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与《郭店梦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1993年10月郭店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26枚,文字13000个。里面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是禅
1993年10月郭店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26枚,文字13000个。里面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是禅让制,歌颂了仁爱、孝顺、让贤的儒家思想。而《竹书纪年》则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认为尧舜禹并非禅让,而是通过野蛮的政变获得帝位,充满了阴谋和功利色彩。不难看出,他们都加入了自已的主观思想。
《郭店楚简简》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期,歌颂了尧舜禹的仁爱和让贤美德,肯定了贤明君主对社会的好处。“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嗣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xxx×xx为民主也。故其为寞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这段话的意思是:尧发现舜孝顺,可以养天下之老;发现舜谦让,能够尊重天下之长者;发现舜善良谦逊,可以为天下之主;发现舜对尧忠心不二,可以把天下大权交给他。
《郭店楚简》认为:“古者圣人廿而冒,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治政。四枳,耳目明衰,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年青的时侯奋发有为,年纪大了主动退下来,将国家大权交给贤能的人接替。尧年老后让位于舜,舜年老后让位于禹。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叙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史官亦称《汲冢纪年》。是西晋整理出土《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属编年体史书,也是最早的书籍之一,十分珍贵。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河南汲县)人有个叫不准(fou,biao)的盗墓贼盗了魏安釐王(一说是魏襄王)的墓,“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由于他不懂文物价值,当火把烧了一部分;官府处置不当,又毁损了一部分。
《竹书纪年》由于深埋地下,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非常珍贵。它所记载的内容更是石破天惊,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与《郭店竹简》、《史记》等文献资料相去甚远。《竹书纪年》是这样记叙尧舜权力交接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尧要传子丹朱,被舜发动政变囚禁致死。后来禹如法效仿,将舜放逐到远方囚禁致死。禹死,他的儿子启继位。益密谋夺位,被启杀死。《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伊尹篡位,太甲杀伊尹的事件;纣王囚周文王不是因为崇侯虎进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武装冲突,败而被俘;周武王趁商纣王征东夷偷袭都城朝歌,灭商代周;周平王东迁,与携王并立;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为什么《郭店楚简》和巜竹书纪年》记载不一样呢?虽然他们早于太史公的巜史记》,更接近于尧舜禹时代,但是离尧舜禹时代毕竟还很遥远,他们的记载或多或少溶入了自已的主观思想。儒家按理想治国,强调礼义仁智信,因此他们想象中的尧舜禹都是贤明的君主、道德的圣人。《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记,魏国属于三晋之地,魏国的读书人走的都是讴歌机诈权变、鄙视仁义道德的“法家路线”。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只有谋略最值得推崇,不论手段如何,取胜才是关键,其它都是幼稚可笑的。因此,他们笔下的尧舜禹都是权谋高手,其政权更迭充满血腥。
到底哪一种记载更为真实,除了要依赖更多的考古资料,还要有一种辩正的观点看问题。只有不懈努力探索,去伪存真,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竹书纪年》与《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郭店楚墓竹简》以后才提出的疑问,尤其在网络上吵得有点沸沸扬扬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同尧舜禹禅让这种传位方式说法的。
比如说,《竹书纪年》是在西晋时期发现的,也就是说在西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知道尧舜禹传位,有个血淋淋的一个记载,而不是什么和平的禅让制。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个记载,也没有被社会接受,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1993年在湖北郭店发现了。《郭店楚墓主书》以后再次把尧舜禹传让的问题,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1993年10月18至24日,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出土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竹简墨迹。
其中,儒家典籍有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
所以这一批竹简的出土,可以说是楚国重要的官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就出自《唐虞之道》。
其实,我们在怀疑或者思考《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描述与不同记载的时候,不管依据于哪一个文献的记载。我们对于史料来源问题却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讨论,我们仅仅只停留在哪个记载这样说,哪个记载是那样说了的现象层面上。
比如说,尧舜禹传位的这样一些记载,到底属于传说还是有事实依据的记载?或者说,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到底出自西周还是西晋?
我们根据中国文字文献历史的记载来看。关于尧舜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传口头文学或者口头文献。真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历史记录,严格是在西周时代甚至于在春秋时代了。
所以说,关于尧舜禹记历史的记载,基本上属于是后世对于传说的记载,并不是在尧舜禹前后一段时间里边的记载。
中国到底什么时代才开始使用文字的?我们通过考古历史发现,在尧舜禹时代绝对是有文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时代,还不属于一个自觉使用文字的时代。
所以,尧舜禹时代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尽管这个时代有文字,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字尚处于小范围使用文字时代。包括甲骨文也不属于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
因此,我们要说,在尧舜禹时代就用文字记录了尧舜禹传位的详细的历史,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看看周代初期的历史记载,是不是很详细?更不用说商朝晚期或者商朝早期的历史有什么清晰的记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我们在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还处于文字逐步向大范围过渡的阶段。
因此无论你看到的关于尧舜禹的哪一种记载记载,我们都认为它的可信度还是不太高的。因为后世的记载,我们从周代算起,至少距离那个时代也将近10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文字作为权威记载证据,只靠口头的传说,显然民间的官方的各种说法,会交织在一起的。
那么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到底是和平的禅让,还是有惊心动魄的政治争夺?
我们从产生这些记载的时代来看,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状况是各种学说纷纷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局面。
尧舜禹时代春秋战国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情况,而春秋战国时代真实的现实历史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周或者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伟大朝代,但是这个朝代,在西周时期还是比较高度集中统一的,也就是中央王朝有很高的权威的,但是到了西周后期,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断有所下降的。
因此产生了春秋五霸,经过三家分晋,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大国魏和赵,形成战国七雄的后周局面。
在将近250年的战国时代,秦国作为最强大的七国之一,首先剥夺了周王朝的权威。
从此,加快了七国谁来统一的序幕,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国家新的统一。
那么在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这是一段时间里边,中国社会对尧舜禹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现实中的王位传递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古文献发掘的资料里边,比如说甲骨文里边我们找不到尧舜禹。
所以有一个问题前提必须要探讨清楚:就是中国什么时候用文字来记载历史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很多问题我们就会有越说越糊涂了。
尽管《郭店楚墓竹简》的著作时间要比《竹书纪年》早,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都不是很充分,因此,就有比较大的记载上的差异,差异的来源,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关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都不是尧舜禹时代记载下来的,而是后世用文字对尧舜禹时代口头文学记载的转换。
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传说中得来的,那么这些传说也就有不同的传说来源,比如说民间和官方。因此,对尧舜禹的记载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于不同的所谓的“事实”的描述。
比如说《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帝位的传位是互相争夺而得到的。而《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却是禅让得到的。这两种帝位传位方式,显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和事实差异的。因为这两种帝位的传位方式毕竟是非常矛盾的。
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也是用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陈述”出来的,因此这两种说法确实值得推敲。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对尧舜禹传位到底都是怎么看的?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上诸子百家是怎么说的。
最早有“禅让”记载的文献是《尚书》。其中《尧典》中有“尧舜禅让”,《大禹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对于禅让的记载,但是,问题是《尚书》后来又遭受到古代学者的怀疑,认为是晋代学者伪造的,或者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内容。
但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假如说《尚书》是伪造的,但是《墨子》也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事。
所以《尚书》之外,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也提到“尧舜禅让”。
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在《孟子-万章》当中,好像孟子也不承认有尧舜禹禅让的事情。
庄子在《让王》中举了很多禅让被推辞的故事,比如尧让许由,舜让善卷。他还认为尧舜禅让埋下了千年的祸端,千年之后一定会发生人吃人现象。
在这里,庄子显然认为有尧舜禹禅让的事实,但是他对禅让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一种政治批判,但是并不表示否认“事实”。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他对于禅让表示怀疑。
《荀子·正论》说“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直接认为禅让为无稽之谈。
《战国策》公孙衍对张仪说,建议魏惠王传位张仪,《战国策》说秦孝公想传位商鞅,但这几次禅让都没有真正成功,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王位岂可轻易授予他人哉?
《吕氏春秋》说魏惠王想传位惠施。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受到策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国家被治理得一团糟,将军市被和燕王哙太子平攻打子之,反而双双阵亡。齐宣王趁火打劫,子之、燕王哙都被杀死。
燕王哙和子之的身死国灭,代表着禅让实践的破产。
这就是战国时代对于禅让制度的批判和实践,但不论是批判还是实践,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禅让在战国时代,确实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实现。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自称主父。主父欲封公子章为代王,图谋分裂赵国,大臣李兑与公子成发动沙丘宫变杀公子章,主父困于宫中,求食不得,被活活饿死。
我们从秦始皇之前的这些资料看,历史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对于禅让这个政治话题,古人的态度并不确切。到底是有这个事儿还是没有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有不同态度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当然都不是伪造事实,而是自己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些思想,是不是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上的?他们当然没有肯定的回答,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判断。
那么,我们从战国时代的所谓的禅让实践看,禅让应该既有历史的记载,也有历史实践的事实。毕竟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之深远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从尧舜禹时代到战国时代,也没有到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一切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意见就是,我们可能把“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混为一谈了,或者说用现代的制度去怀疑古人的制度,或者用古人的制度来否定现代的制度。
因此,这就是一种错误时空的历史观造成的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来说,到底尧舜禹时代有没有禅让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任何断然认为有或者没有,我认为都太过于武断了。
那么,在《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于尧舜禹禅让有不同的记载当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这两个文献都产生在战国时代,只是因为一个被发现是在西晋时代,一个被发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到底是被篡改过的资料,还是没有篡改过的?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从事实来看,在《竹书纪年》之前,关于尧舜禹的帝位是不是禅让,先秦的诸子百家已经有不同的说法了。
那么,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在历史资料的绝对真实性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研究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伪存真。但是,非常困难。比如说《竹书纪年》中关于穆天子的记载,很多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难道我们也值得相信这些记载吗?
尽信古人不如无书。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尽管事实需要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用观点来代替事实。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历史事实和你的历史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但是无论是在战国时代,还是到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关于尧舜禹到底有没有禅让,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历史上所有的记载,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最早的?第二,到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一个禅让的时代?然后从帝位禅让时代又发展为私有化的帝位嫡传时代了?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用事实清楚看到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包括西周时代,已经是一个嫡传的时代,不存在禅让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在战国时代也存在过禅让的舆论和动议,但是,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实现,因此来说,禅让是一个历史阶段,还是一个政治空想?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不同的人记同一件事,往往南辕北辙。《竹书纪年》与《史记》也不同,但经过对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似乎己证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舜囚禁尧,夺取帝位”可能更准确。山西陶寺遗址据认为就是尧舜之都,发现了史书记载尧发明了节气历法的天文台,并通过了现代天文学的验证。舜帝一族夺位后几代,终遭到尧帝一族的报复,尧帝一族掘开几代舜帝陵墓大肆破坏,并虐杀舜帝一族。后来尧帝一族又遭到外族入侵而衰亡。显然舜帝也没有禅位给禹,禹的部族只是尧、舜两族衰亡后,另外掘起的部族。
这个问题我来抢答
查一查《竹书纪年》与《郭店梦墓竹简》这两本书的记载,你会发现这两本书,均著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同一时期,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理念?这个还要从不同的认知,或者说当时儒家心态说起。
《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史官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上边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等等之间,皇位的禅让皆为勾心斗角,甚至是杀戮逼宫而来,让人感觉上古时期的人颇为野蛮,但是若是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正是人性的体现,既然有战争,就有人性上的贪婪,我相信无论人类怎么进化,贪婪总是存在的,因为这正是生物内心的潜意识存在,能够有吃有喝,有交配权就行,从原始的黑猩猩、猴子,甚至狼群都可以看的出来的,而且小编始终相信,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圣人存在,纵然是有,也是相对性的,孔子都随身带着佩剑,想来随身配着刀剑的人,和你阐述儒家大道理,你敢不点头吗?
在这里我对《竹书纪年》当中所言的尧舜禹帝位的交替,并不简单。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都极力渲染自己所属教派的好处,这其中儒家之所以深得人们的追捧,那是因为建立在道德的制高点,尤其是深得弱势群体的喜欢,而在皇权方面,儒家的治国思想也是深得统治者们的认可,但是却出来了个异数,那就是秦国,秦国是法家治国,但是法家治国治军的话,这个国家就富有侵略性,而且法家治军的话,这个国家的军队便犹如虎狼之师,所以在整个七国争霸之中,秦国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碾压六国,但是由于法家治国,出了很多弊端,容易激起弱势群体的反叛,毕竟刑法太苛刻了,若有人煽动,则瞬间成长,秦末刘邦项羽、陈胜吴广便是例子。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时,人们往往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教义,尽量美化自己,而《竹书纪年》则是反其道而行,侧面说明《竹书纪年》可信度更大,而
《郭店梦墓竹简》则更像是一则广告宣传。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郭店楚简大部分是儒家典籍。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道家典籍三篇,儒家典籍为十二篇。这些儒家典籍当然写的是理想化的社会。竹书纪年写的是现实社会。儒家文化的追求只是追求,儒家思想的向往社会,从古至今都没有实现过。即使在儒家思想发达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实现过,别说在物资匮乏还存在人吃人,到处是奴隶的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殷商被考古发现还存在吃人肉,加工人骨工具,大量人殉祭祀。真不知道儒家的理想上古时代到底在哪里。
事物都有两面性,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屁股决定大脑
这么说吧!到目前为止,竹书记年的内容只是符合了现代人的阴谋论思想,才被吹捧为“真正的历史”,更有逗逼的民科用竹书记年里的几句话,或者几个字来质疑,或者说创造历史,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不如他啦,中国人祖先来自中亚或者非洲甚至欧洲啦!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孤证不立”,换句话说,你的理论,记载,如果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证据,人们可以不采信,因为证据太薄弱。
目前看来,竹书记年就是典型的孤证。根本没有其他文字记载印证,或者说确认了竹书记年的记载。
所以说,竹书记年里的东西看看就得了,盲目相信,或者像某些民科似的在一个孤证上随意展开想象力,都是扯淡呢
无论竹书或史记都是跟传说写的。啇以前没有文字记载,什么都可能。维持褝让传说对后世有教育意义。司马迁是对的。
中华文化,统一文化,追求仁善与大同,构建和谐与共荣。
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反统一者,必败必亡。
《竹书记年》,假货也。
孙子削笔写春秋,后人多用春秋笔法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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