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说一个比较冷门的案例，但在古文字学界知道的人比较多。

这个案例跨越的时间长，可以说是一个字引发的千年疑案，也是校雠训诂之学中，文献和文物互勘，解决学术公案的经典案例。

我们中学课文都学过经典古文 《 触詟说赵太后》，出自《战国策 赵四 赵太后新用事》，此文古往今来都非常经典，《古文观止》就曾收录。

简单说下此文章的核心内容：赵国大臣左师触詟，说服一个母亲（赵太后）违背人性，将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去当人质，以此缓解国家危难。

由此可见，左师触詟深谋远虑，口才一流，。

但是，关于「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中「触詟」这个人的名字，古往今来都有学者觉得不大对劲，很多人学者都怀疑，是不是搞错了？？？

为什么有这个怀疑呢？

说起来有点复杂，这就关系到《战国策》这本书的历史和各种版本，我只凭我的记忆简单说一下：

《战国策》是西汉大学者刘向依据当时「皇家藏书馆」的资料，整理出来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

东汉高诱曾为《战国策》做注，到北宋已散佚颇多，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呕心补校，辑录为《今本战国策》三十三篇 。到南宋，今本出现了两个本子：

• 南宋学者姚宏再次辑注《战国策》，称之为《剡川姚氏本战国策》。

• 另外一个本子是，南宋学者鲍彪和元人吴师道的校补本《战国策鲍注补证》。

到清代，黄丕烈重刻《姚本战国策》，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战国策》的姚、鲍、吴三人的汇注本，是目前最好的本子。

重点：古本《战国策》刘辑高注，散佚颇多，宋曾巩重辑《战国策》为今本，后有姚和鲍、吴三家注，两个本子。

古本散佚，宋元以来流传的《今本战国策》中，都是「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之「触詟」。

如《四库全书》之《姚本战国策》：

但是，恰恰在「触詟」二字后面，姚宏又注解「一本无言字」，意思就是说有文献写作「触龙」，而非「触詟」。

确实如此，有几种汉代文献记载是「触龙」，如：

• 《史记·赵世家 孝成王元年》：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

• 《汉书·古今人表》：左师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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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但鲍本的注解则认为：古代叫「触龙」的太多了，「触詟」是為了区别「触龙」，以免混淆：

鮑本補曰：史亦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

清人黄丕烈认为这是错误，应该从《史 记》的「触龙」，而非「触詟」。

古代竹简抄写是从上倒下，很明显就是「触龙言」三字传抄发生错误，写成两个字「触詟」：

札記丕烈案：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為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

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二 触詟揖之》，也认为应从《史记》的「触龙」，并引用多处文献证明：

（引自：维基文库：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见：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8%AE%80%E6%9B%B8%E9%9B%9C%E8%AA%8C/%E6%88%B0%E5%9C%8B%E7%AD%96#%E8%A7%B8%E8%AE%8B%E6%8F%96%E4%B9%8B）

综上所述，清学者黄丕烈、王念孙，认为讹误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很渣，明白意思就行）

但是，如果那么容易破解，就不是「公案」了，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要看看反方意见。

反方认为这只是一种猜测，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而且，自汉代以外，确实有「詟」这个字，经常被用作「人名」：

《說文》：「讋，失气言。一曰：不止也。从言，龖省聲。傅毅讀若慴。??，籒文讋不省。」
段玉裁注：「此與慴音義同。此从言，故釋之曰失气言。」
又補《說文》為「一曰：言不止也。」注云：「謂詍詍沓沓也。」

班固〈東都賦〉：「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

这个字用作人名，如：《殷周金文集成11250》秦始皇陵出土的兵器上的金文：

秦汉印章上，经常有人用这个字当人名，如秦印文字「杜讋」

【引自：许雄志，《秦印文字彙編》（2001，河南美术出版社），页46】

反方说得也很有道理，除非拿出非常之证据，我们很难认为「讋」是「龍、言」之訛誤。

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学术书籍，都从「触詟说赵太后」。

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汇注本《战国策》（1978年，页768）：

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以前呢？

因为转折，发生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被发现，世界震惊！

在马王堆三号墓棺椁东边，发现了一个漆箱：

漆器盒内装着一些写有汉字的丝绸，这也就是【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一共十二万多宇，有古本的《周易》《老子》、《道德经》等经典文献，还有兵法、中医、方术等文献。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共有五十种文献：

【引自：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 : 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第1卷. 文物出版社.，页88-90】

马王堆帛书其价值、数量，要甩《壁中书》（汉）和《汲冢书》（晋）十八条街，只有用「逆天」二字来形容。

这些文献到前几年才刚刚整理完成，如果学术共同体全部「消化」，我觉得五十年都未必。

经典《周易》：

古本《老子》

后来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的帛书，就是《战国策》的原始版本：

《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纵横家书》简介：

侯良. (1982). 罕见的古书——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简介. 图书馆(1), 65-67.

根据墓中的文物和文献断代：此墓下葬时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即公元前一六八年，这批帛书系二千一百四十多年前所埋藏。

而集结整理《战国策》的汉代学者刘向，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

那么也就是说，《战国纵横家书》可能就是刘向整理前的那些原始文献。甚至极有可能刘向都没有见过的原始材料。高诱、姚宏、鲍彪这些东汉、唐、宋学者也都没有见到过，就别谈什么清人王念孙。

所以，我们比古人要幸运得多，像中了六合彩！

而更加巧合的是，《战国纵横家书 》中就有《战国策 赵四 赵太后新用事》那一篇更原始的文本，被学界称之为《十八 触龙见赵太后》（第188行）。

这篇出土文献非常清楚，百分之百证明了是【「触龙言」愿见大（太）后】：

【引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1983). 马王堆汉墓帛书, 三. 文物出版社.页60，《战国纵横家书 》图版188行】

至此，「触龙」和「触詟」之疑云也就云开雾散了，跨越两千多年「鲁鱼亥豕」之疑，最后由出土文物得到了证明。

今天的教科书和书籍，都做「触龙说赵太后」，但会给出注解，交代「触龙言」传抄过程讹传为「触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学术公案中，学者都是非常严谨且实事求是的，哪怕一个小问题，都不马虎对待：

古代注疏校雠学者，本着「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严谨态度，让我们知道有这个分歧，然而清人王念孙的怀疑和判断，即便看似非常有道理，但证据不足，仍然被古今学界视为存疑。

最后，在1973年，考古学家夏鼐以他敏锐的眼光，发现了马王堆汉墓，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又证明王念孙是对的。

所以，说中国古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是不对的，这些人真的不懂，中国古人怎么做学问。

中国古代学术核心经学和史学，这两门学科之严谨，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哪怕一个汉字的部件的疑点，一定要搞清楚，不知道就存疑，留给后来学人，不作强解。

有时候这种较真，繁琐得让人头都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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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是考古黄金时期：一系列伟大的考古发现，目不暇接，一个比一个逆天，华夏民族隐藏在地下灿烂文明，一点点渐渐露出它的冰山一角。

那么多吊炸天的炫目文物，地下埋藏的甲骨、钟鼎、简帛等文本文献，证明了我们的历史书的记载是很可靠的。

这些发现，极大增强我们的信心，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上古史。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考古学，要使用文物和文献互勘的【二重证据法】的原因：

如果挖到一个王侯墓葬，几乎都能去历史书找到对应的人。很快就能解决核心问题。

比如：海昏侯、马王堆等豪华墓葬，都在史书中很快找到！

而在西方，考古和历史文献是截然分开的，基本上毫不相干。

总之，为中国历代史家点赞！！！

举个最近的例子，张献忠的宝藏在彭山江口通过考古发掘被证实。

关于张献忠宝藏的传说由来已久，而且一直众说纷纭。比如说张献忠的宝藏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真的有这批宝藏，那么埋藏在哪里？又为什么埋藏在那里等等都没有定论。甚至民间还把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这样的歌谣当做寻宝诀，可见老百姓对张献忠宝藏的传说是非常关注的。

文献中的记载一般是认可张献忠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但是关于这批财富去向的说法就五花八门了。有的说张献忠把宝藏埋了，有的说张献忠作战失败，宝藏沉在了江底，还有的说先沉了一部分，剩下的又被埋了等等。关于这批宝藏所在地点至少也有5、6种说法，比如青城山、峨眉山、彭山、青神和新津等地。

2017年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张献忠的宝藏确有其事，而不是传说。宝藏的所在地点就在彭山江口，原因是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在江口打了一仗，战败后宝藏随着战船一并沉没了。

除此之外，殷墟发掘，证明商代晚期都城就在安阳，使殷商史成为信史。曹操墓发掘，证明了曹魏时期确实提倡薄葬。分子考古学的研究，证实 了人类确实起源于非洲。良渚遗址的发掘，使国际上开始承认中华文明确实有五千年的历史等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孙子兵法》的事情。

从宋代以来，人们对《孙子兵法》的作者是都有一些疑问。孙武的存在是肯定的，但是孙武一生征战，真的有时间能够把自己一生的战争经验总结下来写成这么成熟的文字吗？这一点，古人是存疑的。

而由于历史记载中又有孙膑这个人，以及“孙膑做兵法”的传言，故而有人认为，是孙膑做了兵法，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变成了孙子做的了。

这个论争因为没有实际证据的支撑，因而被争论了几百年，一直没有个定论。

结果，解放以后，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孙膑兵法》，其内容和《孙子兵法》完全不一样。这一下就证明了孙膑不是《孙子兵法》的原作者。

这事给当时初学考古的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就是感觉，百闻不如一见，原来是这个意思。

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不光有孙膑兵法，还有黄老之学等一系列书简，给当时的学术界以不小的震撼。考古的作用，可见一斑。

题主的问题问的非常好！人们怀疑的历史事件被考古证明了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本文举个简单通俗的例子吧：和田玉。

众所周知，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的遗址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根据考古简报统计，从1928年开始发掘到2010年前后，殷墟出土了超过2300件玉器，考古学家对其质地进行了科学性的检验，发现其中有数百件居然是和田玉，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河南地区怎么会有和田玉呢？难道在3000多年前，新疆人就和内地有交往吗？

是的，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大量和田玉，就证明了我国古代最迟在商朝时期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存着着某种贸易关系（不论是朝贡还是其他邦交式的贸易关系，总归是真实而存在的），从而解开了“丝绸之路”的前身“玉石之路”之谜。

所谓“玉石之路”，指的就是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前的先秦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民众与西北地区进行某种贸易所行走的道路，简单点说，就是丝绸之路的基础。在玉石之路被广泛发现以前，人们虽然在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属于西北边境的诸如动物遗骸、玉器等物，但也只是怀疑在古代边疆和中原可能有交易行为，而商代和田玉在河南地区的大量出土，就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一个伟大的人类贸易路线“玉石之路”，证实了之前的怀疑。

自明朝以来，人们一直相传陕西法门寺塔地下有神秘地宫，里面藏有大量宝藏，不过传说始终是传说，直到19世纪末，一场大雨冲垮了法门寺塔，让考古队有了重大发现，这才有了神秘地宫的重见天日。

法门寺塔始建于汉代，初为唐代木塔结构，1556年在经过关中地震的摧残，宝塔坍塌殆尽，经过明朝重建为砖塔架构，一直矗立到考古发现。

1981年8月，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暴雨夹杂狂风，竟然把矗立已有千年之久的法门寺塔吹塌了半截，塔内经书、佛品狼藉一地。

1987年，有关考古人员进驻法门寺塔，负责清理遗留下的建筑碎片，直到清理工作完成后，考古人员疑惑明代宝塔怎会有唐代塔基。原来显漏出的塔基外圈是明代所建，内圈则为唐代所建。

既然有了考古的重大发现，加上民间一直流传的神秘地宫传说，考古人员申请了塔基发掘。

1987年2月份，考古人员正式开始了法门寺塔的地下发掘工作，塔基下方首先出现的是十字探方，工作人员用洛阳铲探测土壤，发现土壤下没有墓穴，不过却是挖到了石板垫层，等到掀开雕刻有雄狮的石板后，出现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地洞口，只见从里面冒出云雾（后来证实是洞内温度低，而外面温度高，汽化现象），数不清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场面十分壮观。

不过考古人员发现除了金银珠宝，没有找到地宫的入口位置，所以继续沿着塔基勘察，最后发现塔基的正南方位是地宫的真正入口，入口处顺势而下的是十九级的狭窄青石台阶，走过台阶是不知年代，考古人员也无法破译的神秘文字刻画在上的地宫之门，后来解释是一种排除梵文以外的神秘咒语。打开石门，地宫真正的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推开神秘地宫之门，看到的是长长的甬道，甬道上铺满了唐代的铜制钱币，走到尽头，出现的是两块石碑组成的小门，两块石碑分别是《志文碑》、《物账碑》，尤其是《志文碑》，上面记载了令考古人员十分激动的信息：法门寺地宫里存放着释迦牟尼的佛指舍利。

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并不彻。

打开第二个石门，里面是一座汉白玉质地，彩色绘制的阿育王塔，颜色明动，高贵庄严，而在阿育王塔里面则是更加精美的鎏金铜浮屠，造型别致，堪称震撼。而且这鎏金铜浮屠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堪称国宝中的极品。

而围绕在阿育王塔周围的是铺了一地的唐代丝绸，五颜六色，旁边还有一个木箱，里面存放有武则天的簇金绣石榴裙，金光闪闪，鲜艳动人。

在阿育王塔后面是造型精美，巧夺天工的汉白玉灵帐，相传是唐代唐中宗李显遣人所制，灵帐后面是一只紫檀木箱，里面装满了大小瓷器，其中就有瓷器史上的神秘谜团---秘色瓷。

地宫开启之前，人们一直存惑，世上是否有秘色瓷，颜色到底是什么色？直到地宫发现后，人们才有了秘色瓷的认识。中国著名文物收藏专家马未都解释为“艾叶绿中闪灰”。

法门寺塔下地宫的重见天日，考古人员发掘的古代文物世所罕见，而且数不胜数，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的文献佐证，也堪称文物考古的里程碑，同时此次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人们传言，法门寺塔下有宝藏地宫，而且也为秘色瓷更加证实了它的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曹操在临终之前留下了对自己葬礼的遗嘱。这位乱世枭雄对自己的身后事要求不高，不需要遵循古制，葬礼结束之后臣子就可以将丧服脱掉，戍边战士正常工作，不得离开岗位。葬礼过程一切从简，入葬的礼服都只需要平常的服装。另外，为了打消后世盗墓之人的发财心思，他坚持不可陪葬一切金银铁铜之物。

曹操这般简朴的下葬方式，在当时的王公士大夫之中是有多另类呢？我们可以从晋书上找到答案——汉天子即位一年之后就已经开始筹划给自己修建陵墓，每年天下供奉的三分之一财富，一部分用来供奉宗庙、一部分用来宴请宾客，剩下的就全部用来修建皇陵。这种奢靡之风一直延续到了三国时代，皇族士大夫之间的厚葬之风是非常盛行的。

除了曹操要求薄葬之外，晋书之中还提到曹丕在称帝三年之后，还曾经下令将高陵上殿的大殿全部都破坏，为的就是遵从曹操节俭的想法。曹操薄葬已经让专家们称奇，毕竟这可是下令造了铜雀台享受的枭雄啊，死后真的愿意什么都不带吗？加上曹丕毁陵的做法，人们更是怀疑。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之中，儿子基本上不会对父亲的陵园进行拆除，毕竟这样对先者是不尊重的。

一直到安阳曹操墓被挖掘之后，专家解开了曹操墓葬之谜。曹操墓葬长93.4米，宽70米。陵园的整体规模并不算太大，和洛阳东汉帝陵墓相差甚远，可以断定曹操墓并非是按照帝王墓葬的规格建造的。

另外还有一点引起了专家的关注，高陵上面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建筑，这些建筑物的基槽和柱洞都还留着，但是地表却找不到废弃的建筑物的堆积，这就很奇怪了。如果是后人出于报复的目的摧毁了高陵上面的建筑物，那么没有理由将推到的墙体和柱子再花力气给挪走。如果是因为风吹日晒自然废弃的话，那么也不应该留有如此整齐的基槽和柱洞。

所以专家第一时间就排除了报复性拆毁，这似乎和曹丕当年为了彻底贯彻曹操的“薄葬”制度而拆毁高陵上面的建筑是相吻合的。作为儿子，将父亲陵墓上的建筑拆毁，应该不会任由这些建筑垃圾留在墓葬原地，而会进行系统地清理。专家后来观察到陵园上剩下的壕沟被人刻意用土掩盖，并且将填土仔细夯实，如果是恶意毁陵的话应该不会做到如此周全。

看来不仅仅是曹操不拘小节，就是曹丕也是一个随性之人。若不是考古发现证实，我们真的很难相信儿子对父亲做出毁陵园之事来。

这类匡正史观的重大发现，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下面这几个考古发现，更是具有别样意义：把曾经备受争议的古代中华文明辉煌，以无可置疑的完整遗址，生动呈现在世界面前。

1，甲骨文出土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一些挨打到迷茫的国人，更对中华历史文明产生深深怀疑。三千年前的中国殷商王朝，更在某些中外“专家”论证下，成了“西周史料里编造”的虚假王朝。某位近代崇拜者无数的“大师”，更是说出荒唐糊涂话：“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辉煌的殷商文明，就这样受尽质疑嘲笑。

但是，就是在落后挨打到悲惨的晚清年间，甲骨文的意外发现，终于给了这甚嚣尘上的论调响亮耳光。这些刻着商代文字的甲骨片，虽曾被误当做药材在药店售卖，却清晰记录了商朝的真实历史。一石激起千层浪后，越来越多的良心学者们，循着甲骨文的出土线索，终于锁定了商朝遗址的正确方位。20世纪20年代起的多次大规模发掘后，殷商王朝的宫殿墓葬文物，铁板钉钉的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对于那一段万马齐喑的岁月来说，一片沉默的甲骨文残片，牵出的一处震撼的殷墟，何尝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找回自己的寻根之路——这就是属于中华文明，足以提振每一代炎黄子孙自强信心的辉煌记忆！

2，广州秦汉造船遗址

比起秦汉时代国泰民安的盛世，吊打匈奴的辉煌，相对被后人看轻的，就是秦汉时代中国的造船水平。同时代古罗马的巨型战舰，在今天的欧美大片里还常见拉风。某些海外历史学者的演讲里，更常有“中国古人是农耕民族”“自古就不如欧洲人擅长航海”的怪论。但1975年，原广州儿童公园地段一处意外发掘的遗址，却足以把这怪论碾得粉碎：广州秦汉造船遗址。

这座建于秦始皇时代的船厂，是秦代至西汉中期时，南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有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基地等一整套流程。间距三米多的三个巨型船台，更能生产载重10吨以上的大型海船。现场更出土了铁钉等高技术含量物件。这不但是现存全球最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造船遗址，更有着领先同时代全球的造船工艺。

这个震撼发现，更印证了《汉书》里的低调记载，也正是从西汉中期起，汉帝国的大船低调启航，打通了中国东南至斯里兰卡的航海路线。美国学者杜普伊更由衷感慨：“（汉朝时）世界造船业的领先位置，落到了中国人手里。”

丝绸之路的辉煌里，不止有声声驼铃里，西出阳关的漫漫征途，更有从这低调的船厂起步，中国人劈波斩浪的骄傲足迹。

3，三门峡古栈道

近代许多西方学者，对汉唐历史的一大怀疑处，就是汉唐时代中国的发达程度。一个流传甚广的论调是：假如汉唐时代的关中地区，真要史料上记载的城市人口水平，那么以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关东和江淮地区的粮食，根本无力供应关中。特别是河床狭窄的三门峡地区，绝对不容大船通过。以很多海外“专家”的嘲笑说：“古代中国人想从这里用船运粮，除非从三门峡的山上翻过去。”

但1955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却确定了重大发现：没错，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就是驾船从山上翻过去的，凭的就是这个——三门峡古栈道。

三门峡古栈道，是自东汉桓帝年间起开凿的一条栈道工程，其连接三门峡与关中平原，全长六百二十五米，目的可不是为了通路，却是为了把大船拉过三门峡：整个栈道开凿在河岸两边的半山腰上，全是宽一米二高两米五的山路，侧壁有壁孔和木桩，搭成安全畅通的道路，纤夫们身绑绳索在栈道上拉纤。别管多么体魄巨大的船只，就凭这条“黄金通道”助力，都能漂亮翻过三门峡，傲然驶入长安！

西方学者眼中“不可能”的运输难题，就这样被中国的老祖宗们，以这个跳跃式的设计，外加领先世界的道路工程建设能力，精彩翻了过去。有条不紊的三门峡航运，就这样源源不断输血，撑起大唐盛世辉煌。

4，明代遵化铁厂遗址

中国明清年间，欧洲人一项傲人成就，就是高速发展的冶铁业。国内少儿历史读物上，常见绘制十五世纪时的莱茵河畔高炉。中世纪俄罗斯每年两千吨的铁产量，更常被西方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但比起同时代明朝呢？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中国的铁产量就突破了九千吨。之后在整个明代，铁产量都是高速飙升。明中期时山西阳城一地的铁产量，就甩开明初时山西全省产量七倍多。如此恐怖数字，常令西方学者怀疑：靠谱不？

幸好，现存河北遵化县铁厂东北角的遗址，足以证明这靠谱的强大：明代遵化铁厂遗址。

在明初的十三处官办铁厂里，遵化铁厂是绝对巨无霸：现存的七十二座冶铁高炉，比少儿课外书里常刷脸的中世纪欧洲高炉霸道得多。全是深一丈二尺的大家伙，每炉可装铁砂两千多斤，更有领先欧洲数百年的焦炭冶炼技术。铁厂鼎盛时，有工匠两千五百多人，每年产钢铁七十万斤以上。拥有强大钢铁产业的明王朝，这才凭着手中的“硬家伙”，从开国凋敝的国民经济里站起来，拼打出“远迈汉唐”的辉煌！

制造业对于民族的振兴有多重要意义？瞧一瞧遵化铁厂的铁炉遗址，追忆一下洪武盛世与永乐万国来朝，道理就很清晰。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一、怀疑黄帝不存在

怀疑黄帝不存在的，最有名的当然是所谓的“疑古大师”顾颉刚，他的口头禅是：

“西周时，人们只纪念大禹，春秋时，只纪念尧舜，战国时开始纪念炎黄，到了秦汉时，天皇地皇人皇都出来了”——“不对，肯定是假的”！

问：是吗？

答：不好意思，的确不是假的，是真的。

★齐国青铜器：《陈侯因齐敦》：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慕）克成。其唯因脊扬皇考，邵缍高祖黄啻（即黄帝），休嗣桓、文，朝昏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用。

铸这个铜敦的人，是战国田氏齐国的齐威王，他的祖先是原陈国的王族陈完，因被楚所灭而逃亡到了齐国，其子孙后来取姜齐而变田齐。

那么，陈国到底什么来历？

怎么会和黄帝拉上关系？

《史记·周本纪》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

周初建国之时，武王就按照上古礼制“二王三恪”寻找到上古先王的后裔——所谓“二王三恪”，是指新朝代替旧朝后，一般要遵守“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即要保留前朝的王室宗裔，并给予“宾候”爵位（仅次于天子的地位），以此让这些古之帝王/王朝的后人承认自己的地位。

如《史记》所述，武王分别分封了神农氏之后、黄帝之后、尧之后、舜之后和大禹之后，其中代表夏后氏后裔的杞国与代表殷商后裔的宋国为“二王”，黄帝与尧舜的后人为“三恪”。

又众所周知，舜是黄帝的后人，因此，陈国田氏直接追述他，而不是舜，恰好说了了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世系是正确的。

需要强调的是：“二王三恪”始于何时，已说不清楚，但是，有史可据，它是我国最悠久的礼制：

★这一制度的历久弥新与世代延续，为武王伐纣后仍然能找到夏朝后裔提供了侧面的有力旁证。

《陈侯因齐敦》的发现，和对史籍的印证，证实了黄帝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顾颉刚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在山东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中有一篇亡佚的《黄帝伐赤帝》，内中记载的故事与《史记·五帝纪》里关于黄帝征战的记载，也能够互相印证。

二、怀疑大禹是虫或不存在

“《说文》“禹，虫也，从厹，象形。”“兽足蹂地也。”禹故是虫也。——顾颉刚

对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专门写文讽刺顾，那么，到底大禹是不是虫？

遂公盨，西周中期偏晚铜器，底部有98字铭文，经破译为：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寡 顾 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这是考古学上第一次“发现”大禹的踪迹和大禹治水的考古记载。

事实证明了，“疑古大师”顾颉刚又是无的放矢，蜀犬吠日。

★另外，还有一例更加强力的证明：

《秦公簋》，春秋时器，应为秦襄公物。

襄公，秦国开国君主也。

铭文：

秦公曰：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獶。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刺刺(烈)桓桓，迈民是敕。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 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严御各，以受屯卤。多厘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有四方。宜。

“禹迹”，对照《尚书》查实，可知就是九州，是指大禹治水及治理过的地方。

因此，“鼏宅禹迹”，就是说明秦国的开国君主秦襄公完全认同大禹的历史。

周人制器，疑古派还可以用万金油招牌——“姬周，不可信也！”。

好，那这回不遵周礼又不遵儒的秦人所书，可信了吧？

安阳殷墟以及妇好墓的发现。

殷墟作为晚商都城，它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在殷墟被发现之前，咱们说夏商周，人家歪果仁是不承认夏商的，因为夏商的存在只是你历史书上的记载。

历史这东西就这样，没有被证实之前，谁都可以怀疑它的真实性。人家怀疑你，你还只能硬着头皮接，你没实物驳倒人家的怀疑。

史书里的只言片语，还好被殷墟证实，被甲骨文丰满。

而妇好墓的发现，不仅使得殷商文明进一步丰满，还使他有血有肉有人情味儿了。

这个史书里连个逗号都没有的女人，终于在甲骨文里被大量记载。人们只是好奇她的存在真实与否，然后呢，妇好墓的发现就直接证实了她的存在。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儿。

2013年的一次考古发现，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浮出水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一座单室砖券墓，该墓坐北朝南，水平全长36.5米，深10.1米。由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第4、第5天井与第5过洞及甬道被大范围扰动，壁龛开凿于第3、第4过洞两侧，未被盗扰，形制和出土物皆保存较好。

甬道内放置墓志一合，盖题“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青石质，正方形。志石高、广皆74厘米，厚15.5厘米。划细线棋格，阴刻正书32行，满行33字，共计982字。

这就是上官婉儿墓志铭，翔实的内容揭开了一段历史公案，证明李隆基撒了谎，后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上官婉儿是被李隆基杀死的，理由是她与韦氏集团和安乐公主沆瀣一气，是同伙。甚至出现上官婉儿和韦氏共享情人的说法。但是历史记载上官婉儿曾经与太平公主共同起草遗诏，立李重茂为太子，让李旦辅国，以平衡韦氏集团和李氏宗室之间的平衡，限制韦氏集团的非分之想。于是有人怀疑，上官婉儿是后期从韦氏集团改投太平公主一方，也有人怀疑，上官婉儿根本就不是韦氏集团的，李隆基杀他是因为上官婉儿是支持李重茂的，阻碍了李隆基篡位。不过这些说法都是根据史料猜想，并没有可靠证据。

上官婉儿墓志铭出土后，这一历史谜团终于揭开，上官婉儿根本不是韦氏集团的人，而且是旗帜鲜明的反韦氏集团者，曾多次进谏中宗李显，企图阻止韦氏集团的阴谋，为了阻止废掉太子，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甚至以死相谏，金殿饮鸩自杀，后经多方抢救，才勉强保住性命。

上官婉儿是唐中宗李显的昭容，昭容属于九嫔里位置比较高的，仅次于贵妃，上官婉儿能够以死相谏，证明他对李显是很忠诚的。李显被毒死后，上官婉儿能够参与草拟遗诏，证明它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上官婉儿墓志铭的出土，是此前的怀疑变成历史事实。上官婉儿真的不是韦氏集团成员，他的被杀基本可以肯定是因为她忠于李重茂，对李隆基篡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