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军事实力并不是一直很强的，事实上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也曾出现过都城六失、天子九逃的惨象。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无不经历由弱到强又由盛转衰的过程。既然题目问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有多强，那就重点谈谈唐朝前期军事实力的强盛吧。
唐朝开国之初就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太宗李世民杀死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让位于自己。然而就在他即位刚十二天的时候东突厥十万大军由颉利可汗亲率一直进击到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城下饮马渭水。这时的李世民选择了忍辱负重——拿出国库所有积蓄贿赂颉利可汗，与此同时自己亲赴突厥大营求和，然而即使在此时他也依然坚持绝不放弃长安城。尽管是前来求和，但当他单枪匹马步入突厥营帐和颉利面对面谈判时颉利被震慑住了，不久突厥退兵，但这件事被李世民和他的臣民视为国耻牢牢铭记。仅仅只过去了三年李唐王朝就联合反对颉利可汗的各部族向其发起全面的战略报复：唐军名将李靖率3000玄甲军冒着严寒天气长驱直入，闪电般地进击突厥老巢定襄，迫使突厥颉利可汗连夜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率领玄甲军紧追不舍，加之唐军李勣所部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再次将突厥军队重创，颉利可汗在走投无路之下提出投降。自此大量突厥人开始自动内附，突厥血统从此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盛唐时期五品以上的突厥籍武官多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五品以上武官的一半。公元630年东北和西域各部族纷纷要求内属大唐王朝，各族首领齐聚长安，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也是在这一年孤悬海外的倭国向大唐帝国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
十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军出讨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此时的高昌王麴文泰打定主意和大唐对抗到底——他表示：‘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他还对自己的大臣分析道：自己曾亲自前往长安、洛阳朝见隋、唐两朝天子，如今河西之地不复隋时兴盛，市井萧条。唐军若来，兵少，我们自能抵挡；若是兵多则后勤势必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麴文泰说的也是事实——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正处于贞观之治时期，但就繁荣富庶的程度而言其实尚不及隋朝。问题是麴文泰低估了李世民的决心——高昌遥远的地理位置固然给唐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巨大的难题，然而他似乎忘了类似的问题在当初唐军灭东突厥时也曾出现过，可结果唐军解决了补给的问题并成功消灭了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唐军兵临碛口，西突厥援军不至，惊惧无计的麴文泰病发身亡。随后其子麴智盛，这位高昌新王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唐军投降。这次唐朝没有将高昌故地设为羁縻州府，而是完全效仿中原内地设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汉代开拓西域虽标志着西域纳入中华版图，但是以西域都护府的名义，李世民完成了中原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设置郡县的壮举。至此大唐王朝已先后取得针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龟兹等国的军事胜利。
公元647年唐太宗命时任右率府长史的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率30余人出使天竺，同时拜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看望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然而大唐王朝并不知道此时天竺国内刚发生了一场动乱：称霸中印度的戒日王尸逻逸多已死，随即那些原本被戒日王尸逻逸多征服的地方割据势力进行了新一轮的角逐，最终帝那伏帝（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王阿罗那顺篡位。阿罗那顺不知是贪图唐朝使团的财物，还是听信谗言以为唐朝将对自己不利，总之他派兵劫杀唐使，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成为了天竺人的俘虏，而使团其他成员则直接被杀死。按说王玄策和蒋师仁两个人再怎么着也拿身为一国之君的阿罗那顺没辙，现在连小命都捏在人家手里还能翻得起什么浪？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实在是充满戏剧性：在戒日王的妹妹拉迦室利公主的帮助下二人成功脱身。如果此说属实，那就证明尽管阿罗那顺篡位成功，但戒日王的家族依然在天竺有相当的权势，甚至不排除这种可能：戒日王家族打算借助唐使的力量对付阿罗那顺以便自己重新上位。遗憾的是印度古代对修史并不太重视，今天关于印度的很多历史资料其实都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上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的记载，所以现在已很难说清阿罗那顺篡位后和戒日王家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王玄策和蒋师仁逃了出来是不争的事实。对大难不死的王玄策和蒋师仁而言摆在眼前的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其一是逃回大唐将自己的遭遇如实上奏，请朝廷定夺，然而他们却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而是选择了另一条看似走不通的道路——二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来到吐蕃以大唐使节的名义求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他们一开始的出使任务之一，不过现在除了看望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并转达唐朝方面睦邻友好之意外，王玄策正式以大唐使节的名义向松赞干布借兵。松赞干布借给了他千余人马，此时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泥婆罗国（今尼泊尔）正与吐蕃友善，于是也提供了7000人马。王玄策和蒋师仁再以大唐的名义传檄附近的大唐藩属国，最终得到万余人马。王玄策与蒋仁师合兵一处，遂自命为行军总管，命蒋师仁为先锋，大张旗鼓地直扑天竺。在经过三天的战斗后茶镈和罗城被攻破，天竺兵被斩首三千余级，另有大约万人落水溺毙，被俘者一万一千。阿罗顺那逃到东天竺，请求东天竺王尸鸠摩派兵增援。王玄策、蒋仁师丝毫不给他喘息之机——再次击败阿罗顺那残部。阿罗顺那逃至恒河边，蒋师仁率军追到并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随后阿罗那顺余部跟随阿罗那顺的妻子在乾陀卫江抵抗，蒋师仁击败他们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至此灭亡。由于东天竺曾援助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灭东天竺。东天竺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王玄策谢罪，表示臣服大唐帝国。迦没路国也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就这样王玄策这个原本一个区区七品县令、文官出身之人成功实现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上演了一出大唐版的《战狼》。
公元649年7月10日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归附唐朝的边疆各部族酋长们按他们的风俗习惯割破自己的面颊祭奠李世民，突厥籍的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提出要自杀殉葬以卫陵寝。然而唐王朝的辉煌并未随着李世民的死亡而黯淡下去：就在唐高宗李治继位不久的永徽元年（公元650年）9月唐将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次年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7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8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永徽三年唐军在牢山之战中大败贺鲁军，一时间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并遣使入贡。至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遣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西突厥可汗沙钵罗逃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后被唐军擒拿，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李治以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至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就在大唐帝国蒸蒸日上之际帝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半岛吸引了李治的注意力：曾令其父皇李世民和前朝杨广头疼的高句丽联合百济向新罗发起进攻，遭受重创的新罗向大唐遣使求救。恰巧此时大唐西北的西突厥又和大唐发生冲突，忙于西北战事的李世民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警告。百济对大唐的警告置若罔闻：不仅又攻占了新罗十几座城池，还断绝了向大唐朝贡。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百济重新遣使向唐朝进贡，然而李治已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大为光火。李治给百济国王下发诏书称：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勿谓言之不预也。尽管这份诏书的措辞已相当严厉，但百济朝廷并未将其当回事——在他们看来：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连隋炀帝、唐太宗都未能平定的高句丽；而海路方面：今天的黄海在当时看来几乎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依然我行我素的百济于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与高句丽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自知不敌的新罗只得再度向大唐帝国求救。
唐朝这次已不打算再警告百济和高句丽，而是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在这场战斗中唐军大破高句丽军队，杀获千余人，但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新罗的危机并没解除。其实此时的唐朝也有难言之隐——太宗晚年就已爆发的和西突厥的战争还在继续，唐朝无法全力应对东北战区。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初二唐军在苏定方率领下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缓和下来，这使李治得以将苏定方的军队调往东北和高句丽、百济对阵。公元660年5月刚于四个月前在西北战胜西突厥的苏定方率部渡海向百济发起进攻，并于6月下旬抵达今天的仁川附近。与此同时新罗国王金春秋亲自率兵出京城（今韩国庆州），最终成功和作为友军的苏定方部在仁川附近回合。苏定方和新罗太子金法敏约定：唐军由海路，新罗军由陆路分头进发，于7月10日会师合围百济都城泗沘。面对十八万唐罗联军，慌乱中的百济朝廷临时匆忙组织起力量在白江口处和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击。苏定方顺利击溃前来阻击的百济先头阻击部队，在距离泗沘城数十里的地方与百济主力部队展开角逐，唐军大破敌阵。新罗军方面一度进攻受阻，导致其与唐军会师的时间比预定晚了两天，引起苏定方大怒。不过这一历史细节并没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两军回合后开始部署阵地合围泗沘。第二天即7月13日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弃城而逃，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机自立为王。扶余泰只是百济王族中一名普通王子，并非太子，太子扶余隆之子扶余文思此时尚在泗沘城内，他担心扶余泰对自己下手。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扶余文思率先缒城向唐军投降。四围重兵压城之际国王扶余义慈弃城而逃、太子之子扶余文思率先投诚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时间百济方面降将如潮。扶余泰被迫率领文武百官请降，百济都城泗沘陷落。7月18日逃到熊津城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的部队请降。自3月10日唐高宗李治下发远征百济的诏书到8月12日平定百济的捷报传回大唐京城前后五个月时间内割据海东近五百年之久的古国百济就灰飞烟灭了。
然而在百济国王扶余义慈投降后百济旧地先后涌现出几支反叛力量：他们退守南部的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附近）等城，或与唐军和新罗军形成静态对峙局面，或频繁进行小股骚扰。叛军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为首的兵民合体势力。这本是一支不该出现的叛军——黑齿常之在百济朝廷投降后也率部投诚并前往泗沘城向唐罗联军送款。然而苏定方在战胜后放纵士兵劫掠，引起民愤。黑齿常之在惧怕之余利用当地民意率十余名亲信遁归本部，纠结亡散，形成以任存山区为基地的军事堡垒。他们结栅自保，旬月之间收留了百济残众三万余人。8月26日苏定方遣兵攻打，因任存山地势险要，唐罗联军没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进展。从黑齿常之战后初期的投诚行为来看：他并没太强的反叛野心；从他此后的军事动作来看：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于固守任存山，并没对唐军发起主动进攻。这实际上是一支处于观望中的兵民杂糅力量，如果唐军能成功平定其他叛军，这支军队会主动归顺。另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则相对棘手：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称领军将军，鬼室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诱各地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这股势力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内）并在泗沘城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试图围困泗沘城里的唐罗守军。与此同时这支叛军还向日本寻求援助，于是日本方面授予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织冠阶并将一名日本贵族女子许配给他，随后又正式册立其为百济王，派出日军五千余人、战舰一百七十艘护送其返回百济旧地，由此日本加入到干预百济战事的活动中。百济叛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僧人道琛和鬼室福信眼中从日本送回的扶余丰仅仅只是作为王室的代表以加强队伍的影响力、号召力，他们自然不愿分权给扶余丰，而道琛和鬼室福信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这时作为大唐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刚赴任百济的刘仁轨利用百济叛军内部的矛盾向道琛和鬼室福信陈说利害、慰谕招降。道琛不愿就范，鬼室福信便杀害了支持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道琛和尚，转向背叛扶余丰的一边，并密谋将之杀害。扶余丰也早已开始猜忌鬼室福信，于是公元663年6月在日本协助下拘捕鬼室福信并将其处死，自此百济残军的指挥大权完全落在日本册封的百济王扶余丰手中。百济叛军的内讧给唐军的军事部署创造了条件：又一支唐军在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和刘仁愿、刘仁轨部会师。作为盟军的新罗军队在其太子金法闵率领下也在七八月之交顺利和唐军会合。这时众将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绝大多数唐军将领打算先攻打作为水陆交通要冲的加林城，而刘仁轨始终坚持绕开沿途一切水陆重镇直捣敌巢周留城，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孙仁师、刘仁愿以及作为同盟军的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向加林城进发；刘仁轨则与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越过加林城，直击周留城。刘仁轨部行至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时与四倍于己的倭国百济联军遭遇。宽阔的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倭国水军利用自己大小船只兼备，小船行动便捷的优势在不到入海口的狭小区域内对唐军发起主动攻击，以避免唐军战舰出海后发挥船大的优势——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非常高超：能造出几层楼高、上下能跑马的楼船，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航母，相比之下倭国战舰则简陋得多。刘仁轨以大船布列外围，将日军小船死死拒之阵外。倭国兵将甲胄质量极差，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初战失利的倭国先头部队被迫现行撤退。次日万余倭国援军抵达战场，倭国水军的兵力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此时的日本刚从原始部族进化为国家，此时的日本皇权还远远做不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日军各路将领几乎都是日本国内的世家贵族，平时谁也不服谁管，再加入日本扶植的百济王扶余丰也不愿意完全当日本人的傀儡，所以他的部队也自成一家。此时这些互不统属的部队自以为自己人多势众，于是在没对战区水文情况和对方列阵情况作出任何分析的情况下一窝蜂冲了上去。尽管日军的行动是盲目的，可兵力上的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刘仁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命令主力舰队后退收缩，而令侧翼舰队迎战敌方主力。好在唐军久经战阵，比起日军这种以前只有和原始部族作战经验的菜鸟（日军之前的打仗基本和打猎差不多）在协同作战素质上高出不止一个档次——两翼舰船利用相对靠前的局面同时先中央收拢，本来进行主动冲锋的日军很快发现自己已陷入唐军大船的包围中。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他见日军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于是唐军火箭齐发，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最终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这场大唐高宗年间的中日战争是两个千年历史上的首战，应该也是中日历次战争中日军最大规模的投降，是历次中日战争中赢得最为干净利落的一仗——之后无论是万历援朝战争、甲午战争，还是抗日战争，无论最终谁赢了，对双方而言都是打得异常艰苦，而这次刘仁轨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抗日将领彻底完胜日军，之后800余年日本再不敢窥视中华。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唐的国力空前鼎盛——这时北方草原上的老对手突厥早已不是什么重大威胁了，相反突厥可汗几度向唐朝求婚，然而别说货真价实的大唐公主了，唐玄宗甚至连册封某个宫女一个公主名号送给突厥都不肯。就在突厥日益走下坡路之际西部的吐蕃和阿拉伯势力却悄然兴起，随即与唐朝在西域地区展开争夺。这时唐朝在西域的战略主要是依托安西、北庭（治金满，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所辖各军镇号令当地土著，或攻或守，不断巩固和扩大控制区域。吐蕃则联合突厥汗国和突骑施部落同唐军争夺安西四镇及北庭一带。随着突厥和突骑施的日益衰落，唐蕃争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南地区。葱岭上有两个国家：定都孽多城（今吉尔吉特）的小勃律，相当于现在的克什米尔西北部一带；定都巴勒提斯坦的大勃律，相当于现在的克什米尔中部一带。这两国一直夹在唐和吐蕃之间：时而归附唐朝，时而归附吐蕃。小勃律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因此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二十余国。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察连续三任大唐安西节度使都曾派兵讨伐，却都因吐蕃的干涉无功而返。
当阿拉伯帝国崛起后阿拉伯铁骑逐渐进入葱岭以西，灭亡波斯，占领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由此西域地区形成了唐、吐蕃、阿拉伯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彼此忌惮，不得不寻求两方的联合来对付第三方，于是时而唐与阿拉伯结盟对付吐蕃，时而吐蕃与阿拉伯结盟以对抗唐朝。公元740年前后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内乱，暂时无力干涉西域事务，于是吐蕃成为大唐在西域最强势的竞争对手。而小勃律作为吐蕃的卫星国显然适合拿来练手，也可以借此打击吐蕃势力的扩张。于是高仙芝成为了大唐第四个被派去征讨小勃律的将领，皇帝派来的内侍边令诚作了监军。农历4月份唐军从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库车）出发，这显然是高仙芝凭借经验做出的选择：帕米尔高原气候条件恶劣，只有夏秋两季稍稍温暖些。高仙芝的政府军数目为步骑一万人，按旧唐书的说法：当时步兵都有私马——也可从这个侧面看出唐军的强盛，因此可算作是一万骑兵，再加上行军途中疏勒（喀什）守捉使赵崇玭、拨换守捉使贾崇瓘、以及护密国、识匿国等大唐附属国军队的加入，最终总兵力大约在两万人左右。这支远征大军整整走了一百多天后到达了特勒满川（今天的瓦罕河）——这里就是今天连接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瓦罕走廊，高仙芝即将从这里出发书写他本人和唐军的辉煌。
在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派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进攻吐蕃人驻守的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自己与太监边令诚自护密国入，围攻连云堡。这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三路小股部队分别在三条山路上行军的速度要比集中在一条路上要快得多。连云堡在今天阿富汗东北部，建筑在一座山峰上，东南西三面皆陡峭山崖，只有北部是平地，有喷赤河做屏障。《旧唐书》记载“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今喷赤河），水涨不可渡。”七月十三日辰时高仙芝三路人马准时吐蕃连云堡下会合，此时婆勒川河水湍急，众兵将皆有难色，高仙芝却认为不是个事，“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他祭祀了河神之后就命令诸将各选兵马，带三天口粮，第二天早上渡河。大家看着暴涨的河水发呆，都以为这个高丽奴疯了，没吃药吧。不料高仙芝却成了神棍，第二天早晨，河水居然真的跌落了，三军静悄悄渡河，“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人没弄湿旗号，马没打湿鞍鞯，轻轻松松就趟过去了。高仙芝大喜地对太监边令诚吹嘘：”我要是渡河未半，贼人击之，咱俩就都完蛋了，现在我全队都过河了，这是天赐连云堡的贼人脑袋给我啊。“随后高仙芝直杀到城下，连云堡的吐蕃军未曾料到唐军如神兵天降，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面前，大惊之下，占据地利优势，乱箭、滚石俱下，连云堡又在峭壁之上，难以攀登，高仙芝命令李嗣业为陌刀将，率陌刀手攀援直上，并且下了死命令：“不及日中，决须破虏！”中午之前一定要拿下。
这个李嗣业也是个传奇人物——身长七尺，壮勇绝伦。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非常擅长使用陌刀，史载他的陌刀队“如墙而进，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当天“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櫑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他带着陌刀队，冒着箭雨攀援而上，第一个从奇险处登上连云堡，并且垂下绳梯，让安西军一个接一个杀上来，实在是神勇无敌。此役连云堡守军大败。不过此战唐军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跟随唐军出征的识匿国国王五跌失迦延甚至在此战中阵亡。不管怎么说在拿下连云堡后能够阻挡高仙芝的步伐的也只有山口处海拔就达四千六百多米的坦驹岭了，而高仙芝面临的困难也只剩下用什么方法鼓舞士卒的勇气，使他们有胆量跟随他翻越雪山继续前进了。太监边令诚就先尿了裤子，高仙芝只好将他和体质弱的士兵三千人留在连云堡。
事实上即使是我们现代人借助先进的登山工具去攀登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高峰也绝非易事，放眼整个世界历史能做到翻越高原山地去奔袭遥远的国家并取得成功的只有四个人——除了高仙芝以外，另外三个分别是汉尼拔、拿破仑和圣马丁，而他们翻越的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其实都比高仙芝所要翻越的山脉要低。当唐军爬上坦驹岭山顶后发现其实下山比上山更难——从坦驹岭山顶到南坡山下至少有二十公里冰雪覆盖的陡峭山路，下去后就进入敌境，就是说如果失败是不可能有退路的。面对此情此景要说唐军战士们没一点退缩之意也是假的，如果是一般的统帅可能就直接强迫士兵下山，有后退的斩杀几个罢了，但这样一来肯定会大大挫伤士气，甚至有可能导致哗变。高仙芝用了巧妙的办法：在登山之前早就派二十多人下山，扮作阿努越人来迎降，又欺骗说印度河上连接大勃律的藤桥已经斩断了，这样吐蕃援军就没法增援小勃律了，士兵们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下山了。阿弩越也是不得不依附吐蕃的小国家，阿弩越城距小勃律国都不远，如果他们拒战，高仙芝的疲惫之师恐怕要大受损失，虽然他们不可能是唐军的对手，但即便是小小的延缓都有可能让吐蕃援军得到缓冲时间。然而高仙芝的运气足够好——阿弩越人竟真的投降了，这使唐军及时地得到了休息，并且补足了给养。
尽管娑夷河的藤桥没被砍断，但吐蕃援军此时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于是小勃律不得不独自面对唐军。此时这场战争已无任何悬念，不过高仙芝已在思考战后的善后之策了：这里离大唐直接统辖的区域过于遥远，自己不可能在此久居，一旦自己离开小勃律国内的亲吐蕃势力必将重新抬头，届时自己花费巨大代价完成的这场远征将前功尽弃。于是高仙芝命人告诉小勃律方面：唐军此次来不过是借路路过去攻打大勃律，想以此稳定小勃律君臣，但亲吐蕃的首领们知道无论如何不会放过自己，还是试图逃窜，于是席元庆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诏书绸缎等物件安抚他们，却趁机都上了绑绳，国王带着他的吐蕃王后躲到了山洞里，一时间捉不到。高仙芝大兵一到，先斩了五六个一心一意忠于吐蕃的首领，然后亲自去招抚小勃律国王。一举平定了小勃律。等吐蕃大军在傍晚的时候赶到，已经无济于事了——用最快的速度修好桥然后杀过来，至少也得一年。
平定小勃律国之后唐军声威大震，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都震惊投降归附了。天宝六年（747年）八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和吐蕃公主经赤佛堂路凯旋而归。天宝八载（749）十一月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叶护失里伽罗上表唐廷说，朅师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尔）王亲附吐蕃，受小勃律镇军困苦，运粮受阻，欲发兵击破朅师国，请求唐朝调发安西兵助战，来年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进至大勃律。由于有了第一次远征的经验，高仙芝这次准备更加充分，加上形势对唐军有利，唐军的行军虽然艰苦，但却很顺利。天宝九年（750年）二月高仙芝击败了朅师国的军队，俘虏了朅师王勃特没。三月十二日唐廷册立勃特没的哥哥素迦为朅师王。经过这两次的征战使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唐朝也发展到了其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今青藏高原）和阿拉伯帝国誉为山地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