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当时来了一批无锡知青，我当时还在读书，年龄二十岁左右，初中生多数。生产队按排集体住房，有的住农户家。出工跟着劳动，当时还是很辛苦的。后来陆续回城了，有的上学了，有的教书了。只有一个女生与本地人结婚生子，后来也都去了无锡。

我村原来是个知青点，七六年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一共四十人，分到两个生产队，一个队二十人，男女都有。这批知青大都来自枣庄煤矿，年龄只有十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

记得他们是那年秋季来的。报到的那一天正赶上下雨，车还没进村就开不动了，泥巴沾满了轮胎，又软又粘的泥巴路把两辆搭着帆布蓬的解放牌汽车留在了村头上。知青大都穿着洗褪了色的工作服，不大不小，甚是好看。他们跳下车，排着两路长队步行向村中走去。那时伞和雨衣很少，没有雨具的，不一会头和衣服都淋湿了。他们挽着裤腿，背着行李包，提着装有暖瓶、餐具和脸盆、毛巾等洗刷用具的网兜，还算整齐地走在泥泞的路上，鞋上都爬满了泥巴，顽固地趴在鞋子上不愿离开，特别令人讨厌。他们个个生气地向两边甩着，一边走，一边向两边看着，一边埋怨着路难走。从他们的表情看，知青们对这个知青点的第一印象不太好。

村子没有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也没有燃放鞭炮，没有敲锣打鼓，但许多大人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夹道迎接，虽然没有人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但他们的脸上全都堆满了笑。早就听说知青要来，今天终于盼到了！大家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喜事，村里村外就象过节似的，热闹极了。社员们哪里见过这些城里人，知青们个个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看着都让人高兴！孩子们象看西洋景似的，在队伍后面奔跑着，不时有个滑倒的，摔了个狗吃屎，马上爬起来，立刻送来了一片哄笑。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知青带队干部和村支书两个人。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的交谈着，还时不时开心地笑起来，象亲人一般。

大队没有这么多闲房，暂时只好分散安排在社员家里或闲置不用的公房里居住，生活条件不太好。大队设立了伙房，专门抽出两个人给知青做饭，吃菜直接从队里的菜园里弄。知青下乡第一年，国家供应粮食，多数是白面。村子里的人看着他们整天吃着大白馒头，实在馋的不行。

分到队里的知青，每天跟社员一起出工干活，队里记工分，年终参加决算分配。第二年就跟社员一样了，按工分分配粮油、爪菜等，有的知青出勤多，表现积极，到了年底还能挣上百块钱呢。

第二年春天，为了给知青盖房，大队组织劳力盘窑烧砖，上山采石，请来瓦匠老师进行培训，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几个月后，盖起了三排瓦房，知青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区，还竖起了村里找人制做的一个篮球架子，成为知青唯一的活动场所……

知青下乡后的第三年初，便开始陆续有人回城，到了七九年上半年，所有知青全部走完。至此我村的知青点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谢邀请。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异常火热，我的家乡双城市水泉乡仁义村已不列外，来了一批省城的下乡知青。

他们在大队部西边建了青年点，村上六个生产小队，每小队分配了男女几个知青，和社员一起劳动。那时，我十才十多岁，感觉下乡青年气质，穿着与农村人差距很大，很是羡慕他们。

有个女知青当二小队的会计，名字叫孙兰香吧，长得矮胖，圆园的脸，长得白净美丽，一帮农村青年有事没事就愿意找她算帐。尤其是一个叫赵二癞子的二十七八的光棍汉，专在女青年还没起床时，去找人家办事，社员知道后，就有各种讽刺活语冲着赵二癞子猛喷。有说：起早上人家那里闻骚味的，有说：莫不是要别有企图啥的。

我们生产二队有一个叫高玉华的哈尔滨知青，与父亲，大哥，二哥熟悉了，就经常到我们家来窜门。家里有时吃饭，叫上他就在家里吃，虽然没什么好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饭，土豆白菜，也跟着吃，一点不嫌弃。

有一年，快过年了，家里包冻饺子，高玉华也帮着包，包到半夜，帮包饺子的人都一起吃饺子。高玉华与父亲喝着甜菜烧，就南朝北国说了很多，记得高玉华年轻英俊的脸微微泛红，滔滔滔不绝讲了很多人生道理与处事哲学，我做为一个懵懂少年，听了很多，但明白的少，只感觉城里青年与农村人就是不一样，羡慕极了。

后来，高玉华回哈尔滨了，听说三十大几还单着身，还听说，他是继母，与继母的关系也不好，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听说关于他的事情。

我们村里来过知青，男女一共差不多十来个吧，在我们队还修了知青房呢。这些知青大多表现得较可以的，没有乱作乱为的。当然他们劳动跟农村青年比，还是要差一些。

我们村有一位女知青，因为是孤儿，就与当地队上的青年结了婚，后安排在电站，生了两男一女，后都安排了工作，这位农村青年跟着享福去了。

我们村还有一位知青，高中生，很能干，干活也很不错。又有文娱细胞，笛子吹得很好，那时村上组织文艺宣传队，还能当导演。和我关系很好，后来去当了兵，复员后任过供销社主任。最后在反贪局任副局长，人家当官了，我也不需他罩着，也不求上进，安心教自己的书。有时在县上碰上了，还能打打招呼，说上几句话。

那时搞宣传队，知青占大多数，我这人也喜欢文娱，所以与他们混得比较熟，现在还时不时想起他们。

知识青年不好惹的故事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既反映了贫下中农的善良，也反映了我们这批知识青年的调皮。因为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已经在下乡这个屯子里插了三年水稻秧苗了，那是因为学校的学生要包屯出来支农。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组建集体户的时候就和这个屯挂了，十几个人来到了我们曾经插秧几年的屯子里，开始了我们知识青年广阔天地的生活，由于我们在这里支农的时候都住在老乡的家里，所以现在到这里也很随便，聊起天来也很自然，没有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种感觉。贫下中农们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和这些老乡们也很知心，说起话来也没有什么戒备，有一天我到我以前下乡住过的老乡家，大娘就对我说：“你们知识青年可不好惹呀”！我顿时一愣，心想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这可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啊，出了问题，将来回城会受到很大影响。身为集体户长的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娘看着我严肃的样子，马上笑一笑说：我说的不是你们，是省城下来的第一批知识青年。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出了一口气，听大娘继续讲下去，大娘告诉我现在第一批知识青年已经都回去两年了，他们那当中有一个最小个子的最不起眼的男青年。村里有人说他偷果子吃了。他没有喊也没有分辨，就是问问这家主人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大家都以为他这个人真老实。过几天说他偷果子的老乡菜地里的菜突然都发黄了，那家老乡去菜地摘豆角摘黄瓜，发现自己家菜地菜秧都发黄了，仔细一看都在蔬菜秧的根子接地的地方断了，知道得罪了集体户这个小个子，又没有什么证据，小个子又没和你吵闹，就吃了个哑巴亏。挨着他家菜地的别人家的菜一个也没坏，都长的好好的，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大家都认为集体户的人不好惹，你看小个子老实巴交的都能干出这事，让你还抓不住人家，要去集体户问那不是要干仗吗？这位老乡只好忍气吞声地久认了，以后老乡都说集体户准不好惹哦，小个子都这样，那膀大山粗的就更不好惹了。我听了大娘讲的这个过程。联想起我们集体户无论男生女生，只要到老乡家去说他家里园子里果树好。老乡都是异口同声地说，等园子里的果熟了，你们都来管够吃。不把树枝弄坏就行。男生女生经常在一起说，屯里的老乡怎么这么欢迎咱们吃水果呢，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小时候的村，不叫村，叫大队，小组叫生产队，我当时只有7岁，大队里来过知青，是南方人，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姓骆，因为他被分在俺小队里，住在一个土房子里，也叫生产队办公室。

为啥我会记得他这么清楚？因为他是好人，这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我心里，虽然模样记不清，但始终挥之不去。

我小时候，家里是大队有名的困难户，没有余粮钱，没有余粮，年年透支，年年靠救济，我父亲常年有病，不能挣工分，是我母亲一人挣工分，养活我们姐弟几个的，老骆下放到我们生产队以后，大队里给的白米白面，自已做饭吃，而他住的办公室离我们家只有几十米远，我家的困难，他特别了解，他也知道我们家，一年到头也没有米和面吃，吃的都是红薯干，玉米面就是最好的食品，隔三差五老骆就会送些大米和白面，给我们家，别的乡亲看到，他就会说，和我们家换粗粮换换口味，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拿过我们家一个红薯片，他知道我们家连红薯干都供不上吃，只是撒个谎而巳，当时我比较小，不会言语表达，我只知道，是老骆这个好人，让我们姐弟几个，经常能尝到大米白面的滋味。

也许这个老好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善良之心，从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根，我现在50多岁了，善良之心从没有改变过，唯一遗憾的是，老骆在我们队里只有大半年时间，就调回城了，那会也没有联系方式，一直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每当想起他，我就会面向南方，深鞠一躬，默默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我原本是农村出身的孩子，因父亲是大队（现在称村）党支部书记，或多或少也感受到了一些优越感。那时知青下放到我大队，老爸是党支部书记，经常与知识青年接触，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他们的一些故事。

大概是1969/1970年，一大批长沙知识青年下到了我们大队。我记得当时我老爸忙前忙后，就下放知青的管理及生活安排最头痛。开了多个大队支部会，研究其办法。后来，大队专为知青盖了一幢红瓦平房，专供他们住与生活。开始时，他们饭都不会做，大队出工分（那时是记工分，到时分粮会）请人帮他们做饭吃。这些知青非常活泼，唱歌的（是红歌），拉胡琴的，跳舞的（也是红歌舞），晚上闹很晚，旁边的邻居有看法。白天，他们也到生产队（现在称组）参如劳动。为了图表现，他们什么都做，如插田、扮禾、施肥等等。他们中间表现好的，不到两年入了党，有的表现不好的，偷鸡摸狗，遭到派出所传唤。

后来，经过几年劳动，他中间大部分的，逐步地被招工出去。当然，也有因爱情留下的，至今仍工作在这里，居住在这里。

我村下放过知青，发生的故事很多。记得当时知青刚来时，队里统一安排在一个大院里，有两个大房子，男住一间女住另一间。自己做饭，男女知青一起吃饭。后来又分到村里人家坐，张家住几个人，李家住几个人，还是自己做饭。知青和村里人一同下地劳动干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有的知青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有的调回了县城里上了班。知青和村里人关系处得挺好。有的虽然调回县城，长时间后，还要回到村里看望村里人，有的考上大学分配了工作，还要回到村里看大家。

我村也有成批的知青来插队，在当时我们也是大村子，有十二个生产队，还有大队畜牧场，一般都是本县区的知青，男女都有，男的在生产队劳动，女的基本在大队畜牧场，养猪，养蚕。

我队里来了个上海知青，是从江西转过来的，刚来时生产队里人都听不懂他的话，生活也就不方便了，他平时理发都到集市理发店，其实我们生产队就有个理发师，有次大概农活忙没时间去集市吧，就在本队理发，没想到理的头跟预期效果完全不一样，他急的哭了，连门口都不敢出，惹的我们笑痛了肚子，农村人没这么讲究，理发还有什么讲究，剪短点就是，城市人就是不一样啊。

那时候物资供应都很紧张，记得他要是回上海，我们都会让买些紧俏商品，有次叫他买人造棉，我们农村叫”软胶布”，他听不懂这是什么布，怎么买啊！想买的人都急了，又没人能翻译，只好放弃喽。

我们村住过知青。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五月份，当时我正在读初三，参加了迎接知青的秧歌队，敲锣打鼓，兴高彩烈的把第一批知青迎接到公社大院，后来又分到各个村庄！

我们村分来十六个知青，男女各半，年龄小的只有十六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二三岁，村里专门为知青建的房。正好我那年初中毕业，和女知青成了好朋友。

每到晚上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义务劳动，她们教我们唱歌，表演节目，有两个女知青，成了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她们回家，托她们捎尼龙袜子，割地确亮，凡立定布，回来做衣服，过年过节，请她来我家吃饭，我给她们做鞋，做衣服，关系好的象亲姐妹一样。

她们还邀请我去城里她家玩，带我逛中山公园，水族馆，下饭馆，让我这乡下人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后来，有两个女知青和我村青年结了婚，成了我村的媳妇，其他的在八零年落实政策后，全部回城。

零五年，我去城里带孙女，去知青朋友家玩了两天，现在，我们还有电话连系。目前，她还有个老妈，需要照顾，老妈百年后，朋友说来我家玩两天，我们这份友情一生不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