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百家姓的来历】
是谁创造了《百家姓》？它何时初具规模？又何时出版？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个迷。根据明清朝代有文字记载的学者的研究，《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存在。在宋朝初期由一位地处吴、越地区(现今浙江省杭州市)不知名的儒家 学者将其编辑、装订成册。
南宋(公元1125-1210年)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最早在他的诗-- 《秋日小雨》中提到百家姓。诗人在注释中指明他的灵感源自两本书，一本是《扎子》，另一本就是《百家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开始流传了。
宋朝的皇氏姓‘赵’，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王姓‘钱’，宋朝的一位学者相信‘孙’是宋朝皇族妻妾的姓氏， ‘李’是南唐的统治者--李后主的姓氏。这就是《百家姓》的开场白--“赵钱孙李”次序的由来。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体《百家姓》是在元朝(公元十四世纪初)出版的，它根据汉字和蒙古字的语音、笔划对应而成。但是元朝的版本并不完整，流传已久的《百家姓》直到明朝才算收录完整。 它总共记录了438个姓氏，其中408个是单姓， 有102行组成，38个是复姓，编成15行。最后一行是百家姓终，即百家姓完结篇，由118行构成，共有472个字。
清朝后期又出现了另外一本有关百家姓的书--《增广百家姓》，书中记录了444个单姓，60个复姓，结束语为“百家姓序”。
现存的清朝版本的百家姓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每页上方除了记录历史名人的名字和其所属家族外，旁边还有他的图像；每页下半部是由四个字或姓氏组成的短句，读起来很像古时的四句诗词。
过去，《百家姓》有几种修订版，如：明朝末年修订的“黄周姓”，清朝康熙年间修订的“御指百家姓”，清朝咸丰年间 (公元1851-1861)由丁延修订的“百家姓三编”。这些修改后的百家姓在表现格式上花了很多功夫，每本都各具特色。 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无法取代原稿，这体现了原稿对后来创作的深远影响。
《百家姓》不仅只在汉族中广为流传，其译本也在与汉族有着友好往来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如：蒙古字目百家姓，女真字目百家姓。由此可见百家姓的深远影响程度。
【辈份的来历】
辈份的来历源于族谱的编修。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