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债主,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被叫做“六一汉”),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他废除了地产债和农奴制度。但是没有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他把居民按照他们每年的收入分为四个等级,从大地主和大商人(最高等级即第一等级)到小农和雇佣劳动者(第四等级)。因此他建立了金权政治。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高的政治权利。
依靠财富而不是出身来获得政治权利。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穷人也第次获得了发言权。由执政官召集和领导的公民大会,负责处理外部政治问题。此外公民大会每年选举9个执政官(从第一等级选出)并设立400人会议(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400人会议接受公民大会的提案,领导政府事务,而且还是上诉庭。梭伦的改革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如果你知道梭伦改革之前，在雅典懒惰的人是要被判死刑的，那相信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梭伦改革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当然梭伦改革的意义和内容远不止如此。
在了解雅典的民主之前，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一个概念，那就是雅典的民主绝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完美，原因很简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民主是“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如果你不是贵族，你只是平民甚至奴隶，那么对不起，这个民主与你无关。
所以作为梭伦改革的主角——梭伦，就是贵族出身的。与一般贵族不同的是，这个梭伦经历了家道中落，所以他比较同情平民，反对贵族专政。后来呢，随着梭伦立功，他成为了雅典的执政官。
梭伦在进一步成为首席执政官以后，开始着手改革。在经济上，进一步促进工商业。政治上，把雅典人按照财产的多寡分成了四个等级，打破了原来的贵族世袭制。此外还设立公民大会，并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其常设机构，有点类似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于全国人大。然后还设立陪审法庭，让权力又重归于法治。
以后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就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比如克里斯提尼的陶片放逐法、五百人会议，就是四百人会议的升级版；又比如伯里克利，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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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王政时代结束以后，进入了贵族共和时代，氏族贵族不仅在政治上包揽所有官职，在司法上也可以任意解释法律，为自身的利益服务，而且还在经济上用高利贷等手段，进行土地兼并，导致许多欠债的平民失去土地，甚至以自己及家人的人身作为抵押，于是债务奴隶制盛行，很多人被卖到国外。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公元前594年，平民准备进行暴动，推翻贵族统治，内战一触即发，在临危之际，梭伦当选执政官和仲裁者，组织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全面进行社会改革。
梭伦虽然出身贵族，但是同情平民的遭遇，早年曾经外出经商，见多识广，饱读诗书，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他颁布的法律用诗句写成，刻在木板上公布于市场：
1.减负令，废除一切公私债务，奴隶重获自由。
2.按照财产重新划分等级，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设立新的政府机构，400人议事会，核心的司法机构，民众法庭。
4.打破轻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传统观念，鼓励外邦技术人员定居雅典。
梭伦的改革对雅典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债务奴隶制的废除是雅典的小农经济，和公民团体得以稳固，为城邦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按照财产划分等级，在从前的血缘标准上引入全新的财产因素，极大的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提高了普通平民的政治地位，增强了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新创立的国家机构是雅典向民主政体的建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梭伦因此被誉为——雅典民主政治之父。
3.他的改革采取了与斯巴达完全不同的措施，因地制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为雅典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