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火枪刚出现时弱于弓箭，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坚持使用？其二是中国人为什么放弃？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晚唐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最早的火药武器，到了宋代现代火枪、火炮的雏形开始出现，女真、蒙古在同宋朝的战争中也逐渐掌握了火药的生产制造技术，通过蒙古西征和丝绸之路贸易火药逐渐流传到中东和欧洲。到了明代终于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在大明建国十年后出现了“凡军一百户，铳十”的明文规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明确规定明军的日常训练科目为：五分习刀剑，三分习弓弩，二分习火器。尽管此时明军还是以冷兵器作为主要装备，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军装备了火器，这意味着火器在明军之中已不是零散的临时性装备了。朱棣迁都北京后组建了拱卫京师的三大营，其中的神机营就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部队，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朱棣五出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的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冷热兵器屡屡得手。
最早传到欧洲的火枪是火门枪——这是一种使用方法极其繁琐的火枪：使用者先要把一些黑火药从枪口处倒入枪管底部，然后再把子弹从枪口塞入枪管，接着还要用一根通条把子弹和火药捣实。因为要把子弹从枪口处塞入枪管，所以子弹的直径就必须小于枪管的口径，这就导致大量的火药气体从枪口处流失从而大大的影响了火门枪的射程和杀伤力。也因为要把子弹从枪口处塞入枪管，所以火门枪的子弹大多都是质地柔软的铅弹。在把子弹和火药捣实之后士兵们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少许火药倒在一个叫火门的小火药池里，这也是火门枪名字的来历。这个叫做火门的小火药池通过一个小孔与用来发射子弹的发射药相通。然后士兵们再点燃一根捻子或用一根灼热的金属丝或用烧红的木炭将火门里的火药引燃，火门里的火药爆炸后所产生的大量高温气体迅速引爆发射药，从而完成一次射击。事实上在命悬一线的战场上等完成如此复杂的一套设计流程之后是没机会开第二枪的。即使是当时最为训练有素的士兵一分钟也发射不了一颗子弹，而这颗子弹的射程也只有一百多米！一百多米的距离对高机动性的骑兵而言几秒钟就到了，步兵也只需要半分钟。因为火门枪没有准星，也没有膛线，这样射出的子弹当然不会有什么准头。如果碰上刮风下雨导致火药受潮，那么火门枪就只能当烧火棍用了。
正因为火门枪在点火与瞄准上存在诸多问题，于是欧洲人又发明了火绳枪。火绳枪就是用一根缓慢燃烧的绳子来代替火门枪手手中的灼热金属丝和木炭。火绳枪手在扣动扳机后一根缓慢燃烧的绳子就会迅速下落点燃火门中的火药，从而完成发射。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但却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由于扣动扳机与击发子弹几乎在同时完成，火绳枪的出现第一次使得精确瞄准成为可能，相应的在枪管上也就出现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当西班牙殖民者手持火绳枪出现在美洲新大陆时印第安人看到自己的士兵一个个在西班牙士兵的火绳枪下中弹身亡，无不魂飞魄散，以为西班牙人有神相助，一时间斗志全无。大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抵达广州。舰队为向中方表达敬意而按欧洲礼节鸣放礼炮，却被当地官府和人民误以为是开炮滋事。尽管后来经过一番解释之后误会消除，但葡萄牙人还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关注——当地官员为此登上葡萄牙舰船视察。根据当时广州官吏给朝廷的奏报以及他们留下的私人笔记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绳枪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其为“鸟铳”——意思是说就连天上飞的鸟儿都打得中！尽管如此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火绳枪每两分钟也只能发射三发子弹，比起弓箭的发射频率低多了，两者的射程也差不多。那么为什么火绳枪没有被弓箭取代呢？
这是因为如果要让弓箭达到比较远的射程就要用很大的力气拉开弓弦，而且由于欧洲没有复合弓，只有单体弓，为了达到较远的射程只能把弓做很长。最著名的英格兰长弓一般都有1.5米，最长的竟然达到1.8米。这就使古代欧洲对于弓箭手的要求很高，不但要个子高臂展长而且臂力要大。在古代人们普遍营养不良的条件下选拔合格的弓箭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弓箭手入伍后还要专门针对他们进行臂力的训练，这一切都使培养弓箭手的成本大大增加。火绳枪的射程和发射频率虽然都不及弓箭，但培养火绳枪手的成本却大大低于弓箭手。随便一个智力正常的农民经过一天的培训就能上阵杀敌了。相较于弓箭的远程射击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刻苦训练，火绳枪在大量装备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方面更有成本优势。当时的欧洲和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而欧洲却长期处于封建采邑制度之下，对封地资源有限的欧洲封建贵族而言：尽管一名神箭手的战斗力强于一名火枪手，但培养一名神箭手从而使弓箭的实战能力得到最大化发挥却需要付出相对巨大的成本，而火枪手尽管战斗力不高，但成本的相对低廉使其完全可以通过人海战术实现质量不够数量凑，反正在当时的 贵族阶级眼中农民的生命不过是低值易耗品。
尽管火枪相比弓箭成本低廉，但毕竟客观上存在诸多问题，于是欧洲人在火绳枪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燧发枪：燧发枪就是用一块可以摩擦生火的燧石代替了火绳。使用燧发枪时士兵只需轻轻扣动扳机，一个带有弹簧的击锤就会猛击燧石，燧石摩擦起火点燃火门中的引火药，从而完成射击。燧发枪相较之于火绳枪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但能够随时击发，而且也不用担心火绳受潮等问题，这样一来火枪的作战效率大大提升。那么同一时期中国的火枪技术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事实上就火枪本身而言：从未被中国人放弃过，不过相比同时期的欧洲而言：中国的火枪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6世纪以后欧洲的火器技术后来居上，尽管此时在整体国力上明朝仍强于西欧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尽管在美洲、非洲可以横行无阻，却屡屡败于明军之手，然而明朝方面并没被这一次次的胜利冲昏头脑——每次战斗后明军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图做到知己知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明军发现西洋火器的威力已日渐赶超乃至在某些性能方面已然超越明朝火器。对此当时的决策层没以天朝上国的架子将其斥为“奇技淫巧”，而是认真研究仿制。此后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及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国产火器和仿制火器大显神威。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及其继承者满清尽管是以弓马骑射起家，但在同明军的交战过程中也逐渐掌握了火器技术。1636年皇太极为解除伐明时的侧翼威胁而东征朝鲜。本来朝鲜也是以弓箭作为主战兵器的，火器装备相当落后。但在经历了壬辰抗倭战争后朝鲜的火器迎来了大发展时期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就曾征调朝鲜火枪手助阵，而那时后金八旗军尚不知火器的确切威力，更不用说仿制了。然而在1636年的战争中朝鲜人赫然发现：八旗军不仅已成功仿制了明军的火枪，甚至也已拥有最新式的红衣大炮并能组织起持续几天几夜的猛烈炮击。
从1592年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爆发到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军备竞赛：先是朝鲜战场上明朝、朝鲜、日本三国的各种新式火器纷纷登场亮相；继而后金八旗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接着荷兰人入侵澎湖、台湾并与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者爆发混战；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1683年施琅平定明郑政权；1685年—1688年清军对占领雅克萨等地的俄军发起自卫反击；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百年的战火历练中各种新式武器都在这一地区轮番上阵，应该说直到1690年清朝的火器技术仍处于上升发展过程中：在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准噶尔军队“以万驼缚足卧地”组成“驼城”，“士卒于垛隙发射矢铳”；而清军则“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垒，声震天地”，至此以后清军的火器就给准噶尔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阴影。然而清朝的火器发展大致就以1690年为界出现了断层：这时的清王朝已平定三藩、台湾，沙俄和准噶尔的威胁也被削弱。在统治者看来天下已然承平——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说在此前近百年战争中明军、清军的火器发展是在一次次实战中历练出来的，那么在1690年之后近百年时间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对安宁平静的岁月，统治者开始满足于这种天下承平的盛世景象，同时又不失时机推出了闭关锁国之策。从此清政府对外国火器技术的发展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主动邀请乾隆皇帝的爱将福康安检阅英国最新式的火器部队操练时却被一口拒绝。尽管康熙年间的火器大师戴梓发明了新式的连珠铳，却被清朝统治者出于防备汉人的目的而未能流传开来。
清朝火器的发展停滞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不过就此认定清朝的火器不仅没发展，甚至倒退回了冷兵器时代就属夸大了：1758年乾隆帝命宫廷画师郎世宁描绘了自己在1739年于京郊南苑举行阅兵式时的情景，这幅作品被称之为《大阅图》——图上清晰反映出清军的火器阵列已达到17世纪古斯塔夫改革后的水平，交之明末孙承宗的“车阵”无论是火器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相当的进步。1766年又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四人绘制了《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从中也能看出：清军、回部和准噶尔均大量使用火器。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中可以看出：清军在和大小和卓的叛军对峙过程中双方均已掌握三段式连续射击战术。在《平定伊犁受降图》中叛军跪在清军的马前，双手奉上的不再是冷兵器，而是火绳枪。但我们仍需注意到：这时已是18世纪晚期，但从这些作品中反映的战争场景来看：清军的火器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17世纪的水平，也就是说自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之后清朝的火器装备几乎就没再经历什么大的发展。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会一直不断在火枪技术上进行钻研，而中国人却在同一时期止步不前呢？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洲火枪技术的进步是歪打正着——在当时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看来：火枪尽管威力巨大，但由于不能连续击发和射击精度不佳使其实际作战效率还不及弓箭，欧洲人之所以执着地发展自己的火枪技术倒也不是看出了这种新式武器未来的巨大潜力，而是因为当时培养火枪手的成本大大低于培养弓箭手的。这对当时封建采邑制度下的各国君主、领主而言其实是一种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拥有数量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因此以当时的眼光看来大力发展火枪技术是不合算的，毕竟在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种新式武器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有可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发却一无所获。自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之后的百年间中国处于安定承平的状态也使当时的清政府缺乏发展武备的迫切需要，在当时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清政府对欧洲的发展根本一无所知，也会因为欧洲火枪技术的进步而感受到威胁；然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却一直在战斗：欧洲各国之间在作战、各国国内的贵族领主在作战、欧洲国家同殖民地人民在作战，甚至在开拓美洲新大陆的荒原时欧洲人还要和野兽作战，这就迫使欧洲各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