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末年由唐朝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旨在推翻唐王朝统治的地方叛乱，时间大约在公元755年12月16日到763年2月17日，历时8年之久，由于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又叫\"天宝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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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安史之乱有诸多原因，其中唐朝没有从制度上管控好军队是叛乱发生的主要原因。唐朝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同时，经济发展又引起了土地大量兼并，破坏了唐朝原有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让原来平时靠种地生活，战时为国家打仗尽义务的那些人失去了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民，迫使朝廷将府兵制改为幕兵制，这些招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收买和笼络，之间形成了相互利用和支持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唐玄宗在边防实行节度使制度，让这些人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既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的地方诸侯，这些人权力相当于周朝时期的诸侯王，他们权力和势力越来越大，仅安禄山所管辖的范阳等三镇兵为就超过了十五万人马，开元末年，唐边防军人数达到了五十万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的人数，战斗力明显比中央军强，这是地方反叛中央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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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安史之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李义府担心自己相位受到威胁，建议唐玄宗重用地方官员，他的这个建议明显带有私心，因为在李义府看来，地方势力比较大的几个军阀基本上是少数民族人，不会对他职位构成威胁，所以他峻使唐玄宗一方面加强边防军势力，另一方面扩大少数民族官员哥舒翰、安禄山等人的管辖范围，但天算不如人算，李义府的位置被杨玉环的兄长杨国忠取代，杨国忠建议唐玄宗要削减有些节度使的权限，防止拥兵自众和图谋不轨，直接激化了他与安禄山的矛盾，安禄山回到辖地后，以清君侧为名，联合另一个节度使史思明发动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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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安史之乱最根本的原因是唐玄宗后期政治上发生了腐败。由于唐朝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这让唐玄宗迷失了方向，对开元盛世背后可能会发生的危机无暇顾及，不能把心思用在考虑政务上，任凭李义府等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特别是对军之国家大事缺乏认真和长远考虑，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整天迷醉于酒色和梨园，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发生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朝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可悲的是唐王朝把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转嫁在杨玉环红颜祸水上，没有真正汲取安史之乱发生的教训，最后让唐朝最终亡在又一个军阀朱温手中，实在令人可惜可悲和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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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统治的44年间，前期出现了开元之治，后期发生了安史之乱，从这个过程来看，唐玄宗是一个半明半昏的皇帝帝。应该是唐玄宗被执政前期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奸官马屁奉承之下逐渐受到蒙蔽而坠落，最后酿成安史之乱的惨祸。

一、李林甫当政

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出任中书令，册封晋国公，累迁尚书左仆射，进入相国之列。李林甫为相十九年，行政能力突出，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前期的李林甫确实能够恪尽职守，可是由于权力的增大，野心的膨胀；后期李林甫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使朝纲紊乱。李林甫还建议重用胡将，阻止边帅出将入相，使得安禄山势力坐大。

安禄山收买后宫宫监和嫔妃，传递宫中消息，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搏得玄宗皇帝喜爱，不时召他进京。李林甫投皇帝所好，也开始拉拢安禄山。李林甫善于揣测安禄山的内心，使安禄山对他很是折服，称李林甫为“十郎”。

安禄山在范阳时，每逢派人向朝廷奏事，便叮咛问候李林甫。奏事之人从长安回来，所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问“十郎何如”。安禄山曾对亲近之人说：“我安禄山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当今天子我也不怕，只是害怕李相公。”对李林甫的忌惮之心可见一斑。这话也道出了当时的局势：天子忙于享乐，朝政则尽为李林甫把持。

二、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信任高力士和杨国忠等一些奸臣。

杨玉环进宫后，唐玄宗对她非常宠爱。著名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句就能看出唐玄宗对杨玉环宠爱程度。玄宗由于杨玉环宠爱，杨氏家族煊赫一时，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使如此。

杨贵妃族兄杨国忠出身于弘农杨氏河中房，早年落魄，在杨玉环得宠后飞黄腾达，直至升任宰相，封卫国公，身兼四十余职。他任相期间，专权误国，败坏朝纲，与安禄山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番将安禄山、史思明以“诛国忠、清君侧”为名，发动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年，杨国忠随唐玄宗西逃入蜀，中途在“马嵬驿兵变”中被乱兵所杀。

安禄山在朝廷装傻充愣，看到杨贵妃得宠，就尽力巴结她，在见到皇帝和贵妃时，故意先给杨贵妃叩头，然后才拜见玄宗。并且曲意逢迎，认杨贵妃为“母”。传出很多关于安禄山认母的笑话。

三、玄宗皇帝昏聩腐败，军队毫无作战准备，且没有战斗力。

安禄山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准备反叛，可是朝廷一直被安禄山的装傻充愣表演所迷惑，根本没有准备。再加上安禄山深得皇帝信任，做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全部北方领土都在安禄山的管辖之下。所以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文武无力抵挡，有的直接开城迎接叛军，有的弃城而逃，有的被叛军擒杀，叛军轻易占领大片地区。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的发生不是偶然因素，而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造成的。先有李林甫篡权专政，后有杨玉环惑乱朝纲，再加上高力士、杨国忠等乱臣贼子辅政，想不被安禄山这样怀有异心的边将利用都难。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始终伴随着底层劳动人民苦难；这在我们的大诗人杜甫的诗篇里，已经做出真实见证。可见统治者在纸醉金迷中，守护好江山社稷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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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大唐在开元盛世的华彩下，李隆基丧失了从前的坚韧和奋进，朝廷腐败，精神萎靡，各种社会矛盾犹如洪水猛兽、倾覆而下。

首先，老百姓受不了了。均田制被破坏后，老百姓失地流浪，日子凄苦不堪。而皇帝夜夜笙歌，花天酒地。不为百姓谋利，或是与民争利，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第二，把持朝政的那杆子人马利益分配严重冲突，李隆基沉浸在脂粉气了没有心思，也没有办法调和。奸相李林甫大肆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力量，把持朝政近20年，当时的朝廷风气非常糟糕，说假话、干坏事成为常态。加上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上来后，更是一个只为自己谋利的货色，行贿索贿，厚颜无耻，还霸道得不行，凡是有点本事的人物都被他打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杨国忠和安禄山阵营你争我斗，成为安史之乱最直接的诱因。

第三，唐代中央和地方军阀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在社会矛盾交织多变的情况下，地方节度使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根本无力控制，只好任由风浪怒号。

再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矛盾，后来也为安史之乱火上浇油。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多，大唐开元盛世的美景一去不复返，社会混乱、藩镇割据、农民负担加重的局面，让唐代犹如被抽了筋骨的猛虎，此后一蹶不振。

一。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有哪些？

1.唐玄宗后期腐败的政治。

凭唐隆政变上位，铸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自开元末年以后，转变了三观，开始贪图享乐，任人唯亲；自抢了儿媳当妃后，又大兴土木，专以声色自娱，生活糜烂、奢侈而荒淫，疏于国计民生，懈怠政事；宠信奸佞李林甫及其继承者杨国忠，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做右相19年，嫉贤妒能，制造冤案，杜绝言路；杨国忠代李林甫为相后，为所欲为，卖官鬻爵，政治日趋腐败；玄宗朝后期，朝廷人才的上升渠道狭窄而阴暗，官场腐败，军备废驰。

2.藩镇日益坐大。边将安禄山罔顾廉耻，不择手段取得玄宗宠信，身兼三镇（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持续经营现在河北的广大地区，积累了军事、经济实力，后来手握重兵十多万人， 有了实力与资本，野心开始膨胀起来，安禄山手下有人才。由于李林甫、杨国忠堵塞了人才上升途径，一批怀才不遇的人聚集到了安禄山的麾下（如田承嗣、崔乾祐、严庄、高尚等），严庄和高尚鼓励安?山造反，并充当谋士的角色，崔乾祐率领四万人，打败过手握20万重兵的唐朝名将哥舒翰，凭潼关之战一举成名，威振四方，这些文官武将的存在，给安?山造反壮了胆子。

3.唐中央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力。开元盛世使经济得到了发展与繁荣，但却引起了土地的大量兼并（显然没有被唐中央政府重视），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让人民流离失所，即平时耕田种地，战时为国家打仗的人成了流民，中央只得将府兵制改为幕兵制，但招来的职业军人，易受地方军阀收买；而在边疆玄宗实行“节度使制度”，让这些封疆大吏拥有了土地、人民、武器装备、财富，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诸侯王，开元末年，唐边防军人数发展五十万人，超过了中央军！

4. 玄宗怠政，收买人心的方法有限。他曾经亲自脱下衣服披到安禄山身上，敏感的安?山犹如五雷轰顶，出长安、逃回范阳基地，然后加紧筹备叛乱工作，为何有此举？因为安?山懂得，玄宗的披衣行为是警告自己；几个月后玄宗派使者来邀请安禄山到华清池泡澡，安却高踞胡床说“圣人（玄宗）还安好吧？” 他顾左右而言他。表现了对玄宗的极端轻视，已经开始厌恶玄宗了！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一次巨大浩劫，这场历时八年，席卷半壁江山的战火不仅成为唐朝的转折点，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转折点。

二。你如何评价？

安史之乱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巨大巨大浩劫，严重破坏了华厦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使整个中华文明由兴盛转为衰落。

安史之乱的爆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既和当时时代的大趋势有关，也和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有关。

一、从大的趋势上看。从周到唐，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政治重心在长安洛阳一线，无论是周、秦，还是隋、唐，都是以西向东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关中地区作为政治中心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地位：

（1）关中平原地处四塞之地，易守难攻，能够保证首都的安全性。

（2）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又经过周秦几百年的经营，农业技术更是非常发达。

（3）以长安为政治中心，能够有效地抵制士族对皇权的控制，更多地掌握资源，实现集权。

（4）长安是军事中心，唐朝之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西和北两个方向，军队也大多驻扎在些，以长安为首都，有利于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但是到了隋唐时期，情况惭惭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随着五胡十六国时期人口的大量南迁，南方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发，经济实力大增，与南方临近的东部地区，就显示出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隋炀帝正是看中这个趋势，才营建了东都洛阳，长期居于此地，以希望摆脱关陇贵族对他的控制，但是隋炀帝的步伐迈得太大导致了贵族的反抗从而使隋朝灭亡。

到了唐朝时期继续保持关中本位策略，但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南方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东部地区的政治大大增强，而且中原王原的主要威胁也由西部转到了东北方向，契丹、奚等少族民族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东部地区既临近南方，有着发达的运输体系，而且又担任防备少数民族的主要任务，长此以往，必将尾大不掉，构成对统治中心的威胁，出现叛乱也在所难免。

二、从统治者来看。安史之乱前，唐朝时皇权和关陇贵族的权力之争一直是一条主线。唐太宗时，由于建国之初，皇帝和贵族之间还能达成较好的平衡。到了后来唐高时期一直到唐玄宗，皇帝都在试图摆脱贵族的约束，而总揽权力。贵族虽然制约皇权，但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经过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几代帝王对关陇贵族的打击之后，关陇贵族逐渐衰落。

皇帝打击关陇贵族的方式无异于两种方式，一种是提拔关东士族子弟大量进入朝廷做官，像武则天天时期的狄仁杰、张柬之等重臣都是关东人或江南人。第二种就是大量作用没有根基的胡族将领，这些胡人作战勇敢，在朝内无根基，更会依附于皇帝。这些本来是皇帝制约和制衡大臣的手段，但最后却演变成了动乱的根源。

与之对就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兵役制度的变化。唐朝初年时，实行府兵制，主要军力集中的长安洛阳一线，有战事时由中央派遣大将去出征，所以有了“**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战事结束立刻回归朝廷。可是随着唐朝疆域版图的增大，府兵制不再适合，很多将士出征多年，回到家乡后，妻离子散。于是国家的尚武精神逐渐衰退。

到了唐玄宗时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开始实行募兵制，即国家花钱招兵，让自己想戍边的人去当兵。这样导致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成倍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能捞钱的李林甫和杨国忠就成了唐玄宗的宠臣，先后担任了宰相。而且在外，李林甫为了防止武将威胁自己的地位，建议皇帝让征用胡人将领，而且不必调入京城做官。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地方节度使的长期坐大，尾大不掉，他们和士兵终日待在一起，又掌握了地方的财政权和人事权，自己形成了独立的王国。安禄山就是这在种情况下逐渐上位的，由一个小卒当上了三镇节度使。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所表述“安禄山既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自以囊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为内惧。又见武备堕驰，有轻中国之心。孔目官庄严、掌书记高尚，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司马光总结其作乱原因有四：一、安禄山身兼三镇节使 ，掌控二十余万军队，而当时大唐朝廷的总兵力也就是四十万。安禄山手握兵力，竟达天下三分之一，足可与朝廷抗衡。二、唐玄宗将太子当作摆设，不授以与其身份相对应的权力，并时有不信任情绪流露 ，致使安禄山对太子不恭 ，曾当面说出“只知有圣人，不知有太子”的大不敬之语，从而两人之间产生芥蒂。随着玄宗进入晚景 安禄山的疑惧之心愈重。三、手下人的怂恿。其实还有两个重要原因：李林甫为相，为巩固自已的相位，借玄宗急于开边的心理，打破了节度使在一定时间内调回中央任相的惯例，致使节度使十年不易，遂致坐大，使其麾下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朝廷。再者，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有矛盾， 一再给安禄山“挖坑”，逼其造反，以证实自已的预测。故而安禄山起兵喊出的口号便是“清君侧 诛国忠”。还有，太平日久，国内驻军形同虚设，从而在安禄山兵发中原时，许多城池的守军，一听连天的号角，“自坠如雨”。这一点安禄山是了然于胸的。兼以玄宗晚年 的生活极尽奢侈，使安禄山萌生羡慕之心。综上所述的原由，从而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

为什么唐朝会有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甚至是中国古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朝自李渊而下，虽然在朝廷上不断的有激烈冲突爆发，如玄武门事变、武则天夺政、唐睿宗复辟唐室，但都是发生在统治阶级层次，于民间而言，几乎每一个统治者时期都曾达到大治，何以到了唐玄宗后期急转直下？说到底，还是统治者由明转昏所致。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公元762年），世称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唐玄宗少时有主见，自诩“阿瞒”，虽不为武氏势力所重，他对武氏力量亦不假辞色，史载唐玄宗七岁时，有金吾将军武懿宗骄横跋扈，李隆基据理怒斥，为武则天所赞赏。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自潞州回长安，结纳义勇之士，于皇帝新军万骑中暗中发展。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懦弱无能，大权掌于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手中，复辟功臣如宰相张柬之等为之驱逐，太子李重俊身死朝堂。韦皇后等以韦温为首，欲效法武则天夺权，其时李隆基异军突出，联合太平公主一系，苑总监钟绍京等人，以求先发制人。

唐隆元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等人发动政变，韦后身死，宗楚客、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儿等人悉数被杀，事后清洗，韦氏集团凡身高高过马鞭男性皆处死，是为“唐隆政变”。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禅让皇位于李隆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先天政变爆发，太平公主一党被屠戮殆尽，至此，唐内乱悉平，朝廷内部只剩下一个声音，为开元之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开元初年，为挽回内部政变造成的损失，整顿吏治，唐玄宗选贤举能，选拔出一系列治世名臣，如姚崇、宋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以其功绩骄矜，沉溺于享乐之中，不复以往的励精图治，更不再发扬改革时倡导的节俭之风。不仅如此，他甚至不许手下纳谏，如宰相张九龄等人，直言其非，被先后罢官。

与此同时，擅于逢迎的李林甫因每合玄宗心意逐渐上位。唐玄宗出格举动最为人所知者，莫过于他夺了儿子寿王李瑁之妃以为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在讨女人欢心一事上，可谓颇下功本，劳民伤财。杨氏一族以杨贵妃之“得道”，而鸡犬升天，其中唐朝杨氏最大的奸臣杨国忠，即以此得官，并逐渐进行专权统治，中兴势头才起的大唐，仿若挨了当头一棒。

唐玄宗对唐朝危机没有察觉，反而对外改动战争，边陲重镇的将领贪求功劳，亦飞扬跋扈、惹是生非，加深了民族矛盾。在内忧外患之下，轰轰烈烈的安史之乱爆发了。

安史之乱，其实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功效”，虽然几同于灭国之祸，但若安禄山等人再“能干”一点，说不定就能推倒大唐。由上可知，所谓叛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积累加深，唐朝就算没有安禄山，恐怕也有“李禄山、王禄山”之流进行反叛，安史之乱说到底，不过是历史经骄奢淫逸的一个教训。

“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天宝晚期，当时的政局是：大唐帝国太平已久，表面上歌舞升平，呈现出一片仍然繁荣昌盛的现象。但在繁荣的假象下，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此时的帝国最高统治者李隆基犹如坐在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上，但犹未可知。仍然在大明宫津津有味地醉听着“霓裳羽衣曲”。

公元755年12月16日这天，一个叫安禄山的人，突然点燃了这个“火药桶”，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了衰落，人民深受其害，走向了历史的深渊。

安史之乱爆发的主要的三个推手是：

政治腐败，小人当政：

李隆基过于高估了自己的“丰功伟绩”，缺乏清醒的认识，开始怠政，先是重用“口腹蜜剑”的小人李林甫，后又重用“胆大妄为”的国戚杨国忠。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贪婪无比、排除异己、卖官鬻爵……上行下效，古来有之。一时间各级官员的奢靡之风盛行，贪图享乐成为时髦，贪污受贿成风……搞得大唐帝国的政局是乌烟瘴气。可以说，正是李林甫、杨国忠带坏了帝国的一批官员，百姓们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和人民内部矛盾急剧上升。

将相不和，勾心斗角：

杨国忠为相时，看到边将安禄山逐步得宠，特别是安禄山还不“尿”他杨国忠，极大的“伤”了杨国忠的“自尊心”。于是，杨国忠抓住一切机会公报私仇，克扣、少发乃至停发安禄山部的钱粮和物资、军械。利用一切进宫的机会进谗言，公开扬言安禄山要造反，结果搞得安禄山灰头土脸，对之恨之入骨。据说，安禄山造反时，还犹豫不决，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对不住李隆基的“知遇之恩”和“恩重如山”。俺觉得这不太可能，充其量安禄山如果活捉了李隆基、杨贵妃，会暂时不好意思杀了他们。对于安禄山这样的心狠手辣之人，什么事不会做？但安禄山正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名义上将矛头直指杨国忠，实际上还是妄图颠覆大唐王朝，要么，怎么一攻破二京（长安、洛阳）就急着做了什么“大燕皇帝”？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边将权重，拥兵自重：

深遭杨国忠忌恨的唐朝大能人李泌曾一针见血地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俺认为非常言之有理。古有“出将入相”一说，李林甫为相时，为巩固自己的相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胡言八道，说什么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李隆基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等一批胡人得以取得军事指挥权。特别是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大兵镇节度使（军区司令），独掌兵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绝对拥有了叛唐的实力和野心。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遗憾的是，李隆基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李隆基的一个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李隆基更加信任安禄山。王忠嗣的出局局，唐帝国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一个重要力量，安禄山从而有持无恐，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反叛就是时间问题了。

“当局者绝对迷”！可以说，连一个大太监高力士都明白的道理，李隆基却浑然不知，着实该尝点苦头了。

是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犹如丧家之犬，一路跑到四川。“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被一丈白绫吊死，绝对不值得一提。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死在饥寒交迫和无情的屠戮之中。根据记载，战乱之前，唐朝人口约为五千多万，战乱平定后仅剩一千多万，那四千多万人是怎么消失的呢？答案也只有一个：死了！

呜呼！哀哉！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言安史之乱的惨剧：民坠涂炭，无所控诉。

因此，爱好和平，维护和平，应该是每一个地球人的共同目标。但愿地球上永远不要再发生战争！

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后，逐渐失去了励精图治的精神，没有了改革时的节俭之风，渐渐贪图享受，先后任用李林甫丶杨国忠等奸臣，罢免了张说丶张九龄等贤相。朝政日趋黑暗。

736年，李隆基爱妃武惠妃死后，李隆基百般无聊，竟将儿子寿王李瑁（武惠妃所生）的妃子杨玉环强占入宫，赠以贵妃，实际上就是成了皇后。

李隆基整日和杨贵妃寻欢作乐，并将杨家兄弟姐妹全封为侯。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哥哥杨国忠继为宰相。在杨国忠专权统治下，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丶朝廷和人民的矛盾，全国上下怨声载道。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一次大破坏丶大动荡，百姓无家可归，全国生产力遭到了重创。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逃到陕西兴平马嵬驿，将军陈玄礼率将士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让杨贵妃自缢。

太子李享被百姓截留，北上宁夏灵武，被将士拥戴为唐肃宗，唐玄宗为太上皇。在郭子仪等重臣努力下，758年收复长安丶洛阳两京，唐玄宗才得以返回长安。

唐肃宗将唐玄宗骗到太极宫，几同软禁。762年，唐玄宗病死。

安史之乱后，唐朝再也无力控制地方，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吐蕃也乘虚而入，尽得陇右丶河西走廊。在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下，唐末爆发了黄巢农民大起义，

终将历史上曾经无比辉煌的大唐帝国土崩瓦解了。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但人太聪明了，也容易玩脱了，比如唐明皇。

帝王权术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词，然而真正善于运用的帝王并不多，唐明皇绝对是其中登峰造极的一个。

作为开元盛世的创造者，唐明皇最擅长的就两字——用人。这点跟唐太宗很像，但不同的是，唐明皇反复强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么看来唐明皇是个英明的皇帝，也是个信任臣僚的皇帝，但其实截然相反。唐明皇对放权和控制这两个概念的操控，是常人无可企及的，对于文臣武将，各个节度使，他总能巧妙穿插，让其互相制衡，削弱彼此的力量，让他们只听自己的话。

太子和宰相，文臣和武将，贵族门阀世家和科举寒门举子，让他们在政治旋涡中争斗，而唐明皇就是天秤两端的砝码，他压在谁那边，谁那边就强。

为了争夺皇帝的支持，双方变着花样讨好皇帝，效忠皇帝。

本来唐明皇不至于晚节不保，然而李林甫和杨国忠作得实在太厉害了，他们两个一个有能力，但嫉妒别人，排除异己；一个蠢的跟猪一样，也在打击异己，让唐朝内部岌岌可危。

唐明皇之所以放权给安禄山，连任三镇节度使，不是信任他，而是想让他背锅，安禄山可以帮他打击其他节度使，而又让皇帝在幕后显示出信任武将的感人的风采，仇恨都集中在安禄山身上；另一方面，杂胡打仗也确实厉害，唐明皇需要他去开疆拓土。

杨贵妃又认安禄山为干儿子，这算是美色上的诱惑了，尽管以母子的感情出现。

唐明皇给安禄山准备了几个同事，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这些都是他死对头，而环绕在安禄山周围的节度使、将领，没有一个人看安禄山顺眼，这就让安禄山很抓狂，他虽然有十八万兵力，但没有安全感。

唐明皇挑起安禄山和杨国忠的仇恨，让杨国忠使劲挤压安禄山，安禄山只能拼命讨好唐明皇来巩固地位。

为了讨好唐明皇，安禄山得罪了太子和太子党，安禄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唐明皇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他以为让安禄山孤立是唯一不让他反叛的招数，可他没想到，正因为安禄山太过孤立，才会在新旧皇帝交接之际孤掷一注。

因为他必须豪赌一把，不然太子继位，就是他安禄山的死期。

还是那句话，做人可以狠，但一定要留有余地。

所以唐明皇不是死于昏庸，他是死于太过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