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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一生分为在家闲居、出仕、隐居三个时期。


1)29岁之前在家闲居,无出仕意

2)29岁至41岁前后12年中多次出仕。29岁时,因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41岁时,得“家叔”帮助为彭泽令,在官80余日,因妹丧去职。

3)41岁后长归田园,再不出仕。


陶渊明思想具有两重性:


一、少有“猛志”


陶渊明自少“游好六经”,有“猛志”。陶渊明曾祖陶侃曾任东晋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少时的“猛志”,实际上是在对先祖包括古人的崇仰中产生的志向,是在“游好六经”的读书环境中激发的雄心,本质上是抽象化、理想化了的政治理念。怀抱这种理想化“猛志”,一经接触社会现实人事,便不能不大失所望,更何况是在东晋王纲废弛、军阀跋扈、时政混乱的局势中。


陶渊明出仕十余年间,曾于刘裕、刘敬轩、刘牢之幕中任事,诸人代表不同政治派别,而陶渊明在以上各位幕中,没有感觉到太大差别。陶渊明不是特定政治集团中的人,与当时诸政治派别人物无任何利益关系。

二、“质性自然”


陶渊明的质性自然受到东晋士风和家庭传统的影响。东晋的玄学家已不再臧否名教礼法,也不再争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是采取轻忽名教而倚重自然的态度,甚至以自然为唯一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依据。东晋士风重自然,表现为人生态度上的委任运化,淡泊功名,超凡脱俗。在家庭方面,陶家的地位虽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也算得名门。陶渊明父亲早亡,母系亲族对他的影响事实上更大。陶渊明母亲孟氏,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孟嘉冲淡旷达,风致高雅,为陶渊明的榜样。


基此,陶渊明的自然观包含委任运化的人生态度,重视精神与性情,认为人之本性应得到舒展散发,而不应加以束缚。这可以叫做性情之自然或精神之自然。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嗜酒,不愿多加克制;不慕荣利,将它作为身外之物,视为身心之累赘。


基于自然,陶渊明多以脱俗为怀。陶渊明鄙视世情俗物,继承东晋名士之清高;含不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之精神;更主要的还是对精神旷放自由境界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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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疾世愤俗的人,追求着清净高雅,且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归隐是带有逃避,隐瞒色彩的,所谓“大隐隐于市”便是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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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不被"五斗米折腰"的晋朝田园大诗人。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旷达情怀及名篇《桃花源记》超凡脱俗的理想世界,令后世文人墨客顶礼膜拜!魏晋风骨高山仰止。毛主席诗赞: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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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时的一个诗人,是隐逸派、是田园诗人的创始人,当过县令这一小官,很有骨气,不为五斗米折腰,后隐居田园五柳庄,又称五柳先生,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为其名句,只是当时不受人重视,直至田园诗的兴起,才引起人的刮目相看,才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毛泽东主席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均为化用陶典,所以说陶渊明的诗及桃花源记影响了李白、杜甫、自居易、苏轼、陆游,等一大批诗人,开创了田园诗派,对后世影响极大。今人应该永远记住他。佛青石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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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年,字子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的祖辈做过官,到他这里家世已经衰微。正像他《五柳先生传》里说的,家里四壁空空,即挡不住风又遮不住雨,粗布短衣补了又补,还要常常为吃喝奔波。

但是陶渊明的超脱却亘古少有,他喜欢读书,读得高兴,就什么都忘了。还常常写文章自我欣赏,用来抒发自己的抱负。什么世俗的得失,全不放在心上。

陶渊明一生也当过几任小官,但每回时间都不长,他是个自在惯了的人,受不了那么多束缚。有一回郡里派人视察,他没有正官去迎接。落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当天就交还官印,回乡种田去了。

陶渊明归田不久,有于自己做事的忘我,家里遭遇一场大火。他不得不全力耕种,有时由于饥饿的驱使,竟至向朋友去乞食。

一次他连病带饿,重病在床,江州的地方官带好多吃食去探望他,好言劝他出世做官,改一改以前的臭毛病,却被陶渊明一口回决,临走时还不忘让他把东西带走。

对于朋友的帮助,陶渊明从不推辞。诗人颜廷之在当地做官时,常常找他喝酒。一次临走时留下两万钱,陶渊明全都送到酒家,以后随去随饮,免去沽取交昜的麻烦。

从陶渊明的爽直和耿介里,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中不止有平和恬淡,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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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一位诗作者,他的作品里边总给人以非常深微、幽隐的含义,曾使得千百年后的多少诗人为他感动。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但是陶渊明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他完成了自己最超越的、最美好的一种品格。

有时候他的自我完善是消极的、内向的,真正是只完成了自我。当然,他的诗歌能感动千百年后的读者,那也是一种完成,但毕竟是可悲哀的。因为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向外去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人,但是在这方面他是失败的。而如果就”就自我实现“而言,我们应该看到,陶渊明是付出多少饥寒劳苦的代价,用身体力行的实践完成了他自己,这种坚毅的品格和持守是一种宝贵的传统。

陶渊明的诗就象是日光七彩,融为一白 。他是在灵上很复杂的矛盾和精神上种种痛苦才最后达到这种真淳之境界的。陶渊明其实也不想心甘情愿做田园的隐逸之人,他也想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在东晋那个时代,北方完全陷落,五胡乱华;统治阶级内部那些野心的军阀还在彼此攻伐。陶渊明的故乡在江州的浔阳柴桑,是军阀攻占的必争之地,那里的百姓流离失所,这也正是陶渊明所经历的。

陶渊明在精神上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用大自然景物的形象来写自己的喻托。他和诗不雕琢、不修饰、不逞才、不使气,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写诗。这就是一个自我实现诗人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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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吃饭不喝水就会死的人,除了这一点,其他的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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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重读陶渊明的著作,亲切依旧,如逢故老,依然为陶渊明在纷乱和寂寞困苦中坚守自我而感动不已。对我而言,陶渊明是精神深处的依托和心底的温暖,而且我想从中解读人生与人类幸福的终极可能。时隔了整整1580年(从陶渊明427年去世算起),为什么我们还如此地喜欢陶渊明,陶渊明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亦即陶渊明的现代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以为,至少在做人这几个方面,陶渊明给了我们至为珍贵的启示:


  启示一:敢于抉择,坚持到底
  人是可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的,而且可以选择与追求功名相反的另类价值,即:热爱自由,回归本真,自己为自己作主。士人除了追求仕途的成功,还可以有其他与之并立的价值,那就是张扬自己独特的个性,力行审美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既然不能经世济民,那么就退而为三径之资,为向往自由的、审美的生活做有限的准备。
  仕途不是陶渊明的全部理想,他有另外的空间可以寄托抱负。《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彻底告别官场、永不再仕的宣言。陶渊明坦陈为贫而仕,子多且幼,谋生无术,在生存的挤压下不得不违背本心,外出做官,但自己“自然”的天性和官场却是格格不入,难以调和。经济压迫当然痛苦,但比起官场倾轧、灵肉分离的痛苦并不算得什么。
  对于陶渊明来说,思想深处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田园在他的精神生活以及实际生活中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地位究竟有多重要,可不可以割舍,如何割舍?经过长久深入的思索(包括与能给他带来俸禄的官场的比对、能否承受得了归隐后经济压迫的痛苦等)之后,陶渊明确信:田园就是他的全部,是他的血脉,是他的生命,割舍了田园也就等于割舍了自己的全部幸福。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他要毫不迟疑地归来,所以充溢回旋在《归去来兮辞》中的是强烈的思乡之间情及其归来后的无比欣慰。这次归来之后,陶渊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心爱的田园,无论物质生活有多艰难,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诱惑。


  启示二:拒绝灵肉分离,追求健全人格

  陶渊明性格刚正耿介,独抱操守。不能与时与世俯仰,热爱自然,渴望真朴的生存状态,寄心物外,委怀琴书,是陶渊明的本色。怀抱着这样的性情和追求,弃官归隐之于陶渊明是必然的事情。更何况,一个忠于自己的人,是不被官场所容的。陶渊明一生追求“自然”,认为人的本性应该得到舒展,而不是束缚、扭曲和戕害。的确,在日常生活中,陶渊明身上体现出了难得的“自然”。“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他不能忍受灵肉的分离,“形为心役”是最让他痛苦的事情。不管他人怎样与时俯仰,怎样外圆内方,他不能更改自己的表里如一,也不掩饰自己的真情流露。世界给人戴上了各种面具,有些人是被迫的,有些人是自愿的,陶渊明拒绝面具,如果不能改变污浊,那么走开;不能失去一颗爱自由、爱真情的宝贵的心,不能让它蒙受灰尘。他不是不知道一介书生躬耕陇亩的艰难,为了这颗心,他宁愿承受劳动对身体的折磨。他不是没有心理矛盾和彷徨,但在反复追问自我之后,最终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和坚如磐石的决心做出了这样的抉择:离开肮脏泥淖,在回归田园的同时,也回归自我,回归心灵。


  启示三:不放弃社会责任,为自己也为社会
  我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无法摆脱肉身的麻烦,首先要让它衣食无忧,然后让它梦想,在超离现实里寻找永恒、意义等等命题的答案。作为独立的、有追求的人的鲜明特征是,必须能够超越自身有限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究这个世界,关注肉体的同时培育灵魂。如果仅仅为了满足物质的需要,这并不难做到,难的是享受思想和创造的快乐。陶渊明不断开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为自己,也为社会。
  陶渊明的归隐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也在思索一个更为合理和美好的社会模式,没有剥削和压迫,每个人都能过自由快乐的生活,这就是美丽的桃花源。桃花源理想的诞生,与陶渊明目睹战乱及其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自己勉力躬耕仍免不了饥寒的切身遭遇有密切关系。陶渊明是以理想中的古朴社会来比照、映衬当时社会的纷乱、污浊、倾轧,以此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一个诗人应有的社会责任。陶渊明在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扬弃中,建立了一片空前清畅和融的新天地。

  桃花源理想,是陶渊明在隐居中自己探得的,这是当时所能产生出的小生产者的最高理想,并且成为后代文人用以对抗黑暗现实时高扬的一面大旗。陶渊明不顾自己的生存境遇,孤心独诣,在黑暗中、在一片污浊中坚守自己,并为千千万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百姓探求适合他们生存的社会模式,探求人类的理想未来。正是这样,在专制、冷酷、长夜漫漫的封建社会里,桃花源理想的诞生,无疑是一盏高高挂起的明灯,照亮了人们的心头,长久地指示着未来。桃花源是古人心中生机永远的芳草地,也是我们心中生机永远的芳草地。永远的梦,永远也不放弃追寻!这就是桃花源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想这也是从陶渊明在做人方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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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公元365年-公元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潜,别号五柳先生,去世后私谥靖节,故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杰出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我国文学史中“田园诗派之鼻祖”。也是一位芳名流传千古的隐士。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中就有记载陶渊明自号的来历。陶渊明死后,人们私谥他为“靖节”。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父陶侃做过晋朝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职。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的祖父、父亲先后离世,家道从此中落。他的母亲无力养活他和妹妹,就寄居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家有许多藏书。陶渊明由此读过很多书。

东晋末年,奸臣当道,朝政腐败。与陶渊明品行高洁、不慕虚荣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陶渊明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肯定是个别类,也是个被淘汰的对象。按照当时“九品中正制”推举法,公元393年,29岁陶渊明接受朝廷征召,出任江州(今九江)祭酒(管教育的官员)。由于他不会投机钻营、又不会溜须拍马,所以没有多久就辞官归隐。公元398年,陶渊明又先后在大将军桓玄、建威将军刘敬宜、镇军将军刘裕(刘寄奴)手下做过参军(幕僚官)。尽管他们对陶渊明还算不错,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陶渊明很是不满。所以,他又选择了归隐。后来,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桓楚。刘裕建立南朝刘宋,为宋武帝。据说陶渊明听说桓玄篡夺了东晋政权,随口吟诗道:“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刘裕当了皇帝,陶渊明“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借此不愿谈及与他们的关系。

公元405年,丁忧母亲结束后,41岁的陶渊明在叔叔陶逵推荐下,为彭泽(今属九江)县令。据说,南朝宋武帝刘裕得知后,想招他为车骑将军,统领各州军事,他没有答应。他当上彭泽县令后,“公田之列,足以为酒”,上任后即下令把100亩公田一半种成酿酒的秫谷,一半种上稻米,以保证常有酒喝,有饭吃。他曾私下对人说:“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由此可见,陶渊明一生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陶渊明在彭泽县任职八十一天,郡里的督邮(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汉代各郡守的重要属吏)来到彭泽,要求陶渊明“束带见之”。陶渊明认为这是一种屈辱,叹息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就愤然辞官而去。写下了《归去来兮辞》,以后,陶渊明寄情田园,穷困潦倒:“寒馁常糟糠”,“寒夜无被眠”。饥寒交迫,没有动摇他归隐的意志。饱尝艰辛的陶渊明,对农民生活、生产、感情有了深切地了解和体验。他的思想也有了升华,明白了“衣食终须记,力耕不吾欺”。这期间,他除了喝酒,还写下了大量田园诗作和优美的散文。晚年,他写下了自己的自传体小品《五柳先生传》等作品。今保存下来有《陶渊明文集》。

陶渊明对现实不满,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逃避事外,借酒浇愁。治国、平天下他做不到,也做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修身齐家,著书作诗。他向往的是安宁和平没有压迫和残害的社会。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淡泊、平和、悠远的感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向往生活的情趣和写照,《桃花源记》是他对安宁和平没有压迫和残害的社会的追求、寄托。他是个外表恬淡静穆、内心热情济世的人。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随着时间流逝,现实的残酷让他感到失望,所以选择退隐归耕。他在《桃花源诗并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的理想世界。他的思想上升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高度,他的作品对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进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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