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常见的艺术形式,这幅对联应该作于清末甲午海战之后,此联是“嵌名”联,上下联各自说了一个人物,“宰相”是指军机大臣李鸿章;“司农”是指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
当然宰相和司农都不是清朝的正式官职,而是约定俗称,自从明朝之后,中央就不再设置丞相、宰相,但从雍正朝开始设置的军机大臣,从地位上实际上相当于宰相的位置,比如李鸿章,当时的官职是文华殿大学士(一品)、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不折不扣的“宰相”;司农是上古职务,在明清时一般代指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而翁同龢虽然只是协办大学士、参赞机务,但却是户部尚书,此外他“两代帝师”的身份无疑更为显赫。两人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京官领袖。
再说后边的“合肥”和“常熟”,其实也有所指,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翁同龢则是常熟世家,而古代时很多人会以姓+“地名”来尊称别人,比如袁世凯称“袁项城”、段祺瑞称“段合肥”……
所以此联从形式上看,前四个字分别代指李鸿章和翁同龢,而“天下瘦”和“世间荒”,寓意不言自明了,李鸿章是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但对于当时的国事、朝政,他其实有心无力;而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也只能说是理财乏术,清末财政深陷危机,一大半是外困,有一小半也得记到这批庸官身上。
当然再往深里说,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来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后人回忆19世纪末的甲午海战,李鸿章固然要负责,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处处掣肘,也非善茬。
在我们之前的主流史书中,对于辅佐光绪推动戊戌变法的翁同龢是持比较正面的评价,但其实不然,这伙计公允地讲,也就是志大才疏、私心很重。
先说甲午海战,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老婊子慈禧太后把原本用于北洋舰队军备的预算拿去造颐和园、祝寿,才导致北洋舰队毫无准备而落败,其实呢,这慈禧固然有错,翁同龢也不是那么清白,因为当时克扣北洋舰队经费、攻击最烈的,正是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甲午海战的失利,相当一部分板子,要敲在这伙计的身上。
再说,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攻击,也不像左宗棠和李鸿章“陆海之争”那么公正无私(左宗棠收服新疆实有大功,也不能说李鸿章力主弃新疆就毫无道理,双方各有立场)。翁同龢对李鸿章其实是公报私仇,这中间又扯到两人的一段旧怨。
还得说回到清军平太平天国、捻军之乱,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曾任安徽巡抚,但他在奉命围剿捻军的时候,处置叛将苗沛霖(对,就是两面三刀、暗算陈玉成的那位)不利,当时主导整个平叛事宜的曾国藩在如何处置翁同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当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于是提笔代曾国藩写下奏章——“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简单翻译就是:“搞倒翁同书”是皇上分派给我的工作职责,不搞那是我的失职;相信皇帝不会因其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
这样的笔锋,让曾国藩大为赞赏,而皇帝更是觉得不办翁同书没法交代,于是翁同书就倒了霉,一审被判死刑,后来被流放新疆。而翁家与李家就此结下了梁子,相互倾轧到死也没停止!
所以到了甲午海战前后,这种倾轧到达巅峰。尤其是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之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申请预算,屡屡被翁同龢驳回,自从光绪14年后,北洋舰队就没添置过军舰……
而甲午海战前夕,深知本方家底的李鸿章力主求和,这会儿翁同龢则是背地里下刀子,连同光绪皇帝严令北洋水师与日军决战,但这会翁同龢的主战,可决不是为了国家、前途考虑,他最想要的就是搞倒李鸿章……当然求和也不见得是对大清国最有利的选择,但决一死战,还真不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再到后来,慈禧+李鸿章和光绪+翁同龢的“后党”、“帝党”之争,算是丧权辱国的晚晴一个不那么显眼的旋律。只可惜,政客们相互攻击,最终伤害的还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所以,拟这幅对联的人,也算是看的清楚,李鸿章和翁同龢,俩人都不是啥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