预估可持续时间，如果灾情未过，还要向朝廷申请调集粮食。

不过也有报喜不报忧，隐瞒灾情的官员，比如著名酷吏田文镜，他是不想让雍正帝操心，但也不能以数万百姓的性命为代价，别说救灾，就连免税都不行，这就太过分了，好在这种人并不多，其实雍正帝眼线那么多早就知道，也体量田文镜一片“苦心”，所以没下狠手办他。

公务员捐献。一般来说吃公粮的官员不会为粮食发愁，比如某某荒年，巡抚×××饿死在任上，师爷比他还早死5天，这类事我还真没听说过。

作为不会挨饿的官员，在大灾面前，很多都捐献自己的薪水或者家中存粮。这种行为值得赞赏，但作用有限，而且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捐献，不能作为常规救灾手段。

倡议社会捐助。乡绅富户一般不会饿死，家里存粮足够多，这时候官员会倡议富户捐献给灾民，富户们联合起来多多少少都会捐点，否则虽然他们都有一定的自保力量，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饥民，真压制不住起了暴乱，他们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粮食了，很可能是全部家产。

并不是所有富户都是为富不仁，有时候遭逢大灾，无需官府招呼，乡绅富户会自发组织到一起商量捐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医药、饮食、衣物、被褥等等等等。

免费医疗。太医院的医生不仅仅为皇帝服务，做为治疗水平最高的存在，国家遭逢严重疫情，他们也要“亲赴前线”指导工作，加上各个州县本就有的医疗力量都是救治前沿的主力。药物来源一般是国家抽调资源、资金，地方征用药物，各府库银两购买等等方式获取，然后用到灾民身上。

棺木。死者是最大的瘟疫滋生来源，所以各州县遇有死者都要施以棺木，妥善安葬，避免疫情爆发或继续扩散。

衣物。大多逃荒者衣不遮体，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各地方衙门也要充分考虑到百姓的衣物保暖问题，来源也是国家调拨赈灾款和州县府库挪用白银用以购买。到了晚清时期还设立了防疫处，专门负责查验、控制疫情。

虽然晚清时期清政府自己也是焦头烂额，但是救灾方面要远胜于明末，一直到宣统退位，赈灾基本没听过。

有效隔离。以清代为例，驻地满八旗负责阻断要道，严禁往来进出，这也是有效控制病情传播的最佳方式，容易聚集人群的生意，比如饭馆茶楼等等全部停止营业。

防疫站。到了晚清时期，已经能做到疑似与确诊病患区分隔离，与后续治疗连为一体。

自行隔离。遇有亲戚中病，所有亲戚都不去探望，而有些比较仁义的病人呢，自己跑到荒郊意外自行隔离，避免传染他人。行为上，不同食、不同衣、不同床、不碰死者棺木、远离病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也是必要防护措施。

自行消毒。贴身衣物，象蒸馒头一样蒸一炷香的时间，其他病人使用过的器具也是一样处理。

通风处理。不要在封闭的环境与病人接触，无论天气冷暖必须做到室内通风。

古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诸多应对措施，咱们现在也只是医药卫生水平高些而已，面对此次疫情，古人的经验基本上全被用上，只不过我们不用蒸笼，直接用消毒水就可以了，其他都非常近似，配以国家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对疫情出色的控制能力，相信不久后大家就都可以安心生活，正常投入工作了，祝您平安。

参考资料：

[1] 张业敏.明清山东瘟疫与社会[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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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爆发了传染病，一般称之为瘟疫。

对于瘟疫，人们的第一认识是，这是病人传带的，所以，有些极端的作法是烧死病人。

但是在时间长河是，人们也渐渐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许多文献记载中，就有说法：洪灾过后，必有瘟疫。

他们是如何应对类似瘟疫的？

在秦汉时期，人们已经都疫病的传播有了认识，也开始对病人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到了三国时期，据《晋书》记载:

“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这里的“家有时疾”能够同时感染三人以上，也就是类似瘟疫了。而一旦有这种情况，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

到了明朝时期，更是建有专门的医疗场所，朝廷安排相应的医官对患瘟疫的百姓进行治疗。这个时期，医官已经懂得佩戴口罩遮面来降低被患者感染的机率。

老祖宗们还采用荓熏烟的方式难房屋等场所消毒，别说，今天我妈妈还用这个方法了呢。

相传马援当年南征，部队感染瘟疫，得亏当地的老妈妈用生姜茶叶胡椒大米等擂成糊救了三军的性命，这就是本地擂茶的起源。照此看来，当年当援他们估计染上了风寒，故以温热驱之有效。

除了一些预防措施，古人更多的是求神拜佛，相对于他们来讲，今天的我匀，更应该庆幸。

可以说，人类对于瘟疫的恐惧，早已深深地印刻在历史的记忆里。不仅仅在中国的古代，即便是在世界各地古代恶性传染病都是可怕的，人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人类断地与病魔的奋斗史，应该说，在预防和应对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代还是很有措施的。

实际上古代对传染病除了他的无法预估的传染之外，还有就是他给社会秩序的恐慌导致崩溃。所以在古代预防与隔离也是通用的方式方法，在出土的秦代《睡虎地秦墓竹简》：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根据竹简意思很简单，就是病人与其他人隔离区分，要及时通知其他人。由此看出，秦代方式还是很科学的。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中国封建时代医疗条件和科足额落后的限制，所以当发生“大疫”后，朝廷能做的只能是安抚灾民。禁止并且将病号隔离，比如说禁止灾民外逃，派遣医生进行诊治。还有就是朝廷会减免税负，发放赈济灾粮安定人心，再就是古代人的认知水平有限，普通百姓会认为上天不佑。皇帝也会下“罪己诏”这些虽然没有任何用处，但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中国古代基本上禁止人口流动的限制极高，这本身就能防治瘟疫扩散。客观上成为最有效手段。而后就是彻底不管，封锁疫区，等死的差不多了也就逐步恢复了。 而后才会散发医药，救济灾民。总之，防止疫区扩散是第一位的。而宋代就已经设有官办的医疗机构叫做安乐坊，设在京师汴梁，后来几经又做了扩建。然后全国推广。中国古代的医书也大量记载了有关预防瘟疫的方法。依照今天的来看。还是很科学的。

《论衡》《时后方》和《金匮要略》反复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汉代《淮南子》则根据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和其他动物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可见，古代人们虽然不知道具有原因，但采取的措施还是十分科学的。还有就是古代也惧怕有人借机暴乱造反、因此在疫区对传播谣言和心怀叵测则一律处死，对于囤积居奇也是灭门之罪。总之，确保疫区安定和防止扩散是首要的。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点评。

在中国古代爆发了传染病，古代人是如何应对的？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把2020年春节假期拉长了一段时间。这个假期虽然变长了，可人们的心态却没有因此变好起来，因为大家都在憋着一股劲，那就是希望这次疫情能早日离开。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尤其是武汉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防控疫情扩散，相信在国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战“疫情”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其实疫情并不稀奇，在古代也时有发生，古人对待疫情的防控，跟今人做法类似。从三个方面叙述。 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曾记载，中国古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 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限于科学技术的认知，古人对这些疫情的了解并没有现代人认识这么深刻，但他们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当然这些办法都是原始的做法，试列举比较典型和普遍的几种做法。

一、“巫术”精神控制法

这一点很好理解。在古代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上到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他们往往会借助“神力”，或者是自然的阴阳法则，来驱魔辟邪和防治大灾大难。而且在古代，这些“巫术”还是比较热门的职业。

在疫情来临时，有些民间的老百姓，就会用这种迷信的方法祛除瘟疫。我们知道，这种方法虽然是行不通的，但对病人来说，他们会对巫术大师言听计从，从精神上会依附巫术、相信巫术，从而在精神上也会信赖这种驱疫法。

《周礼·夏官》中曾记载，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还有民间流行的送瘟神等一些民俗、年俗都是古代驱邪避疫的方法。这些精神控制法虽然没什么效果，但却是人们对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有一定的辅助安定作用。

二、隔离法

据史料记载，先秦以前人们对疫情传播认识还是比较模糊，东汉以后就有了隔离病人的记录。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南朝齐会要·民政》也曾记录，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唐宋以来，出现很多寺庙和官办机构，用于隔离病患。元、明、清时期，出现了药局和民间慈善机构，也经常用于病人的隔离观察。

针对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就曾指出，隔离观察这种看似最原始的做法，也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三、巡诊及中药治愈法

中国中药发展博大精深。在没有融通西方往来的时候，西药对于我国历史上的疫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国人主要通过中药来抵抗各种疫情。

先秦时期的“司就”，就是古代巡诊医务工作者的职务名称，他们每逢疫情来临时，就要各处巡诊治病。

《周礼·地官》：“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宋代以来，每逢疫情发生，皇室都会派出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去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承担。在民间的一些中药店和药局，平时都会以平价销售中药，疫情发生时，这些医疗机构还会主动免费施赠。

在古代，朝代的更迭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政治矛盾和边患危机，但我们也知道，疫情亦如洪水猛兽，如果处理不善，也会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对于古代的疫情防控，您有何看法呢，欢迎关注@山城小哲，欢迎点评。）

如何应对疾病，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便是医学和科技再发达，我们也很难进化为百毒不侵的生物。这是一种共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都无法改变。幸运的是，基于千百年来的经验，现代社会对于传染病的防治手段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随着当代医疗水平的提高，今人对于传染病的应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 消除传染源，寻找到传染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销毁或研究相关的药物治愈相关人员；
   

2. 切断传播途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将传染源与未传染地区进行隔离，当然，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3. 保护易感人群不被传染，一部分传染病是十分可怕的，人染上即死，也有一部分传染病可以靠人体的抵抗力熬过去。但前提是需要人具备较强的体质，因此老弱病残孕则是传染中的易感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以上三点，是人类当前应对传染病的基本方法。但是，这种进步曾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在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和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也正因如此，古代对瘟疫也尤为重视，并不断积累相关的防治知识。

那么古代的爆发了传染病，古人是如何应对的呢？

任何防控措施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对疾病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古人称传染病危“瘟疫”，多认为其发生与“戾气”有关。比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认为瘟疫是一种戾气所致。

所谓的戾气，就是邪气或者说混杂着污秽的气攻入人体造成的，当然，这与古人对于气是本源的理念有关。当然，这一理论一直传到了明清之时，代表人物就是吴有性，他所著的《瘟疫论》中就提到了瘟疫是靠“气”传播的这一核心观念。

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代也提出和实施了相应的防控措施。《黄帝内经》中曾指出，为了杜绝瘟疫的传染：

“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

这里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防止邪气入侵；二是切断传染源，避免毒气的的传染。

与今人不同的是，在古人看来，第一点更为重要，就是所谓的“固本”。如明代的医学家张介宾就曾指出“避疫之法，唯在节欲、节劳。”也就是从自身根本上增强体质，不要纵欲过度，不要劳累。

在具体实践中，古人的防控手段基本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况：

1.登高和通风来避疫。遇有瘟疫的时候，人们多逃到山上去，寻求清新空气，以避免瘟疫感染，并且反对将门窗紧闭，认为不通风，不透气反而会主张瘟疫的传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登高望远也逐渐成为一种习俗，即便不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古人也会如期登山。

2.熏香治疗瘟疫。如张介宾指出“用降真香烧焚，大解邪秽”。尽管以今人的视角来看，靠熏香来应对瘟疫，显得有些“幼稚”，但这种方法在古代却大行其道。当然，这种方法也绝非就没有科学道理。比如，蚊虫之类的细菌携带者，对熏香颇为敏感，而驱虫自然有利于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即便是在今天，在传染病暴发的时候，还是有人会使用熏醋的方法。由此可见，这种方式也算是影响深远了。

3.涂抹药物防止传染。如通过苍术、白芷、大黄、柴胡、芸香等药物，佩挂、涂抹或者内服，以驱赶瘟疫，甚至达到预防的效果。古人治病，长期建立于对中药的认知上，类似前文所讲的苍术、白芷、大黄等药材，自然就成了首选。只是，多数药材的气味也着实不小，这种方法也算得上是种“有味道”的手段了。

4.隔离。这种方案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积极的措施，但在古代并不是被大范围应用的措施，特别是清初满人出痘，生天花之时，采取隔离措施，甚至被当时人认为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这种隔离措施实际上最为有效，但在古代却并未被人们过多地接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瘟疫传播之时，官府的态度实际上是消极的，与今天很不一样，古代的官府面对瘟疫的来临，最为积极的措施，也不过就是延医设局，送药祈福等等，瘟疫来临之时，所呈现的是个人一种个人的防疫避疫行为，更不会存在利用制度而采取大规模的隔离，调配物资以实施供应等国家层面积极的应对策略了。

综合来看，古人将瘟疫视之为气，认为固本是最重要的措施，并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应对方案，但实则主要是个人行为，官府介入十分有限。古代既无科学的认识，也没有系统的防护措施，因此面对瘟疫来袭，所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当然，也正因如此，古人对郎中表现地更为尊敬，毕竟当瘟疫来袭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