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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的明朝势力异军突起,在短时间内就掀翻并取代了元帝国。

为了能迅速聚拢各方人心,先是提出要驱逐胡掳的道义大旗,接着又以蒙古大汗的继承人自居。但由他亲手缔造的新朝,无疑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最保守的中原正统政权。

然而,若后人翻看整个明朝的军事发展史,就会发现不少诡异的迹象。这个始终自我标榜为拒外先锋的帝国,往往在私底下最爱使用番兵番将。甚至发展为无法割舍的地步,堪称古代世界的口嫌体直代表。

01

成也番兵,败也番兵

要理解明朝既定方针的自我矛盾性,就必须从朱元璋亲手订立的诸多政策讲起。

虽然之前的蒙古统治尚不足百年,却因固有习惯而让整个东土都毫无保留的敞开大门。

因此,除了随征服者大军南下的大量蒙古-色目军户,还有不少移民是稍后走丝绸之路而来的商贸团体。分布也不局限于黄河以北或长江两岸,几乎呈网格状辐射到各省的交通中心。

▲来泉州做生意定居的阿拉伯商人 图源于网络

所以,不但沿海的广州、泉州出现了移民社区,连大运河沿线的江淮城市也充满了异域情调。

针对蒙古统治者北逃后的普通遗留人口,朱元璋制定了相对苛刻的限制性措施。比如要求他们不得继续保持族内通婚,而必须同汉民实施结合

同时还对民间的商贸活动大加限制,尽可能以只对自己负责的官营机构予以替代。鼓励更多人参加科举考试,而以海禁策略规劝他们放弃蒙元时代的营生模式。

因此,明朝只用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将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隔阂消除。

▲朱元璋的红巾军虽然驱逐蒙古人,又大量任用俘虏当骑兵 图源于网络

但在具体的军事领域,朱元璋的态度却与处理民间事物时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在起兵争天下的阶段,他就非常重视那些俘虏来的特殊人才

例如帮助其攻克苏州这类大城市的投石机,就是由波斯裔匠户制造的回回砲。考虑到元朝还首先发展出金属的管状火器,红巾军的技术革新无疑还是离不开某些特定人群。此外,蒙古军户的骑术技艺也为南方系步兵所不能企及。

所以,朱元璋在坐稳江山后便将大量蒙古俘虏分配到各地方卫所驻屯,并要求地方长官不得强制干预其生活模式。甚至还在靠近前线的北平设立专门机构,以非常优惠的手段继续从草原方向招募更多蒙古人投诚。

至于在漠南蒙古与河西走廊等特殊地域,明朝还会直接认可蒙元时期的地方军户,将酋长册封为世袭土官。为的还是让这些人给自己提供高质量骑兵,顺便充当其阻隔北元势力反扑的前线缓冲地带。这些继续世袭罔替的蒙古军官,待遇和自由度也往往好于内地的同级官僚。

然而,朱元璋如何都不会料到,自己的这些特殊安排竟会在死后被两位子孙打脸。

▲ 手中蒙古骑兵的优劣 决定了靖难之役的胜败归属 图源于网络

1399年,就藩北平的燕王朱棣突然起兵,掀起了同室操戈的靖难之役。大量来自朵颜三卫的蒙古土官,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到叛军一边。侄子建文帝为削平叛乱,也发动了大量蒙古军户来协助步兵主力作战。

结果,两支编组结构和战术风格完全趋同的部队,在大运河沿线激战数场。由于朱棣的蒙古骑兵质量更佳,多次在危难时刻靠这些草原武士扭转乾坤。

倒是那些小股分散在内地的归化军户,经常显得弱不禁风,直接葬送了年轻皇帝的铁打江山。

02

举足轻重的番兵

整个15世纪,朱棣及其后代的明朝都依然维持祖制,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接踵而至。

明成祖在篡位成功之余,不忘将立下汗马功劳的蒙古土官都举族内迁。不仅自动放弃了北方前线的缓冲地带,也让这些原本还保有尚武习俗的番兵番将们都迅速腐化。

为了能将更多优质部队握在手中,朱棣改组了自己父亲留下的禁卫军体系,建立了后人耳熟能详的三大营。其中的三千营部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归化蒙古人组成的骑兵力量。

与之相对,许多明初安置在地方上的卫所蒙古兵,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取消建制。类似的操作也在技术部门中出现。当不少后人将目光局限于禁军的神机营,就容易忽略地方军有不少部队到百年后还很难大量配备火药利器。

但这些短视操作的结局,就导致明朝军事力量的早衰性破败。

▲ 归化蒙古兵的地位 在明朝中期不降反升 图源于网络

1449年,明英宗为反击新崛起的瓦剌蒙古而御驾亲征。

凡是看过点历史的读者,就不会不清楚之后的土木堡战役结局。虽然官僚们在事物不断将责任甩锅给太监王振,却无法掩盖明朝最精锐部队的战力羸弱。

事实上,皇帝之所以要亲力亲为,完全是因为前沿的边军屡战屡败。但由他自己带往宣镇的大批禁军,同样在稍加复兴的蒙古人面前不能支撑。期间,还有蒙古裔将领站出来为恩主殉国,却早已不能凭一己之力来挽回颓势。

不过,明英宗本人也是一个热衷军事手段的皇帝。

为了打服云南边区的麓川土司,他曾在近10年时间里多次发兵,却屡屡为并不如先祖善战的对方逼退。于是,明朝转而开始大量征用附近的土司武装,充当纵横西南前线的实际主力

因为在当时的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四川和广东个别地区,都存在着大批苗人、壮人、傣人等地方势力。不少首领的家族在宋元两朝就接收朝廷册封,地位等同于西北边区的蒙古土官。

朱家天子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明朝进入中期后才发其现价值巨大。

▲ 西南各省的土司兵也在明朝中期沦为主力 图源于网络

于是,诡异的景象就贯穿于那个百年。每当南方地区出现农民起义或土司叛乱,明朝就会以不同体系的土司兵赶往交战。至于从北京沿运河南下的督战队,也往往是来自三千营的蒙古裔骑兵,连主要使用火器的神机营都显得可有可无。

同时,普通的内地卫所部队也只身居二线,更像是为前线的番兵番将们在充当后勤运输力量。这个趋势不断发展,就演变为北上防御蒙古扣边的苗人士兵,以及调往沿海剿灭倭寇的广西狼兵。

虽然只占庞大明军的极小比例,却发挥着远超数量比的巨大贡献。

讽刺的是,在16世纪初抵达的西洋人看来,明朝所倚重的狼兵也只是勉强应付水平。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不少驾驶各类船只的葡萄牙人开始造访广东、福建与浙江沿岸。他们最终在今日的澳门获得了一个小小立足点,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王朝中后期的新式番兵力量。

▲ 在桂林之战中,葡萄牙佣兵曾参加战斗 图源于网络

当大量的倭寇不堪闽浙两省的官军追缴,便开始将珠江三角州作为新的活动区域。

结果,向来是海防重地的广州竟没有任何面向外海的防御措施。海盗们屡屡成功闯关,在省城门外肆无忌惮。地方官府只能找停泊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帮忙,最后又不得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发展炮台等军事设施。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海滨沙洲,就这样一跃成为珠江流域的海防闸门。

03

番兵番将抛弃了朱家

当然,明朝这种对番兵番将的口嫌体直,也终究有穷尽资源的那天。因为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最大优势,就是尽可能少的占用府库开支,且战力效费比要高于浑浑噩噩的官军兵痞。

但随着明朝自身财力的减少和战争频率的增加,这些打擦边球性质的手段也就不再那么高效。日益内卷的官僚队伍,更是害怕有能力的新群体会淘汰自己,对于此类措施的态度也就更加抵制。

▲ 日军登陆釜山 图源于网络

1592年,丰臣秀吉的日本战国军队登陆半岛,逼着李氏朝鲜的国王向宗主求援。

万历皇帝的明朝立刻将手头的精锐都派往前线,却意识到自己是可用之兵已是少之又少。换做先前汉唐帝国,可能会立刻想到征用藩属部队填坑,但完全以文弱士大夫为核心的明廷却不愿意如此行事。

于是,不仅南方的葡澳和越南兵都没能到场,北方的规划蒙古或建州女真也没办法表现自己。明朝只能花更多的钱,将部队从宁夏、广东和浙江调来,将原本能一鼓作气的决战拖延为长期消耗。唯一的收获,就是在战后获得了少许日本武士和朝鲜火枪手。

▲ 理论上的所有优势并不能确保明军在半岛轻松获胜 图源于网络

当时代的大潮进入17世纪,日暮西山的明朝已在各方面都显得老态龙钟。

北方边境的蒙古依旧是老大难问题,西南边区又冒出了富有攻击欲的缅甸,而东南沿岸也迎来了志在颠覆旧格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一时间,被俘虏的日本武士随将领开往云南前线,日趋衰落的澳门则不断替广州承受荷兰炮轰。至于过去被视为三教九流的海盗,也就顺理成章的被招安为郑氏家族。

等到努尔哈赤的后金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争相蹿起,朝廷又不得不发动蒙古王公、朝鲜火枪队和秦良玉的四川土司兵去疲于应付。

但这些后援要么很快被敌对阵营收买,要么就是能力有限而力不从心。

▲电影《南汉山城》中抗击清军的朝鲜军队 图源于网络

1644年,多尔衮的清军从山海关大举南下,麾下就有不少自明朝转投来的番兵部队。既有先前联合抗敌的蒙古骑兵,也有被多次俘虏的朝鲜士兵和接受西洋训练的专业炮手。

而退往长江对岸的南明依然比对方更加依赖外部援助

一度蜗居舟山群岛的鲁王政权,就期望日本的德川幕府能派兵保护自己。作为唐王政权支柱的郑芝龙,也靠自己的外国女婿招募了一支黑人火枪手部队。坚持到最后的桂王小朝廷,都会派人去欧洲面见罗马教皇。

▲ 入关清军所遭遇的坚决抵抗 大都不来自前明体制内力量 图源于网络

但当秦良玉这样的忠诚土司病死,澳门来的雇佣军在广州陷落时团灭,天下兴亡的交替也就不再存有多少变数。唯有先前还高举华夷之辨的士大夫们,更能心安理得的集体倒向新朝。

显然,明朝在得势中口嫌,又在落难中体直。这样的处事态度也远远不限于军事领域,却又在这个层面表现的尤为显著。

这也是朱家天子不断挥霍资源,将满手好牌彻底打烂的必然结局。

注:“口嫌体正直”源于日语“口が嫌だと言っても 体は正直なものだ”的汉字缩写,罗马音为:“Kuchi ga iyada to itte mo karada wa shoujikina monoda”,通常译为:“嘴上说不要,身体反应倒是很诚实嘛。”实际上指嘴巴上说假话,身体行为倒如实地反应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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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个问题本身有一点点问题:“驱逐胡虏”和“任用番兵番将”本身并没有什么矛盾。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有日军投降并加入八路军的呢!这能说明八路军不是真心抗日?

同理,明军在驱逐鞑虏之后,任用番兵番将,也就是正常操作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正常选择。

只要将程度和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酿成祸乱,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况且,这个所谓的“离不开”,也有误导之嫌。

明军确实一直有用少数民族部队,尤其是北方蒙古骑兵,以及西南土狼兵。几乎每一场战争都能见到这两支部队活跃的身影。

但请注意,这两支部队都不是明军的核心主力!明军的核心部队,一直都是汉族步兵(少量专业骑兵)。

同时所谓的番将,最高级别是哈纳出(不算几个封的蒙古王),封侯…但当时公爵都论打,一个侯爵影响有限…何况即使是哈纳出,也没有单独作为一方主帅的时候。像各地土司、部落首领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番兵番将,一直也没有真正进入核心决策层面,只是明帝国手中的一把剑而已。也符合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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