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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的人物评价,归有光生平及评价

2020-10-16 10:21影视综艺

简介人平  名扬海内 科举不顺  光,字熙甫,号震川武宗元年(1506年)腊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昆山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 归有光的人物评价...

  人平

  名扬海内 科举不顺

  光,字熙甫,号震川武宗元年(1506年)腊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昆山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可是,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当时主试江南的张文毅谓归有光是“贾(谊)、董(仲舒)再世”。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南下还乡后,他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震川先生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绪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绪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不附权贵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挤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文毅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计东《顺德府重建归震川先生祠堂碑记》)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这位宦官,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士奇、荣、溥)统治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钱谦益说:“元美(世贞字)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势,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尘,登坛设墠,近古未有。”(《列朝诗集》)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同是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见《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兢业守职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深受百姓拥戴。   

  隆庆二年(1568),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归有光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既是刚正不阿,又是守职安分,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但仍然留在北京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归有光正恨“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而现在却时来运转,能入内阁藏书楼,读到内阁所藏异书。不幸,正在这大开眼界准备显露自己的才华,以遂平生之愿的时候,却被病魔缠身。他虽然带病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于在第二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于北京,时年六十六岁。

  著作繁富 散文扬世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里,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几百年来,人们读到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先妣事略》、《亡儿?孙圹志》、《女二二圹志》、《女如兰圹志》等文,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   归有光善于捕捉生活中貌视十分平常的细节和场面,寥寥几笔,形神即现,给人难忘的印象,且在平淡简朴的笔墨中,饱含着感人至深的真挚感情。譬如著名的《寒花葬志》。

  评价:

  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由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极深造诣,在当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其艺术特色是: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氏散文多写身边琐事,未能充分反映明代社会矛盾。但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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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归有光的问答

很多的悲剧都发生在了他身上,晚年又抱恨而终。一生十分坎坷崎岖。

归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 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州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 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当时主试江南的张文毅谓归有光是“贾(谊)、董(仲舒)再世”。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文毅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 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 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深受百姓拥戴。

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归有光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既是刚正不阿,又是守职安分,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倡变文风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纚纚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

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

其艺术特色是: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赀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以富庶闻名,但伴随着发展,太湖水旱灾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明朝,每三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

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时,对太湖地区的水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吴淞江是太湖入海的道路,只要拓宽吴淞江,解决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其他的水道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反对排泄太湖水,因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他上书给当时的兵道、知府、知县,阐述自己的治水主张。他还搜集当时相关的水利文献,著《水利论前》《水利论后》等,撰成《三吴水利录》四卷,是古代太湖水利研究的重要资料。 归有光富藏书。其父在成化初,已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至归有光时又多方寻购。夫人王氏,亦极喜藏书,听说有零册散编,则令女仆访求,置书达数千卷。声称平生无它嗜,独好书籍,以冶性情。藏书印有“世美堂印”、“世美堂琅玡王氏珍玩”、“一往情深”、“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等。编辑有《诸子汇函》,上自周代的鬻熊《鬻子》,下自当代的宋濂《龙门子》,共94家著作,是明末以前收录子部书最多的一部丛书。

归有光经历了8岁丧母、两次丧妻、儿女或是早夭或是长成之后去世,他35岁才中举,之后三年一次的会试却8次落榜。知道60岁才中得进士,66岁去世。 光(1506~1571) 字熙首,一字开甫,号震川,昆山人。9岁能文,弱冠通五经史。明嘉靖年(1540)中举。嘉靖二十一年徙居安亭“四美堂”,读书论道13年,从游者甚众,时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举进士,授湖州长兴县令,迁顺德通判。进南京太仆寺丞,掌管内阁的诏书起草,修撰《世宗实录》。

归有光擅散文,朴素简洁,感情自然动人。王锡爵称其作品“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侧之思,溢于语言之外”。姚鼐谓其作品“元明两代除归氏外别无他人”。

归有光讲学安亭,对嘉定的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阎百诗谓:“隆庆以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得有光之真传也”。

归有光对嘉定一带水利民生亦深为关切,在《三吴水利录》、《论三吴赋役水利书》、《与嘉定诸友书》、《与县令书》等文中,对吴淞江的治理和赋役直抒己见,得到应天巡抚海瑞的重视和采纳。著有《震川文集》30卷、《别集》10卷、《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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