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多次背主，为什么还有人称他为“圣人”？

Answer 1

叔孙通在世时，有位姓鲁的儒生曾当着他的面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当面对叔孙通先后侍奉多位君王，左右逢源，无道德节操的行为予以无情的嘲讽。叔孙通也因此得到一个“面谀”的绰号，这也成为后人鄙薄叔孙通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上的大儒对叔孙通的评价大多不高，如司马光、苏轼、朱熹、陆九渊等都对叔孙通的人品嗤之以鼻，司马光甚至说：“叔孙生之器小也！ 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却为叔孙通立传，并称其为“儒宗”，对叔孙通给予了充分肯定。南宋史学家孙奕认为“叔孙通在秦则为谀士，在汉而直谏”，是因为叔孙通知道暴秦必亡，为了自保而不得以对秦二世“面谀”。他后来虽然在项梁、楚义帝和项羽手下都做过官，这不过是他一个选择明主的过程。当他认定了刘邦之后，不惜在刘邦势孤败退之际以从，并且再无改变，足以证明叔孙通并非反复无常之人。

叔孙通的人品可以通过一件事反映出来。当刘邦听戚夫人之言，欲废太子刘盈而立赵王如意时，叔孙通以死相谏：“陛下必欲废适 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司马迁对叔孙通这一举动大加赞赏，认为是“大直若屈”之举，对叔孙给予了极高的正面肯定和评价。

叔孙通之所以被儒家奉为“圣人”，是因为他是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始作俑者之一。正是他与陆贾对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与变通，儒学的价值才为统治者所认识，儒学从此成为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思想。

儒家的宗旨是宣扬以仁义礼乐统一天下，以“仁”治理社会。但是自它诞生以来，在各国并不受待见，它的种种说教显得非常苍白无力。秦以法家思想统一天下，那些重道义轻王公的儒生们对秦朝的暴政秦政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这才导致秦始皇做出了“焚书坑儒”的举动。儒生们被迫转入地下，等待一个宣扬儒家思想的时机。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对儒家的那一套并不感冒。因为刘邦及手下功臣大多出身低微，许多人都是秦朝的低级官吏，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秦朝法家治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刘邦是马上得天下的皇帝，自然对武力有着天然的推崇，对那些一张嘴就是之乎者也的儒生有着天生的厌恶。刘邦最喜欢骂儒生是“竖儒”，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使用，他还说过一句名言：“为天下安用腐儒!”

汉朝初年，许多儒生对汉朝能否行德政实际上是抱一种观望态度的。刘邦君臣虽然深知秦朝治理天下的那一套法家思想为时人所厌恶，但并没有想过以儒家治国。实际上汉朝初年治国的根本是黄老思想，追求的是“无为而治”，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与那些迂腐的儒生不同，叔孙通是一个有着极强应变能力的儒生。

早在他投奔刘邦初期，因为平常喜欢穿儒生的衣服，惹得刘邦很不开心。叔孙通很快就“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不久之后便被刘邦拜为博士。刘邦一辈子就封过两个博士，叔孙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刘邦的信任，可见他的变通能力之强大。

（刘邦和他的功臣们）

叔孙通第一次让刘邦感觉到儒学的重要是在汉朝建立后不久。当时刘邦的功臣集团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基层作风，君臣之间嬉笑怒骂，完全没有一点规矩。刘邦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正是叔孙通站了出来，表示“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为刘邦制定了简单易懂的朝廷礼仪，使得刘邦十分满意，认为从此才懂得了天子的威严。

叔孙通制汉礼一直为后世儒家诟病，很多儒生认为由于叔孙制出的汉礼，抛弃了祖传的周公旧礼，是“徒窃礼之糠秕”，这种做法“未足以为功之首，而足以为罪之魁矣”。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相当迂腐，因为周公之礼被抛弃，根本不能怪到叔孙通的头上。

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是有条件限制的，那就是如刘邦说的“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也就是说，刘邦需要的是简单易懂的，自己和手下那帮大老粗兄弟们能够掌握的礼仪。如果叔孙通照搬繁琐的周礼，估计他早被刘邦踢到十万八千里外了。所以叔孙通对古礼进行了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苏轼老先生对叔孙通一直是批判的，但对这件事，苏老先生也说了实话。他认为“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当，通以为不知时变，亦宜矣。”对叔孙通的这次变通，苏轼还是认可的。

（朝拜皇帝大典）

公元前200年十月，长乐宫落成，汉朝借此机会举办了第一次朝拜皇帝大典。当作为赞礼官的叔孙通率领大臣们依尊卑高低各就各位，依次向刘邦跪拜时，刘邦不由得发出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贵也！”的感叹。

刘帮心里清楚，现在的他已不再是泗水那个亭长了，他和他的汉朝需要一套维护统治的稳定秩序。这种秩序首先就是要明尊卑贵贱，保证下不能犯上，保证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用礼仪来彰显皇权的尊严。而叔孙通非常变通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为汉朝建立了一套维护统治的礼仪制度，叔孙通也因此被司马迁赞为“稀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尊叔孙通为圣的司马迁）

我们知道汉朝是自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世人都将这件事归功于董仲舒。但是董仲舒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正是叔孙通将儒学与皇权相结合的尝试。所以说西汉儒学政治化的奠基者是叔孙通，董仲舒只不过将其发展推动成为治国之策罢了。

随着叔孙通被刘邦重用为太常，他为儒生们创造了通过入仕去实践人生价值的榜样和途径，造成了“汉之儒者自叔孙通师弟子固皆以利禄为事”的局面，开了儒家以利禄事君之风。自叔孙通之后，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杰出人物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也纷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扩大儒学的影响，所以说叔孙通对儒家做出的贡献极为巨大的。

（叔孙通）

叔孙通倡导的思想与那些呆板僵化的儒生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一种革新进取的生机。

叔孙通认为“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在他眼里，古人没有什么神秘的，能把古人的经验教训供今人借鉴，便是最好的师古，而并不是事事都要引经据典，追随古人的做法。因此他提出的“道近不必出于久远 ，取其至要而有成”的思想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

叔孙通生活的年代，很多儒生只会死读书，读死书，事事泥古不化，很多儒生都是“非古不行”，其实这些儒生并不知道，历史上从来不会存在一个他们想象中的、纯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的理想社会。所以这些不知道变通的儒生在叔孙通眼里是不知时变的“鄙儒”，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建设根本没有任何有处。

（入仕的儒生）

有着正确儒学实践观的叔孙通在政治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叔孙通是秦汉之际最大儒学实践者之一。

他通过对儒生的培养与教化，通过自己的儒学实践，为后世儒生树立了儒家在政治上成功的榜样。儒家再也不是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时被列国所拒绝的一家之言，而是可以在政治舞台上进行从典章制度到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的儒学实践，并且能做到知当世要务，以致用为宗旨，与时俱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去影响改变君主和人民，乃至改变历史进程。

叔孙通的变通并不是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而是主张根据时代的要求，去变革儒学中不合时的内容。叔孙通知道孔子推崇的周礼，也不是百分百的周朝礼仪，而是经过孔子完善后、充满仁爱精神的周礼。所以儒家不能死搬硬套，抓着老夫子的东西不放。事实上叔孙通的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一部分积极进取的儒生，代表的是儒学自身的一种可以与时俱进、不固步自封的态度。而这正是最质朴的儒学要义，也是叔孙通被尊称为”圣人”的原因。

Answer 2

叔孙通在历史上争议较大，司马迁称他为“汉家儒宗”，他的学生们称他为“圣人”，而北宋起他又被认为是趋炎附势的小人，甚至有人说秦国二世而亡，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高祖七年，叔孙通完成礼仪制定后，被刘邦任命为太常，赐黄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向刘邦推荐他的学生们，这些学生都被刘邦任命为郎官，叔孙通又将五百斤黄金全部分给诸生，于是大家很高兴，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不过，后人对“圣人”叔孙通大多不感冒，司马光说他“器小”，导致“先王之礼沦没”，王安石讥笑诸生“贪君赐”，洪亮吉说秦二世而亡，“实亡于叔孙通一言”，蔡东藩更是嘲笑叔孙通“贻讥后世”。

那么，叔孙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多次背主的人，何以被称作“圣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人对叔孙通的评价呢？

多次背主的叔孙通，被曲阜儒生骂作马屁精

叔孙通在秦二世时期，被征为待诏博士，几年后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在赵高的欺瞒下，直到义军攻破陈郡，胡亥才得知实情。昏庸的胡亥此时化作了一个掩耳盗铃之徒，他一听到大臣们建议出兵围剿就发怒。

叔孙通见状，说：“事情没那么严重，现在天下安定，上有明君，下有法令，哪有什么造反，不过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罢了，只要地方官出手抓捕就行了，不值得大惊小怪。”

秦二世高兴了，他下令将认为有造反发生的官员一律下狱，将认为只是盗贼闹事的官员一律奖赏，叔孙通被奖励二十匹丝绸，还被任命为博士。结果散朝后，叔孙通摸摸后脑勺，拔腿逃出咸阳，投了项梁。这就是有人说叔孙通一言亡秦的理由。

此后，项梁战死，叔孙通就该投项梁的上司楚怀王，楚怀王被项羽“搬家”后，叔孙通又服务于项羽。后来刘邦攻破彭城，叔孙通又投了刘邦。

多年后，叔孙通修订礼仪，到曲阜招聘儒生，有两位儒生拒绝应召，他们讽刺叔孙通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你靠谄媚发家，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跟你一起搞不合时宜的礼仪，简直是玷污我的名节，滚！

修定礼法是叔孙通一生的高光时刻

光靠拍马谄媚，肯定不能被司马迁推崇为“儒宗”，叔孙通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为刘邦修订了礼法。

古代的礼法与今天的仪礼与法律概念完全不同，古代礼与法密不可分，是维护古代统治秩序的根本大法，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宪法，所以很重要。

我们知道，礼法起源于西周，但秦朝自商鞅变法后，礼法作为维护宗法制的工具，已经被淘汰。所以，秦统一后，礼法衰亡失传。

叔孙通的贡献就在于礼法的传承，而礼法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所以，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

不过，叔孙通的礼法不是简单的复古，他认为，自三皇五帝开始，礼法就各不相同，孔子也曾对三代礼法做过修订，所以他力主以“简易”为原则，参照古法，重新制定了一套汉代礼法。

经过两年的努力，叔孙通的朝会礼仪，在长乐宫落成典礼上启用，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提携学生就发生在这件事之后。

此后，叔孙通又受命，重新制定了朝拜、祭祀等各种礼法典仪。

“圣人”还是“投机分子”，叔孙通的是非论

学生们称赞叔孙通是“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王安石则作诗唱反调：“马上成功不喜文，叔孙绵蕞擅经纶。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

学生们的理由是叔孙通识时务，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有智慧，所以他是圣人。

这话的背景是，当年一帮学生跟在叔孙通身后，叔孙通一个都不推荐，反而向刘邦推荐“大猾”之徒（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学生们气得直骂叔孙通。叔孙通对此作了解释：

“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如今是打天下的时候，汉王需要的是勇士，你们谁行？老实呆着，将来我会有让你们出头的日子。果然，天下统一后重新制定礼法，他们都走向了前台。这就是学生们，说叔孙通“知当世要务”的原因。

可是识要务就是圣人吗？显然他们的话过于浮夸，王安石干脆说，这帮吹鼓手，无非是因为得了叔孙通的好处，便四处唱赞歌！

要我说，这就是人性的通病，喜欢一个人就夸得像朵花，不喜欢一个人就往死里整。叔孙通被称作圣人，显然夸大得太离谱！识时务顶多说他有智慧，有智慧就是圣人的话，这世上得有多少圣人？

说叔孙通靠谄媚起家，不断换主，道德亏损，这个说法也过于迂腐，谁说一定要跟没落的势力陪葬，才算得上道德君子？

为何后世的儒家士族，对叔孙通多有贬损呢？儒家思想变味了！

“鄙儒”与“儒宗”，站在儒学岔道上的叔孙通

面对曲阜儒生的指责，叔孙通笑着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时变！什么叫时变？就是环境改变，环境改变了，人就要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而不是死守教条，否则就是“鄙儒”，让人看不起！

用在叔孙通身上，比如秦朝皇帝混账，天下大乱，秦法不合时宜，就该灭亡，认识不到这一点，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天时，甚至死守道德，与暴秦同存亡，那就是“鄙儒”！

刘邦打天下时，礼法不重要，就要学会潜伏，不要争强好胜添乱，给皇帝推荐适用的人才，这才叫识时务。

没有一层不变的天时，也没有一层不变的礼法，三皇五帝的社会结构和当今差别太大，不能照搬，孔子也曾经修改三代礼法，以适应社会，叔孙通重新修订汉朝礼法，难道不是识时务的与时俱进？所以司马光指责他导致古法的沦没，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汉朝的儒学跟孔子的儒家思想差别很大，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比如学术的迂腐和思想的僵化。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五代十国之后，儒家好以道德的大帽子压人，动不动以道德立场评判别人的言行，完全不顾环境的变迁。比如忠君，逐渐发展成迂腐的单向效忠，禁锢了后人的民主思想。

西汉是儒家思想的岔路口，儒学与政治的联姻，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包容性与活跃度，对叔孙通的审视，其实就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观察到的不同结果。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待对叔孙通的批判者，他们就是“鄙儒”！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待称叔孙通为圣人者，他们其实也是“鄙儒”！

我倒是赞同司马迁对叔孙通的结论：“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他就是个洞彻时务，与时俱进的智慧型学者，谈不上“圣人”，也不该被指责！

Answer 3

秦朝末年是一个激烈聚合的年代，很多人都被卷入历史的大潮流之中，生死存亡是一件大事。秦朝末年的叔孙通是一个能言善辩之士，善于把控形势，看人脸色办事，左右逢源，能被一部分人称之为“圣人”，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了。

叔孙通审时度势的结果是：不停的跳槽！

五易其主。

叔孙通是一个儒者，同时又是一个纵横家，非常善于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五易其主，每一次都是“英明的决策”。

第一次易主。

叔孙通是山东薛县人（今天山东枣庄薛城区），他通晓儒家经典，因而被秦朝选拔到中央政府担任待招博士，这时的他也就是混碗饭吃，然后给皇帝讲解一下儒家学说而已。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了，占据了不少地方。秦二世急的没有办法，急忙召见了了几十个博士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毕竟秦朝的准备戍守边疆的士兵反叛了。博士们众口一词要对叛乱者进行镇压，这让秦二世脸色非常难看，毕竟他老爸秦始皇在世之时没有自己的军队反叛过，面子上非常难看。（叔孙通先后五位主人，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刘邦形象图）

叔孙通善于审时度势，他立马出来反驳那些将“陈胜吴广起义”定性为“叛乱”的博士们，称这些起义的人只不过是一些“盗贼”，调集军队镇压就行了，秦朝的军队怎么可能造反呐？秦二世也够心很毒辣，询问了所有的博士，宣称是秦朝士兵反叛的博士一律处死，称“盗贼”的博士都活了下来。

叔孙通由于称起义为盗贼，秦二世赏赐了他二十匹丝绸，一套新衣服，提升为“博士”。但叔孙通被提拔之后早就看清了秦朝早晚要灭亡的局势，趁机卷铺盖卷逃跑回到了山东老家避难去了。一旦秦二世清醒过来，叔孙通难免人头落地！

三次易主。

叔孙通回到老家后，投降了楚地的起义军，正好项梁来到薛县，他就追随了他南征北战。不巧的是项梁在山东定陶被杀，叔孙通又追随了楚怀王。项羽大封天下诸侯王之后，楚怀王被封在长沙，因为叔孙通曾经追随项梁的缘故，被项羽留下来，侍奉项羽。

叔孙通是一介书生，在战争年代基本上没有多大用处，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身不由己，三易其主。

投降刘邦。

刘邦趁着项羽在齐国大战之时，攻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今天江苏徐州），叔孙通又赶忙投奔了刘邦。在这次易主之时，叔孙通还是有英明决断的。项羽击败刘邦，叔孙通不敢再次归降项羽，归降的结果肯定是被诛杀了，只好死心塌地追随刘邦了。

在一个战乱年代的书生，能够存活下来就不错了，投降易主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关键是最后投降到刘邦集团，刘邦有容人之量，心胸比较宽广一些。

审时度势。

叔孙通善于察言观色，他在汉军中经常穿着“儒生”的打扮，刘邦看他非常不顺眼，于是他改穿楚地的服饰，这下刘邦非常高兴，叔孙通也在刘邦哪里留下了好印象。

追随叔孙通的儒家弟子有一百多人，都跟着刘邦。叔孙通作为一个谋士，经常向刘邦推荐一些地方上知名的强盗、盗贼给刘邦，刘邦也非常高兴。而追随叔孙通的一百多人，他一个也没有推荐，这惹起了这些儒家学者的不满。

叔孙通对他们很是瞧不起，他这样解释为何不举荐这些书生给刘邦：

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史记》）

这些书生在战争年代基本上是一无是处，举荐他们给刘邦的那些人都是上战场征战的，举荐他们的时机不对，你们这些书生要等待时机的到来！

刘邦打下天下之后，那些将领功臣们都想着封侯和荣华富贵，刘邦对他们暗生嫌弃。叔孙通察言观色，已经觉察到了刘邦的变化，这是要“鸟尽弓藏”啊！

制定礼仪，被称“圣人”。

刘邦天下初定，需要制定一套礼仪制度，让天下人都遵循，同时要让刘邦满意。于是乎，叔孙通跑回到曲阜召集儒生，按照周朝、秦朝的礼仪制定汉朝的礼仪制度。当时在孔子老家召集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不愿意跟随，他们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曲阜的两个儒生称叔孙通起码背主有十次了，每次都是阿谀奉承权贵。天下刚刚平息战乱，制定什么礼乐呐。对那些直指自己缺点的儒生，他一笑置之，说他们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啊。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叔孙通制定的汉朝的礼仪也通过了刘邦的审查。10月，刘邦举行大朝会，各级官员、诸侯都按照制定的礼仪进行，一切进行的井井有条，满足了刘邦的帝王享受。大朝会举办成功，刘邦非常高兴。（《汉殿论功图》，刘邦建立汉朝，武将们为了争功拔剑，叔孙通趁机奏请制定朝廷礼仪，以刘邦的皇帝为尊位）

叔叔通趁热打铁，向刘邦举荐这些追随自己制定礼仪的那些儒生们。刘邦也有意提拔儒生到朝廷中来，借以打压那些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立马同意让叔孙通一起的100多儒生，全部都成为“郎官”，都是刘邦的侍从官员。叔孙通向儒生们宣布刘邦的命令，同时将刘邦赏赐给自己的500金全部分给这些儒生。

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些曾经埋怨叔孙通的儒生们这时才感觉到叔孙通的“伟大”，他们不但高官得坐，而且有“金”，能不感恩戴德，称他为“圣人”吗！

在秦末汉初那个混乱的年代，叔孙通总是能审时度势，不断跳槽，每次都能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并将儒家书生们引荐到汉朝的朝廷之中来，被称作“汉朝儒宗”。

Answer 4

叔孙通的一生，擅长“抱大腿”，先后服伺过秦二世、项羽、刘邦，直至汉惠帝刘盈。他的每一次“背主”，都是华丽转身，因此后世对叔孙通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司马迁说他“希世度务”，说好听点儿是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司马光说他“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说不好听点儿，就是见风使舵，谄媚讨好；清代洪亮吉更是直言：“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说强秦的灭亡，叔孙通才是罪魁祸首。

1.叔孙通多次“抱大腿”的经历

叔孙通在秦朝时曾为待诏博士，所谓待诏博士，就是已经征召到朝廷，但还没有得到正式博士头衔的儒生。可是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给了他得宠秦二世的机会，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记载：

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 “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 (《史记·叔孙通列传》)

说的是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在宫中召见大臣，问他们如何看待这件事，这件事会不会危及秦王朝的统治？当时有很多人一致说，这是谋反，朝廷应该立即派兵去镇压。没想到秦二世一听就烦，马上火冒三丈。叔孙通则说：“不能这样看待这件事。现在明主在上，天下太平，这些人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的小毛贼，让郡县把他们抓起来就行了，您犯不上为这种小事发愁。”这番话正合秦二世心意。叔孙通这通言辞，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许多金银赏赐，还被正式晋升为了博士。这件事在后世看来，叔孙通这种只会谄谀取宠，枉顾国家大局的行为，比赵高的指鹿为马，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没过多久，叔孙通却没有按照常理行事，秦二世正打算对他进一步加官封赏时，他居然带着他的弟子们离开了秦国。因为在叔孙通心中，他对秦二世的阿谀奉承之言，只是在“几不脱于虎口”之时保全自己的一种权宜办法。叔孙通看出了风雨飘摇的秦王朝灭亡在即，自然不会与它同归于尽，他的离开也是为了避祸。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叔孙通相当有政治头脑，对政治形势及与此有关的人事关系的判断，颇为准确。

叔孙通先是投奔了项梁，等项梁在定陶战败身后不久，叔孙通又去投奔了楚怀王。可这时候叔孙通看到了项羽潜在的实力，并且平时看见项羽就“套近乎”，说尽了恭维项羽的话。可是，等楚怀王被封为“义帝”去长沙后，叔孙通立刻又投奔了项羽。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刘邦攻入彭城后，叔孙通又归顺了刘邦。从此，叔孙通一直追随着刘邦，成为汉高祖智囊团中的一员。

2.叔孙通为刘邦定制了朝仪

刘邦最初并不器重叔孙通，原因是看不惯叔孙通穿宽袍大袖的儒服，叔孙通倒也不墨守成规，他见刘邦似有不悦，便改穿刘邦家乡楚地的短衣，这明显带有讨好的意味。当时，他的弟子们也颇有怨言，他们追随叔孙通的时间不短了，但叔孙通与刘邦交谈时，却多说的是一些兵将打仗之事，对儒学几乎避而不谈，更别提向刘邦举荐他们了。他们都觉得，叔孙通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推荐的那些“群盗壮士”，是在故意迎合刘邦。叔孙通则安慰他们：

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史记·叔孙通传》)

叔孙通说：“我这是有原因的。在现在的时势下，朝廷需要的是斩关夺将、冲锋陷阵之士。你们是读书人，让你们拿起刀枪去战场上打仗，你们能行吗？以后自然有用到你们的地方，我怎么能忘记你们呢?”听了叔孙通的解释后，他的弟子们都不作声了。 叔孙通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在楚汉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叔孙通深知这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显露身手的时候，儒生们的用武之地，是在刘邦即位称帝之后。因为在刘邦的起义队伍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下层民众，如樊哙原来是宰狗的，灌婴是贩卖丝缯的，周勃最初以编织养蚕的器具为生，后来又做过丧事的吹鼓手，所以他们文化意识很浅薄，不懂得礼仪就连刘邦自己都是这样的人，他甚 至还干过将儒帽当“溺器”的混账事。西汉立国之始，群臣们公然在朝廷上邀功争宠，在宴席上大呼小叫，喝多了还撒酒疯，拔出宝剑，掷中宫殿的柱子；军队中更是没什么严格的纪律，有浓重的草莽英雄的味道。

叔孙通知道刘邦很厌恶这种没大没小的局面，便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制度，以正体统。叔孙通反反复复对刘邦讲：“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儒家打江山不行，但守江山可离不开儒家思想，而且‘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叔孙通告诉刘邦的是，五帝、三代的礼乐仪程不同，因为礼仪是随着人情世道变通的。他进一步指出，“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叔孙通向刘邦保证，他将吸收古礼与秦礼的长处，制定一套简单易行的新礼仪。

在得到刘邦的首肯后，叔孙通就带领征聘来的儒生和自己的弟子们，一边著述礼书，一边操练礼仪。当叔孙通觉得已经合乎规范了就请刘邦前去观看。刘邦看后十分满意，下令群臣也由叔孙通指导礼仪。一段时间后，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开始全面实施，群臣们一改以前的混乱状况。他们在上朝时，挨个儿行礼，规规矩矩，让刘邦真正体验到了做天子的威风，情不自禁地说：“吾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高兴之余，更是重赏了叔孙通，并任命他为太常，主管祭祀和文化教育等。

3.叔孙通因何被誉为“汉家儒宗”

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叔孙通晋升为太子太傅，担当起教育太子的重任。有段时间，刘邦打算改易太子，以赵王刘如意替代原太子刘盈，此举引起了满朝文武的震动。叔孙通直言进谏：“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这一次，叔孙通的态度异常坚决，一改圆滑狡黠之态，而是带着凛然正气，“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意思就是说，如果刘邦改立太子，他就自杀。叔孙通一直逼得刘邦说出了“吾听公言”，方才罢休。

叔孙通事汉高祖、汉惠帝两朝，官运通达，尽管被狠狠骂过，《史记》中把他认定为“公所事者共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样的叔孙通才能游刃于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他的缺点是赤裸裸的，但他的优点也不能抹杀。通过制礼的实践，叔孙通第一次从实用的层面上明确地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自觉结合，在礼仪继承改革和实践方面的贡献非一般执着于旧典的腐儒生所能比。故此，司马迁给他的总体评价是：叔孙通明世通时务，制礼知进退，能够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这一称呼，可直逼孔圣人了。

Answer 5

一样话，几样说。同样是易主，可以说是背主，也可以说是良禽择木，还可以说是弃暗投明。特别是在古代，背主投敌是大忌，在儒家看来更是“人臣之首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同样是多次易主，叔孙通为什么没有像后世的吕布那样遭人唾骂？又是哪些人，因为什么称他为“圣人”呢？

一、知权达变、弃暗投明

叔孙通最早是秦朝的待诏博士，是考取了公务员，准备分配职务的。但秦二世也是烂泥扶不上墙，陈胜造反的时候，使者向朝廷报告了消息，秦二世就问身旁的一帮儒生们，儒生们都建议火速发兵，剿灭叛贼。秦二世一听急眼了，龙颜大怒。叔孙通见状，上前说道：“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秦二世听完这话才转怒为喜，治了其他那些直言的儒生，赏赐了叔孙通。回去后，叔孙通就收拾行李跑回了老家。这次易主，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不脱於虎口。”他说谎，他逃跑，只是为了自保，没有伤害任何人。秦二世这样的主子已经烂透了，仅凭他叔孙通一人之力，跟着秦二世不但啥事也做不成，稍不注意就会丢了性命。

后来，叔孙通又去投靠了项梁；项梁战死，他又去投靠义帝楚怀王；傀儡义帝被项羽迁往长沙，他又侍奉项羽；彭城之战，刘邦率军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靠了刘邦。可以说这几次的易主，情况基本与逃离秦二世大同小异，主上不明，而叔孙通洞若观火，懂得趋利避害，懂得弃暗投明。

也许有人会说，叔孙通这是投机取巧，谁强就跟谁？那就看看接下来，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得大败而逃，叔孙通怎么样？他是认准了刘邦，死心塌地跟着刘邦一块西逃。“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

叔孙通的数次易主，并非像后世的吕布那样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叔孙通只是为了在乱世求自保，易主的同时没有伤害任何人，是有自己原则的弃暗投明。所以，这些易主行为，丝毫不影响他后来的事业功绩，也不影响时人、后人对他的人格评价。

其实现在的公司也一样，领导要想留住员工，就要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公司发展要有前途，要让员工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价值、获得应得的待遇。如果那样，谁还会三天两头跳槽找工作呢？谁不想在一个好公司里安安稳稳地创造个人价值，实现人生理想呢？

二、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

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嘲叔孙通》写道：“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是说叔孙通被人称为“圣人”这件事的。刘邦统一天下后，当上了皇帝，就命令叔孙通制定一套属于汉朝皇帝的礼仪制度。叔孙通不负圣望，带着一帮书生们参考古制，果然搞出了一套礼法制度。使用一番后，刘邦很享受，心满意足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立即提升叔孙通作了太常，赐给他黄金五百斤。叔孙通又趁机向刘邦推荐了他的一帮弟子及儒生们，刘邦就立即任命那些儒生们都做了郎官。叔孙通又把五百金都分给了那些儒生们。诸生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下大家明白了吧，是谁称他为圣人？是跟着他的一帮弟子和儒生，都指望着跟着叔孙通升官发财奔前程呢。拍拍马屁、吹捧吹捧实乃情理之中。

西汉的司马迁也对叔孙通赞美有加，“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称赞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而北宋的司马光对叔孙通就多有诟病，“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枇，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叔孙通的器度太小了！他只不过是窃取礼制中琐屑无用的糠秕，借以依附时世、迎合风俗、求取宠幸罢了。“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如果是真正的大儒，怎么会破坏规矩道德，只是为了求取一时的功劳呢？

从历史的传统来看，叔孙通确实是称不上圣人的。他的“圣人”头衔顶多是在他得到刘邦重用时，作为当时儒生的领头人，他的一帮弟子对他的一种称赞和吹捧，其本人对后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综上可以看出，叔孙通的多次易主，实为知权达变、弃暗投明，并非无原则的卖主求荣、唯利是图，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人格道德评价。另外叔孙通作为当时儒生的领头人，带领一帮儒生们奔前程，儒生们称他为“圣人”，实是对他的一种称赞和吹捧。

Answer 6

叔孙通先后六易其主，先后跟随了始皇、秦二世、项梁、怀王、项羽、刘邦的确有悖于后世儒家的忠诚观念。但要考虑的是，当时的儒家思想还是早期孔子的思想。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一生拘泥于鲁国，事实上和叔孙通的行为是一样的，都是被形势所逼没必要太过于苛求。毕竟在乱世中保全性命都是奢望，更何况叔孙通本身也没有损人利己，出卖故主的行为，应该属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范畴。

他被称为圣人主要是两点，第一是他制定了汉朝的礼法制度。儒家最看重的就是礼乐文明，可以说是叔孙通将秦代已经断绝的儒家礼法传播到了汉代，有开山之功。其次，他为汉朝儒家的发展带来了第一股人才力量。他在战争时期为刘邦推荐的大多数是征战天下的武夫，很少举荐儒生和自己的弟子，因而他们起初对于叔孙通很有意见。高祖建国后，要制定礼仪时他才将自己的弟子推到了台前，并且征调了鲁地的儒生入朝。在制定礼仪之后，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事实上当时也有人讽刺过叔孙通不忠的行为，叔孙通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可以说一个“变”字贯穿了叔孙通的一生，通权达变，灵活变通才是他真正成为圣人的原因。

Answer 7

我是帝国通史，我来回答：

叔孙通，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风靡一时，但现如今却名声极小，这与他的传奇人生俨然不相符。题主所说的叔孙通多次“背主”，应该辩证看待，因为这不应该成为叔孙通“瑕疵”的理由。叔孙通被尊为圣人，也是其自身确实过人之处。就叔孙通这个问题，我做三点分析：

01，时势所迫之下的无奈之举，不能一概而论。

02，一心为施展抱负而奔波的真实例子，代表着无数士子。

03，确定封建王朝的千年礼制，集儒家礼法之大成，被尊为西汉儒宗无愧于圣人之称。

对于叔孙通，史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叫“秦实亡于叔孙通一言”，意思就是叔孙通的一句话造成了大秦帝国的覆灭，虽然有点滑稽，但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大秦帝国，就是所谓叔孙通背弃的第一个主，当时四起起义不断，叔孙通等人被二世召去，众人说要镇压起义二世不悦，叔孙通借机言道不用太在意，二世很高兴很赏识叔孙通，但结果是叔孙通立即逃走，大秦帝国在起义中覆灭。分析结果就一点，叔孙通背弃大秦，是因为已经看透这个腐烂的帝国了。

项梁、项羽、义帝，是叔孙通所谓背弃的第二波主子，项梁死后叔孙通投奔义帝，义帝失势后叔孙通又投奔项羽。项羽如日中天之际，叔孙通又背弃项羽投奔了刘邦，这也就是所谓叔孙通多次背主的历史背景。我分析答案就一点：良臣择主而仕。叔孙通投奔项梁是因为起义势大，他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项梁死后义帝（楚怀王）是名义上的领袖，追随他有可能施展抱负，追随项羽亦然。

项羽此人众所周知，无法做明主，而相对之下唯有刘邦最有资历，于是叔孙通投奔了刘邦。刘邦一统之后，叔孙通官拜太常，一直致力于施展抱负，将自己的儒家礼法在大汉王朝扩展开来，确定了礼法秩序，为后世千百年的礼法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他的理想抱负。

后世尊之为圣人，是因为叔孙通的经历和为官作为，还代表着无数额后世文人的理想报复和志气。加上叔孙通为官无瑕疵而且在大汉王朝一心忠君报国，被称为汉家儒宗。

Answer 8

叔孙通在历史上的争议确实很大，后世的评价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叔孙通以后到北宋之前，这一时期的人将叔孙通视为汉家儒宗，他的学生称他为圣人。但是北宋以后叔孙通却被称为趋炎附势的小人，而且还将秦朝灭亡的部分责任推到了叔孙通的身上，但是叔孙通在汉朝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汉朝制定自己的礼仪，虽然并没有汉武帝以后的那样系统独特，但至少在西汉前期叔孙通为其制定的西汉礼仪也奠定了日后汉武帝的进一步改革，那么对于舒孙通的评价，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

叔孙通是故秦博士，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是博士。在秦二世时期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秦二世第二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当时赵高欺上瞒下，直到起义军攻克陈，胡亥才知道起义军的实情，但是胡亥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天下大乱的行为，反而采取鸵鸟政策，甚至一听到大臣们建议出兵围剿便大发雷霆。当时叔孙通谏言，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天下大部分安定，上有明君下有法令并无造反，不过鸡鸣狗盗之徒袭击长官。只要将这些人逮捕就行，不必大惊小怪。

秦二世为此非常高兴，并下令将所有说天下造反，并为此造谣的官员下狱。认为这些只是，鸡鸣狗盗之徒的官员则一律奖赏。叔孙通也因此被奖励20匹丝绸，还被任命为博士长官。这一切结束之后，叔孙通并没有领取奖励，而是连夜逃出咸阳投奔项梁。这就是很多人对叔孙通不耻的一点，当然这是北宋以后的事。

前二世在当时难道真的采取鸵鸟政策吗？

恐怕未必，因为他得位不正，所以他和赵高一直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逮捕和惩罚那些对他继位抱有疑虑的官员。赵高作为胡亥的老师，胡亥自小便对其信任有加，而且其父的光辉事迹太过伟大，农民起义在此之前从无发生，有的只是贵族之间的战争，即便礼乐崩坏贵族消失。对于秦二世而言，他也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暴力和政权的更迭已经结束，就好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全球进行殖民并瓜分以后，他们也认为政治的演进到此为止。

这一点秦朝时的赵高和胡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秦朝一直到末年，其最主要的防范对象都是六国复辟势力，而非能够引起天下大乱的农民起义，所以即便得知实情，他也并不认为农民起义军能掀起多大风浪，只不过一时得势而已。但是对于他的统治基础和法理性而言，他更愿意先处决那些对他以疑虑的官员，而叔孙通就在这一事情期间说了假话。相比于其他人，而言，叔孙通更有变通能力，他知道秦二世并非明君，说任何一句忤逆秦二世的话，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说了一些颠倒黑白的话，得到秦二世的赏识，随即逃出咸阳。

随后项梁战死叔孙通就投奔楚怀王，楚怀王死后重新归附项羽，后来刘邦攻打彭城，他又投靠刘邦。可以说叔孙通一直想找一个能够安定天下大事的人。他所投奔的人也都是在特定时间具有绝对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的集团，但是他又没有军事家和政治家一般的头脑，所以他一次并不能找到真正的能够代表未来王朝的领导者，所以多次投奔，这对于坚信礼法的儒生而言是不可容忍的，也认为这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

但叔孙通仿佛并不糊涂，如果叔孙通只有这样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能力，那么也不会被汉朝以及之后的儒生评价如此之高。实际上叔孙通最大的功绩就是制定礼法。古代的礼法是礼制和法律，是维护古代根本社会及政治秩序的一项规章制度，类似于如今的宪法，即便秦国商鞅变法，以法治取代礼治，但是礼法并未因而废除。秦始皇所反对的是西周已经过时的礼法，对于自己，秦始皇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召集天下博士，建立博士学官就是为了制定秦国的礼法。但是这一件事情因为焚书坑儒的负面影响而被后世忽略，而叔孙通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在汉朝建立以后，叔孙通结合西周和秦国的礼法为汉朝制定了最初的立法规章，所以司马迁才称其为汉家儒宗。

他的礼法并非简单的复古，对于西周和秦国都有较为理智和全面的继承与变通，与其说叔孙通是一个投机分子，倒不如说他一直想要把自己所认为的礼法概念传扬出去，成就日后一个真正能成为天下之主的人，制定一套自己认为合乎时宜的礼法，叔孙通确实先后背弃多个主人。但是他投奔的领导者的失败，却并非因为叔孙通，叔孙通所说的一些话只不过是顺势而为，他不会去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腐，若是为了天下黎民着想，又何必对于一个腐朽的政权极尽忠诚，知其不可为呢？

叔孙通的具体逻辑观念其实与后世并不同。在他投奔刘邦以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徒弟和朋友介绍给刘邦，而是选择把那些刺客壮士介绍出去，学生非常气愤，认为叔孙通是胳膊肘往外拐，但是叔孙通给出的解释是天下正值纷乱之时，汉王需要勇士，你们这些学士何人可行？只有当天下统一制定礼法之时，你们才会派上用场。治世当之势之实务，而这一点后世儒家学者普遍做不到，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

他们并不会叔孙通一样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就像西汉后期的盐铁论一样。当时的儒家学者对国家基本情况毫无所知，中央财政需要大量的军费去应对匈奴，但他们却说这是劳民伤财，与匈奴讲道理感化他们。当各地丰欠不一致时，中央政府要求富余的地方对灾区进行粮食补给补齐，同样被儒家学者认为劳民伤财徒劳无功，制造各地混乱。他们照比叔孙通而言实在差的太远。

他们只将道德与礼法视作，唯一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东西予以顽固遵守，而不顾实际情况的转变。后世儒家学者为了所谓的道德观念很难看清天下大事，也很难理解识时务是什么东西？而叔孙通之所以被认为是圣人，就在于他知道天下应当最需要的是什么？天下最不值得需要的是什么？被天下所抛弃的，他便顺水推舟或者黯然离去，看来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天下代言人的便欣然投奔。但是儒家在之后的发展出现了变种，越来越畸形化，对于叔孙通的本人逐渐从赞扬变为讽刺。

尤其是北宋以后理学兴起，理学究竟是一项哲学，还是一项统治工具，恐怕兼而有之，但对于统治工具的这一层而言，他们确实无法认可叔孙通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南宋以后学术的迂腐和思想上的僵化，也使得儒家更趋保守化。其对封建礼法的顽固与刁钻，更让那些他们看不上的没有道德的历史人物难以翻身，包括这位儒家曾经的圣贤。他们逐渐将道德立场固定化，不顾环境变迁，从而阐发了一种迂腐的忠君思想，宋代以后的儒家更保守，失去了原有的包容与活跃，更失去了汉朝时期儒家的海纳百川。

Answer 9

秦绘不还有几个朋友吗？是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