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见“守江必先守淮”的军事用语，很明显这是将南方政权视为弱势一方，因此用了一个守字。其实中国古代南北对峙中，南方政权越过淮河北上的案例比比皆是，当然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的更是不胜枚举。所以淮河并不能单纯理解为南方割据政权的底线，它其实就是南北划分最直观的对立中轴线，北方政权的中心是黄河流域，南方政权的中心是长江流域，淮河正好趋于中间偏南的位置，使南北双方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以淮河至秦岭一线做为南北分界线，秦淮以南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区域，秦淮以北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区域。这种划分主要是自然因素所使，由于我国南北纬度跨度大，南北方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就产生较大差异，这也是我国古代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其实我国古代南北对峙的情况有一特点，除了魏晋时期东吴与北方曹魏、西晋的对峙属于汉人政权的南北对立。其余大多都是少数民族南下占据北方，原汉人南迁形成南方政权，从而在中国形成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汉人政权的对峙局面。西晋衰亡后的十六国北朝和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北宋灭亡后形成的金国、蒙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清军入关与南明的对峙，北方都掌握在少数民族手里。
之所以强调少数民族控制北方，是因为他们的游牧特性造就了擅长骑射的军队，在南北对峙时，北方较为平整的地形能够将野战骑兵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他们对北方的控制较为牢固。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大大提升了组织效能，从而在政权形式上又能保持稳定性，于平原地区进行稳固统治的同时具备进取精神，常试图南下进行统一战争。然而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所以南征往往在秋冬时节。
南方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得到深入的开发，这里的汉人没有畜牧业，只以农耕为业，相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社会文明程度、组织效能较高。农业发展对水利要求较高，所以南方政权在水利的经济开发、军事开发军强于北方游牧政权。即使是魏晋时期，北方虽是曹魏建立的汉人农耕政权，由于水系的天然缺陷，导致北方水军的发展相对落后，曹操当年征荆州前还要在河北大修“玄武池”，以便操练水军，返观东吴，军事要塞皆于江河沿岸，水师训练具备天然的水系条件。
在汉人南迁，对抗北方游牧政权时，南方政权更注重军事秩序和纪律，训练严格，极其讲究部伍阵法，依托于南方水系更长于水战和守城战。与此同时，南方政权多能利用江河水系进行军需、民用的运输和调配，所以它们的北伐又多发生于春夏时节。上述规律其实也代表了南北对峙形式转变的时间特点，秋冬时节，北方政权更容易向南渗透，南方政权撤至长江一带进行守卫；春夏时节，南方政权更容易向北方发起挑战，将战线推进至淮河以北。
换句话说，南方政权以江淮为战略缓冲，北方政权以黄淮为战略缓冲，守江必先守淮是针对南方政权来说的，那站在北方政权的角度又当如何呢？其本质与南方江淮的战略缓冲如出一辙，北方政权更看重黄淮一带。因为黄淮一带的地形、气候特点，可使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参半。这个区域是平原旷野与江河水道都具备的区域，且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南北优势在此地区随时节交替，所以南北双方在黄淮一带易于陷入拉锯式的角逐之中。南北军事对抗的主战场一般都在黄淮平原，淮河至秦岭就成了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
这种气候的具体表现就是淮河以南雨季长，江河水道纵横，能够削减北方骑兵的冲击力，南方政权往往在江河水道旁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主要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加上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多有不适，容易引发疟疾等传染病，也会削弱北方铁骑的战斗力。所以北方政权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的难度会翻倍增加，在无实足把握的情况下，北方政权最多是将战线拉至长江一线。而在淮河以北，雨季相对较短，气候干燥，河水流量有限，且冬季有冰封期，骑兵渡河更具保障。南方政权若越过淮河向北深入，由于陆上运输能力远不及北方政权，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难题。
综上所述，秦岭淮河这条地理分界线，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古代南北对峙的分界线。北方游牧民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时，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南下入主中原，控制北方地区；原汉族政权多是南迁后，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方社会，依托江河水系的有利地形，保有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