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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媒、印刷、及其不发达的年代,很多东西都是口口相传,《史记》中肯定有很多都是一代代口传下来的,别说上百年来,就是几十年口传的误差都很大,比如现在去问老年人民国故事肯定误差很大。历史记载的很多东西,有时候比小说还荒诞,什么后盘古开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尧舜禅让。周朝后稷的母亲姜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后稷;刘氏在人泽坡休息,梦中与神人相遇后怀有身孕生刘邦,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只能说明作者缺乏科学知识。晋朝坟墓中发现的很多竹简人称《竹书纪年》,其中记载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与《竹书纪年》相比较,后来写的历史都被史学家和儒家篡改了,把古人说得很神圣,说尧舜高尚禅让王位,与《竹书纪年》完全不一致,都是被人为修改过的,用来说教天下人,也许他们用意是好的,但这种空洞的说教没有任何作用,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年,谁见过禅让?远古的时候王位更替,应该和非洲狮群狮王的更替一个样子。

远古的事,司马迁应该也是四处搜集来的资料根据自己的想象加工而成的,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写前朝的历史,很多时候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和时代的爱憎,比如清朝写明朝历史,肯定不会说明朝好。所以看历史,偶尔看看而已,就当是聊斋,就当是看小说,多看不宜,历史中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这些人看上去高贵,其实都是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强盗骗子,没几个好人,《史记》记载的也是他们如何与人斗,看多了就学会了窝里斗,窝里斗的结果是越斗人越坏,左手打右手,没有好结果。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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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文明,是因为这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化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文明集中呈现出的特点就是语言、文字、宗教、城市、工具、国家等等。所以我们主张我们的文明从夏朝开始,因为自夏时起便已经设置了史官。商周时期出土的甲骨文文字里已经明确出现相应记录文字,到周礼时政府已经拥有五史官职。史官的职务就是管理文书、记录时事。文明衍生出的国家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政权,就必然需要文字记录和管理所发生的事,这些所记录并保存下来的文献经过后世史官的系统性搜集、整理和浓缩并编撰形成史书。这不是口口相传,如果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口口相传的史说,那就不能称呼这样算是文明了。

史记是史书的一种展现形态,古人要宣传皇权神授,为他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基础拥护和崇拜,所以会记录自己的母亲踩了巨人脚印而后生了自己,这种方式中西均是如此,很正常。看了这些就全盘否定史记,是因为你诞生在现在这个时代,而这些宣传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有必要的,没有这些宣传,统治者就不会具有神认可自己合法统治国家的权利。

史记的真实性其实很难质疑了,比如司马迁距离商朝第一代君王上甲微时间差距有1700年,但史记里记录的商朝的世系除了漏记了祖己和搞错了几位的即位顺序外,所有记载均与当代出土的甲骨文辨认出来的商朝世系相同。至于用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差别来全盘否定史记,这就是典型的无知和可笑了。竹书纪年只是典型的出土文献,且还只是战国时魏国史官记录的文献,而史记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传世文献,很可能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也有参考过竹书纪年,但最终形成的是史记,这两者是有巨大区别的,毕竟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而竹书纪年只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史官编撰的文献。我们不能用地方志推翻正史,这个逻辑可以理解吗?当然,这不影响我们对比二者,交叉验证二者,史记也是这样千百年来被历代史官验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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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来的多数史学家奉司马迁为“史家太祖”,巜史记》为廿四史之首,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阅读大量史籍记载的基础上写成的,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史家绝唱”,那肯定不是随意编造的,“无韵之离骚”是指有文学艺术特征,文章有个人感情成分。无论“正史”或者“野史”,都不可能与客观史实完全一致,肯定有作者主观成分。同样一个汉武帝,班固的“赞曰”与司马光“臣光曰”评价不同;钩弋夫人之死,巜汉书》与《通鉴》记载不同;关于秦始皇亲生父亲,巜秦本纪》与巜吕不韦列传》记载不一致,都是岀自司马迁笔下。总之对于史学著作有艺术加工或纰漏错误,不能冠以“胡编乱造”的帽子,应该尊重史学家们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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