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雄才大略，创造了中国帝制时代“四个第一”
1.第一个靠武力成功逆袭的藩王
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皇位更迭之主要方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帝国在权力过渡时期政局之稳定。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之意愿，皇位继承大多时候都是充满血腥、暴力、阴谋；嫡长子死于非命或者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的不在少数。同样是皇帝儿子，凭什么让嫡长子继承呢？于是许多手握重兵的藩王就想靠武力逆袭，夺取最高权力，可结果都失败了。汉代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唐朝李氏诸位王爷起兵反对武则天，但结果都很惨。其中西晋最倒霉，诸侯王不但未能夺取王位，还让北方“五胡”军队南下中原，致使社稷崩盘。朱棣呢？手握800兵马的燕王殿下，北平九门还处在朝廷控制之中，他居然敢起兵“靖难”，用4年时间夺取了天下。关键是，朱棣起兵造反时，北方蒙古很老实，不敢攻入大明。如此，朱棣成为史上第一位靠武力逆袭成功之藩王。
2.第一个五次御驾亲征，敢于亲自冲锋陷阵，且获得胜利的皇帝。
谈到中原王朝之武力值，许多人都认为秦朝、汉朝、唐朝这三家最牛。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却敌七百余里，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卫青、霍去病连续出征塞外，追杀匈奴，致使漠南无王庭，匈奴大部被迫西迁。李靖、李绩、苏定方等横扫东突厥、西突厥，草原部落不得不奉行唐朝正朔，叫李世民一声“天可汗”。不过，这并不能算皇帝特别牛，毕竟带兵冲锋打仗的是大将，而非皇帝本人。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继位之后，并没再次冲锋陷阵；李世民虽然御驾亲征，但在高句丽惨败，跟隋炀帝一个下场，只是后来李治获胜，唐朝才洗刷耻辱。朱棣呢？当上皇帝之后，还五次御驾亲征蒙古草原，且大获全胜；首次出征时还亲自操刀上阵，打破阿鲁台军团。就此战绩而言，帝制2000余年，谁能比拟。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3.第一个重视“海洋战略”，着眼全球之帝王
农业是立国之本，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是本，得到重视，商业是末，受到歧视。在此背景下，中原王朝就成了如今西方史学家所说的“农耕文明之守护者”，“绿色文明之捍卫者”；而西方则是“海洋文明之开拓者”，“蓝色文明之创造者”。确实，中国帝王，很少重视对海洋之开发，海外贸易大多是民间进行；帝王只知道捍卫华夏疆土，很少去考虑开发与利用外海资源。汉朝、唐朝、宋朝虽然重视海外贸易，“丝绸之路”玩得不亦乐乎，但并不能算是国家的“海洋战略”。朱棣则不一样？他是第一个重视“海洋战略”着眼全球之帝王，西方史学家说他是“世界级大帝”。最令他闻名于世的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河沿岸国家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并不是仅仅为了展示一下大明的综合实力。他想通过郑和七下西洋，和各国建立外交，一起建立一个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秩序。这国际秩序，在郑和下西洋时，在朱棣带给世界各国国王的诏书中有说道，“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意思是说，凡是天地承载、罩着的地方，太阳、月亮照得着的地方，霜露所能够下得着的地方，当地的人民，无论老少，都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生活，不至于流离失所，没有产业。因此，朱棣要派郑和带着诏书到你们各国去，希望大家一起遵守条约，“循礼安分，毋得违约，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意思是说，大家要按照规矩办事，不要乱闹，大国不可欺负小国，强国不可欺负小国，大家一起享受和平发展带来的幸福吧。
中华这个词，似乎现在民众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华这个词是有特殊含义的，“中”这一字表明认为文明处在世界的中心，“华”这一字则是“华美”转义而来，含文化优秀先进之意。华夏一词亦是如此。中华一词是与夷狄相对应，这在文字上显示了中华世界的优越性。历史证明，至少很长的一段时间，约两三千年，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无论军事上的胜败，至少在文明程度上基本都是领先的，可以说中华这个词是有现实意义的。
谋求华夷共存的中华思想在古代中国人是有现实反映的，也映射在具体的统治秩序。如五服图。中华文明一直被认为具有包容性，这实际上与很早萌芽的华夷之辫有关系。
华夷之辩认为，一方面如果蛮狄被中华礼义同化，就会成为中华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华子民，如果丧失了中华礼义，则与蛮狄无异。事实上，致力于打破华夷之别在古代就有思想基础，如汉代的公羊学派，提出“天下”思想，架构起“天下一统”的中华世界。两宋的弱势本就使得华夷秩序摇摇欲坠，蒙古的崛起，更是让这一秩序坠落谷底。洪武十六年（1383年）施行的勘合制度，就是华夷秩序重建的重要举措。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朱棣超越忽必烈，就在于其重新实现了对华夷秩序的完成。明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一整套的海禁-朝贡体制，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借助郑和下西洋等行为，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亚洲全域。某种程度上，称呼郑和下西洋为“南海远征”实际上是很妥当的说话，郑和虽未举一兵，未搭一弓，而竟经略之功，以海外贸易的方式实现朱棣的理想，即用儒家礼仪秩序规范“四夷”，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正是凭借中华的绝对政治经济实力，构建了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形成了“中华”世界体系。
4.第一个将首都建于边境线，由君王镇守边疆之雄主
拿着东南之财税收入，去捍卫西北边防，这是中原王朝之一大战略特色；防御游牧民族入侵，保护农耕文明之发展，是历代帝王之目标。面对游牧民族入侵，该如何解决呢？出兵征讨可以，但不能常用，因为成本太高，很容易将帝国财政拖垮，成为帝国灭亡之导火索。所以，还是守住边境，将其挡在外面最靠谱，长城之重要性由此而来。修筑了长城、要塞，自然要由得力悍将镇守，以确保防线收到预期效果。朱棣是个例外，将领守边关固然好，但距离朝廷太远，皇帝不好及时了解军情，快速做出反应与部署。为此，朱棣迁都并营建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也就是“天子守国门”。这一点很了不起，面对北方草原强敌入侵，中原帝国都是能躲就躲，保住性命才是关键。西晋、宋朝、金国等无不是如此，外敌一来就想迁都，要逃避。朱棣呢？你来了正好，免得去找你；打你没得商量，这叫霸气。
梁启超：“明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明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明史》：“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可谓名副其实，一语中的。
明成祖的谥号叫做“文皇帝”。为什么是“文皇帝”呢？实际上，这里头就概括了明成祖他所处的时代特点，也就是从武功——夺取天下，到文治——治理天下的一个转折，所以明成祖既是以武力夺取天下的一位君主，也是以文治来治国的一位著名帝王。
1.内阁在明成祖时期初步具有了规模。
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内阁制度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的一大完善。这个制度被明朝沿用了两百多年，清朝也继承下来了。经过朱棣完善起来的文官制度，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甚至与同时期的西方官员选拔制度比较起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点。 1621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忧郁症的解剖》，书里头有三十多处提到中国，特别是赞扬中国人的勤劳、彬彬有礼，赞扬中国良好的政府和考核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作者说：“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当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出身的高尚。”
2.明成祖他的文治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完善科举制度，广泛招揽人才。
明朝洪武年间虽然实行科举，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到了洪武十八年之后，明朝的科举制度才完善起来。朱棣重视科举，把科举制度制度化、完善化。从永乐年间开始，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
朱棣这个人很残暴，对于政治反对派的镇压是非常残忍的，但是，如果你忠于他，你为他办事情，他看中了，他也要倾心一任，就是他毫无保留地依靠你。因此在朱棣的朝廷里面，不仅有在靖难之役当中帮他夺取天下的人，还有以前建文帝朝廷当中归顺过来的人，这些人他都给予信任。有的人不经过科举他也能够重用。比如说内阁大学士杨士齐，就没有经过科举，最后杨士齐不仅做了大学士，而且担任了《太祖实录》的总裁官。就是官做得很大，明成祖给予很大的信任。 由此可见朱棣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格。
明成祖这个人对人才还有一个特点：用人不疑。所以在明成祖期间，有很多官员是久任，就是任职的时间很长。如果一个政权动荡，如果皇帝对下边的大臣不够信任，他会经常更换人。但是朱棣不这样，他看准了人，相信他，一直用他。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朱棣的内阁当中，刚才谈杨士齐，他先后在位43年，经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在位43年作为内阁大学士；金幼孜，内阁大学士，在位30年；杨荣，在位37年，也是内阁大学士；杨普，在位22年。六卿，所谓六部尚书也都是久任：吏部尚书蹇义，在位34年；户部尚书夏严及，在位29年；礼部尚书胡濙，在位32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明成祖他能够推诚待人，他能够识别人才，他一旦识别人才他就不怀疑，给他权利，让他做事情，这反映出他的一种胸襟和他的知人之明。
3. 由于朱棣的提倡，所以一时国内都有一种很注重文化的风气。
在朱棣的身边也经常聚集着一批文人、书法家、画家，能写诗，能作赋，包括朱棣出征打蒙古，他的身边大学士都跟随着，走到一个地方，吟诗作赋，题写功绩。
4.永乐年间的文治还有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就是《永乐大典》的编纂。
朱棣注重加强儒家文化思想的统治，大力扩充国家藏书。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朱棣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成祖朱棣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5.朱棣还十分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朱棣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明朝的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明成祖可谓是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