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人性论”与王阳明的“心学”有什么相通之处？

佛洛依德“论人性”大体有这几个方面；“决定论人性观”；“消极悲观的人性观”；“因果论的人性观”。“潜意识论人性观”

决定性人性观

佛洛依德

佛洛依德认为，人类绝大多数的行为，是由过去的事件决定的而非现实的目标所能制约，人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受命于潜意识的追求，潜意识是我们观察不到的非理性意识动机，受生物本能的驱动力，和幼儿时期性心理事件的控制。

通常人们的感觉是自己在主宰着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人们对于塑造自己的人格是无法控制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潜意识的潜移默化中形成。

消极悲观的人性观

佛洛依德认为，人和世界上的事物一样，都是处于矛盾的状态里。生与死的力量从相反的方向同时作用于人类。人的肌体之中同时具有生与死两种本能。人是本能的奴隶，人生的目标就是死亡，人生不过是朝向死亡过程中一条曲折的路而已。

因果论的人性观

佛洛依德认为，现实的行为主要有过去的原因左右，而不是由未来的目标左右。人们受困于性爱本能和死亡本能的争斗中不能自拔，而这两种本能在遮盖撒谎，表现是保守。

人们被强迫着重复着原始 的行为模式，力求减少紧张，缓解焦虑，压抑不愉快的经验，强迫着重复熟悉的，被潜意识认为是安全的行为。

潜意识论人性观

佛洛依德认为，从口误到宗教经验，凡此种种，都深深根植于性本能和攻击的欲望中，潜意识的动机使人们成为了自己潜意识的奴隶，尽管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但是，那些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动机，深嵌在意识之中，人们在不自觉中被潜意识支配自己却全然不知。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他解释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由此而知道，良知是人先天就有的善性，是存在于人的心里的天理，但是良知常被私欲蒙蔽，所以要除去人的欲望，恢复人性先天的良知。

王阳明认为心既是理。老子说道是宇宙的本原。程朱说理是宇宙的本原，理与物质结合生出万物，万物都含有理，就像每一条河里都有一个月亮一样。

理在自然界表现为自然的规律，在人类社会里表现为伦理道德。人的心里天生的就有理存在，只要能认识到心中的理，人的行为就会符合伦理道德，成为圣人。

关于怎么认识理，朱熹说；去格物，格物穷理。王阳明受朱熹的启发，开始了格物之旅，开始去格竹子，格了好几天没有各出理来，反而病倒了，留下了一个典故；亭前格竹。

王阳明苦思冥想，他终于悟出了，心即理。我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什么是恶，这就是良知。佛洛依德的人性论与王阳明的心学，说的都是人性，一个是人性里不可控制的潜意识左右着人的行为，人的本性是欲望。

一个是，人之初性本善，人心里的善良就是天使，只要不被私欲蒙蔽就会道德高尚。所以传统的文化植根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它会左右着人们所有的行为，包括看问题的角度，思维的模式，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文化，那是一件扭曲灵魂 的事情。

　王阳明良知天理的心之本体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 超我 的概念是相通的,但二者形成和发生作用的方式、方向不同。于一念发动处克倒不善讲的是道德情感的控制,这与 自我 的概念相似,但二者对知觉发生作用的先后认识不同。主观能动性在此的体现也不同。在方法论上,真我论思想不同于人格结构理论,不具有近代科学意义。

虽然二位大师不在同一时空几百年维度上、但同属命世大贤杰出人物代表……

王阳明是明朝大哲学家，集心学之大成。他提出‘’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的存在。‘’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发便是物。‘’他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他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即所谓的‘’知良知‘’。

弗洛伊德是十九世纪，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他首次在精神分析中，建立了无意识的心理学体系，也称之为精神病学和深蕴心理学。他认为，在人的正常意识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种强有力的心理能量，因而，人的心理结构是由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个不同的层次构成的。其中无意识是人类精神中最原始的因素，是先天的本能，欲望，是按照‘’快乐原则‘’寻求发泄的出路以满足自身的。因此，它是人类行为最根本的动力和源泉，这种强大的动力决定了人的全部精神生活。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内驻力‘’是异曲同工之理，都是说的人性中的本能反应。强调的都是要破‘’心中贼‘’，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得不对个人的本能欲望要限制，以至于让压抑最终转化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正能量即升华，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上述为本人浅薄之见，请师友予以指正！

王阳明真我论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心”这一概念的生理、心理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王阳明继承和发扬了在他之前的陆九渊等人的关于“世界是主观精神呈现”的观点，认为心不只是一团血肉的生理器官和思维器官，而是包括耳 目视听和知觉痛痒的知觉心，并认为言听视动的知觉之心 是由天理主宰的。

在此基础之上，王阳明又提出心为身之 主宰。这个“心”即是仁、义、理之“心”，是纯净的“真己”，是 “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大学问》）”。这种“天理”、“良知” 就是人心之本然状态，是“真我”。在王霸、义利、理欲之辩上，王阳明认为：“学者学圣 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传习录·上》）圣人之学 的主要敌人就是功利之见，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 难”（《与杨仕德薛尚诚》）中所谓的“心中贼”，也可以说是 “人欲”，总之是不好的，是“邪念”。王阳明认为消除“邪念” 的最好办法是“致良知”，要在“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意”，而获人之自我。

于王阳明之后 300 多年出生的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 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对精神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人格结构理论，与王阳明真我论思想在许多地 方有着惊人的相似。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理论划分为“本 我”、“超我”、“自我”三大系统。 “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是隐秘、最模糊而不可即的部分，是真正的“心理实在”。

“自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幼儿时期通过对父母的言行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介环节。“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和发 展起来的，是人格结构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它是在儿童时代对父母道德行为的认同，对社会典范的效仿，接受 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等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王阳明“真己”的心体良知的绝对超越性与弗洛伊德 道德良知的“超我”意义相通；知行合一的道德行为的知觉运用与弗洛伊德理性运用的“自我”意义相通；“人欲”与弗洛伊德“本我”在某些方面也是讲的同一个概念。

一、良知天理的心之本体与“超我” 儒家一直主张一种内在的自我超越精神，要人们自觉地超越“人欲”，成为圣贤，并且认为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 可能。王阳明传承了儒家的观点，认为“心之本体原只是个 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传习录·上》）在这里，他认为心是身体的主宰，是 “天理”、是“真己”，而且这种主宰“真己”之心“以其全体恻 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答顾东桥书》），本身就包含了仁、义、理的良知信念。 王阳明不仅认为这种良知天理的心之本体是“真己”，而且 还认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将跌于井自 然知恻隐”之伦理道德情感的自然感知也是心之本体；超 越善恶观念，“于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意”，达到“无恶无善” 的纯善也是心之本体。王阳明认为所有的这些心之本体的 道德情感都是天赋的，是“不假外求”的。在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中，“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 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 主体。”（《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超我”起着一种道德约束 的职能，和王阳明所讲的“真己”一样是一种纯善，注重于 实现人的最高理想，引导人从善向美。但是，弗洛伊德认为 “超我”是对社会典范的效仿，是社会化的产物。而王阳明 一直强调的“真己”，其心之本体的道德情感是源于天赋， 是与生俱来的，否定是社会化的产物，拒绝向外探求。 此外，王阳明在这种道德情感的作用方向上也与弗洛 伊德不同，是恰恰相反的。弗洛伊德认为是社会促进人格 结构三大系统中“超我”的形成，是社会对“超我”的形成起 作用。而王阳明则一味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 “致吾心之天理良知于事事物物”，认为把人本来就具有的 这种“天理”、“良知”普及到事事物物，就可以使社会充满 合乎人们道德良知的规范，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对社会产生 影响，在作用方向上，是人对社会起作用。 由于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本身就认 为“真己”道德情感是纯善的，是天赋的，而且在他看来这 种主观的道德情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在一念发动 处克倒所有的不善，所以，他所认为的“邪念”就构不成“真 己”的矛盾的对立面，纯善的“真己”发挥作用是自然而然 的，绝对的。而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他把人格结 构理论分为了三个层次，并认为三个层次是永恒的。“超 我”位于最高层次，是在和“自我”、“本我”的统一、斗争中 形成的整体。“超我”要实现其最高理想，对人的行为进行 评判，就必然与“自我”、“本我”产生矛盾，在人的心理上就 表现为控制、压抑，因而“超我”的实现就不是自然而然的。

二、“人欲”与“本我” 王阳明认为，人的生理欲望与好恶之情是“人欲”，是 由耳、目、口、鼻、四肢追求声、色、味与知觉之心追求功名 所引起的。王阳明把这种“人欲”归之于“邪念”，邪念的发 动之处也就是非“礼”的行为之始，要于一念发动处克倒。 一方面，王阳明对“人欲”采取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 对“人欲”的否定也就证明了他确实承认“人欲”的客观存 在。而这个“人欲”的概念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本 我”的意义是相通的。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位 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真正的“心理实在”，不受任何理性 与道德原则的约束，不具有任何的价值、伦理因素，这才是心理的本然状态，是与生俱来的。弗洛伊德不回避“本我”的 非理性、自私性，他认为这是构成人的生命力的内在核心， 并且认为，对于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而言，“本我”与“自我”、 “超我”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整体。弗洛伊德更多地是从人性 的角度来探讨“本我”的问题。王阳明之所以认为“人欲”是 “邪念”，他更多地是受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唯一机能就是寻求快乐，他说： “心理过程自动受到‘快乐原则’的调节……事实使我们相信， 快乐原则在心理生活中处于霸权地位。”（《超越快乐原则》） 王阳明也认为“乐”是心之本体，“至乐”、“孔颜之乐” 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 “至乐”或“乐”，在他看来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 官愉悦的“七情之乐”。“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 是一种超越于此的高级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 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因此，他说：“乐是心之本 体。仁人之心．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 （《传习录·上》）“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 是圣人之“乐”。弗洛伊德所讲的“本我”所追求的快乐是相 对于痛苦而言的，是一种欲望的满足、紧张的消除、内外干 扰的排除，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概念，这与王阳明所讲的 “乐”的概念是不同的。

三、“于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意”与“自我” 程朱理学强调知先行后，认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脱然自有贯通处”，认为认识的事物多了，才可进行道 德行为的实践。王阳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后，主张“心外 无物”、“心外无理”，道德情感、天理良知是不假外求的。 “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 底，不使那不善的念潜伏在心中”（《传习录·上》），这也是 说由言听视动、生理欲望等引起的不善的念都可以在一念 发动处克倒，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心之本体的至善性。在 一念发动处克倒不善也就是使人们的言行符合心之本体 的良知天理、道德原则。这种在一念发动处克倒不善与弗 洛伊德“自我”的功能是非常相似的。弗洛伊德认为，“自 我”在人格结构的三个系统中处于中枢调节的地位，是把 人的非理性的冲动和“本我”的自由流泄纳入社会认可。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发生作用是从知觉系统开始的， 并以之为核心发展而来。而这种知觉系统又包括外部知觉 系统和内部知觉系统，并且“自我”通过知觉系统发生作用 是无意识的。由于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义， 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 所以在知与行先后的关系上，王阳明与弗洛伊德是相反的。 王阳明所阐述的“天理”、“良知”的心之本体是一种人 类尚未达到的并为之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具有世界普遍 意义。这一方面说明了真理研究方向与人类逻辑思维形式的趋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深远与超 前，使得他的心学思想可以绵延明、清直至近现代，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也有着至深的影响。

用真天地物人，

续给正公认论，

古今道德相同，

中外私欲理差。

王阳明曾经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心学曾经是一门风行天下的显学——不管是在明清以降的中国，还是在近代以来的日本，这都是一个无须置疑的事实。但是，在当代中国，假设你在大街上做一个问卷调查，问一问王阳明是谁，以及心学在讲什么，或许在一百个人中，都不见得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

这是为什么呢？是古人的思想、学问、聪慧曾经过时，对今天的我们已然毫无意义？还是我们的生活曾经十分美妙，人格曾经非常完善，内心曾经足够强大，生命的潜能都已完成，每一天都活得超级有幸福感，所以不需求考虑本人的人生还短少什么，更不需求理解古人的生命聪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假使你的状况是后者，那么我要祝贺你——你不需求看这本书了。由于，阳明心学就是一门让你的生活质量更高、人格更完善、内心更强大、幸福感更深、更能完成各种生命潜能的学问，假设你已具有这种人生，那当然不需求阳明心学了。

但是，假如你觉得本人的人生还不够圆满，心灵还需求滋养，肉体境地还需求提升，或者你以为古人的生命聪慧并不会由于时期的变化而失去价值，那么这本书正是你如今所需求的。我希望经过这本书，和你一同来讨论两个问题：

一、心学是什么？

二、在今天这个时期，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

望文生义，心学就是研讨“心”的学问。古人所谓的“心”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大致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心态、观念、思想、心灵、肉体、人格等等。总之，心学就是“心灵之学”。可是，我们为什么需求心灵之学呢？

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飞速开展的时期，人类应用本人的聪慧发明了绝后繁荣的物质文化，极力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为便利、高效和温馨。作为人类文化的一员，我们对此当然悲观其成（并且乐享其成），毕竟没有人希望本人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但是，遗憾的是，高度兴旺的物质社会并没有向我们配套提供人生的意义，便利、高效和温馨的生活也不等于幸福自身。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先天病症”，它招致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追求富有的物质生活，却日渐荒芜了本人的肉体生活；我们以一种永不餍足的姿势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外物，却任由本人的心灵堕入一场日益严重的饥馑。

其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度都在猖獗地追求经济开展，却根本忽视国民的幸福指数；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物质财富，却不晓得本人的生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痛苦、怅惘和纠结，并且日甚一日地充溢了波折感、不肯定感和不平安感。

要治愈这种“文化病”，最好的疗救之道，就是把我们习气向外追逐的眼睛转回来，开端关注被我们本人流放已久的心灵。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做人的学问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习气纵容的心收回来而已。）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求其放心”之学，因而正是我们这个时期之所需，也是每个人之所需。

一个人活得成不胜利，或许能够用财富的多寡和事业的大小来权衡，但是一个人活得幸不幸福，却很难用外部指标去断定，只能由每个人本人的心灵去感受。用句浅显的话说，鞋子舒不舒适只要脚晓得。在这一点上，生活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婚姻。一个人的婚姻生活能否幸福，由外人经过“有房有车”（或“无房无车”）去判别通常并不靠谱儿，只要当事人本人的觉得才算数。所以，假如一个人的心灵是安康的，那么不需求亿万家资和丰功伟业，只需有一定的物质根底，他（她）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假如一个人的心灵处于亚安康或不安康状态，那么即使让他（她）成为世界首富，成为一切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他（她）自己也不一定会感到幸福。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与他（她）的人生幸福直接相关的。

至此，我们就能够答复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了：心学是什么？答：心学就是一门教你具有安康心灵的学问。

那么，什么样的心灵状态才算是安康而良好的呢？我们又该如何到达这种状态呢？

要判别一个人的心灵状态能否安康良好，最简单的规范，就是王阳明经常援用的《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之中（富贵、贫穷、顺境、逆境），都能坚持自由安宁、自得其乐的心境。说白了，就是不论混得好不好，都一直坚持内心强大。做到这一点，就能够称为“君子”，亦即心灵安康的人。而要想取得这样的心灵状态和肉体境地，就必需经过两个字——修行。

世人对“修行”通常存有误解，以为只要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才是修行，或至少是远离尘嚣、参禅打坐才叫修行。事实上，修行的正肯定义应该是：修正本人错误的心态和行为。既然如此，那么置身于万丈红尘中，恰恰比躲到深山老林更有利于修行，也更能见出修行的功夫。道理很简单：假如外在环境非常单纯，你怎样有时机检验本人的心态和行为能否正确呢？只要置身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时与别人、社会互动，一个人才更有可能发现本人心态和行为方面的种种缺点，从而加以修正。

此外，也有不少人以为“修行”是宗教人士的专利品，或归属于宗教信仰范畴，这也是一大误解。除非你以为本人的人格曾经足够完善、人生曾经十分圆满，否则你就必需修行。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连我们住的房子都要维护，开的车子都要定期颐养，你凭什么以为你的心灵不需求修行呢？

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之所以活得没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缘由，恐怕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修行为何物，从而疏于照看本人的心灵。心灵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安康和良好的心灵状态则是幸福的直接源泉。因而，假如我们关于心灵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关于心灵与人生的关系全然懵懂，任由本人的心灵家园终年抛荒，那无异于亲手斩断了我们与幸福之间自然具有的联络。

那么，修行要遵照怎样的规范呢？

对此，王阳明和一切宋明理学家一样，其规范只要六个字：存天理，去人欲。

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六个字，也是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被误解乃至歪曲得最严重的中央。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天理”通常被解释成封建礼教，而“人欲”常常被了解为人的根本愿望。假使如此，“存天理，去人欲”当然就是一种严重扼杀人性的错误观念。正是基于这种了解，才有了近一百年来无数国人对宋明理学的口诛笔伐。

事实上，“天理”绝不是封建礼教——在朱熹那里，“天理”指的是宇宙规律；在王阳明这里，“天理”指的是宇宙与心灵共通的规律（心即理）。同时，“人欲”也绝不是指人的根本愿望（如衣食住行之类），而是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境的不合理、不合理的愿望。因而，阳明心学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正确解释就应该是：一方面，我们要理解更多的宇宙与心灵共通的规律，对内心坚持更多的觉知觉照；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时去除内心世界那些不合理、不合理的愿望。这才是阳明心学提供应我们的修行指南，更是我们取得心灵安康的独一途径，也是我们通往幸福人生的殊途同归。

其实，上述理念并非宋明理学家或王阳明的个人专利。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却含义深远的“幸福公式”：幸福=功效/愿望。“功效”是个比拟笼统的词，大致能够了解为“所得”：比方你得到了一个馒头，吃下去会有肚子饱的功效；得到了一辆汽车，会有省时便利的功效；听了一场音乐会，会有心情愉悦的功效，等等。在这个公式里，幸福与功效成正比关系——在愿望既定的状况下，你的所得越多，幸福感越强。同时，幸福与愿望却是成反比关系——在所得既定的状况下，你的愿望越小，幸福感越强。

从这个公式，我们不难推出通往幸福的两条途径：一、让本人的愿望坚持不变，同时不时增加所得；二、让本人的所得坚持不变，同时不时减少愿望。很显然，不论你想经过哪个途径取得幸福，有一点是共同的——你不能让愿望无节制、无止境地收缩。由于不管你的所得如何增加，只需你的愿望不断在收缩，你的幸福感就只会越来越小。反之，无论你的所得能否增加，只需你的愿望不断在减少，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幸福感只会日积月累。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其实也是中国儒、释、道三家（包括阳明心学）不断在通知我们的一条“幸福学”原理。只可惜，今日国人常常把这样的原理视为陈词滥调，或者斥之为陈腐冬烘，从而抛诸脑后。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我明明不断在打拼，收入也逐年递增，可是我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

答案很简单：你无视了本人的心灵修行，从而丧失了对内心愿望的掌控。换言之，当你的愿望收缩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你的收入增长的速度，你就与近在天涯的幸福擦肩而过乃至南辕北辙了。当然，阳明心学教我们节制愿望，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它只是通知我们：要取得幸福，你尽能够在“功效”（所得）上做加法，但同时必需在“愿望”上做减法。假使如此，你的幸福指数一定会稳步提升。理论上讲，即使你的收入不断没有增加，只需你经过修行把本人的不良愿望减少到最低，那么你的幸福感就会趋于无量大。

因而，关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期，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答案就是：心学可以让你理解心灵的运作机制，洞悉宇宙与心灵共通的规律，从而坚持对内心的觉知觉照，进而找到人生的意义，取得你本应具有的幸福。

在本书中，我用了佛教禅宗、西方哲学、心理学、量子力学等貌似与心学无关的诸多学问和理念来解析阳明心学，目的并不是想夸耀我的博学，而是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参照系，希望能经过古今中外不同聪慧的比拟和互相印证，让大家更深化天文解心学。假如因而能诱发你对阳明心学之外的人类聪慧的兴味，那我写这本小书的意义就更大了，我也会因而感到格外的快乐。

此外，我在书中很多中央采用了“对话体”的方式，也就是让王阳明和他的学生盘绕许多问题展开对话。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让文风更为轻松，增加阅读快感，二是经过重复问答加强逻辑性，使得对相关问题的考虑更为紧密、更为深化。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对话的内容大局部不是王阳明说的，而是我在充沛了解、吸收心学肉体的根底上，分离其他学问（如佛教禅宗、西方哲学等），针对当代国人的许多理想问题所做的考虑和讨论。我这么做，旨在处理当下的问题，而不只是简单地对阳明心学停止翻译、注释。

从严厉意义上讲，书中讨论的很多东西曾经超出了阳明心学的范畴，而某些中央似乎也显得不太严肃（如偶然让阳明“穿越”一下，讨论一些当代话题），但我的本意并不是想歪曲古人或博读者眼球，也不是想窜改心学或是对王阳明不尊重，而只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比拟开阔的阅读视野，让你抛开门户之见（如儒与佛、心学与禅宗、东方文化与西方科学等），取得一种圆融而通透的思想方式，从而更有效地处理当下面对的问题，更直接地切入你每一天都面临的懊恼、痛苦、纠结和困惑。

题主好！你似乎混淆了“心、性”二字的东西方文化背景，想做横向对比。话题很大，下面简介些知识，供参考。

【1、“心、性”的所指】

这两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是多义词，一般有两类解释：（1）当哲学、文化等学问和知识解时，“心”在儒家指“性”，在道家指“道”，在佛家指“佛”；“性”在儒家指“万物的自然本性”，在道家指“道性”，在佛家指“佛性”，很多经典中的二字同义或近义。（2）当修行功夫解时，“心和性”都不可思、不可见、不可描述，是个假名，没有真实含义，当然也就不可探讨。此时，“心”在儒家指圆满的人性，在道家指圆满的道体；在佛家可指圆满的法身，也可指不圆满的无明，“性”与此类似。但在西方古典文化里，“心”专指人心，也指一切生命体的意识；“性”专指身体本能，也指神灵（上帝、真主等）赐予的能力。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东西方经典和文化中的“心与性”没有可比性，概念相差太大。

【2、心理学的“心与性”】

近现代产生的西方心理学派（包括弗洛伊德派）所谓的“心、性”比西方传统经典的更具体，通常又分为两类解：（1）“心”指生物的器官，“性”指生物体的机能。（2）“心”指生物体的思维（意识），“性”指生物体的欲望。所以，在心理学范畴里，“心、性”的含义都限定在身体上，实质是西方古典概念的延伸。

【3、今人混淆的原因】

西学东渐时，出于翻译的需要，东方人士自然就将传统文化概念直接对号入座在西方文化概念上，本身就是一种翻译错位，造成现在文化交流中学人的混沌状态，毫不奇怪。单从实修的角度讲，做这种中外文化和学科知识的横向研究，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心与性”是一种需要亲身实证的无上智慧，在思维和语言之外，超越一切，不可旁观，而西方的“心与性”恰好相反。

【4、东西方“心与性”概念的区别】

当做文化和学科知识比较时，差异主要是八个：（1）在哲学观上，东方指本体论，西方指方法论。（2）在自然观上，东方指自然万物的共体，西方仅指生命的共体，不包括植物和非生命体。（3）在价值观上，东方指天然圆满的本能，西方指天然有缺陷的本能。（4）在起源观上，东方指先天自然，西方指后天自然。（5）在方法论上，东方以“反省”实证，西方以“感恩”实证。（6）在社会观上，东方指一体、同在、共有，西方指对立、差异、变化。（7）在时空观上，东方指超越时空和一切的永恒，西方指神主的永恒。（8）在行为观上，东方指最高智慧，西方指生命体本能。

【5、儒家阳明派提出“心学”主张的原因】

王阳明新儒学思想中的“心”与传统儒学的“性”是同义，但借助佛家般若思想，重新定义了儒典的“心与性”，又与传统儒家略有不同。做这种创新性重建的原因主要是五个：（1）传统的“人性”概念过于抽象，不够具体，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治世需要，不如“人心”二字确切。（2）传统经典里的“人性”概念的起源观太模糊，不利于后世传播和研习的需要，不如“人心”概念的针对性强。（3）传统经典里的“人性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含义不完整，且是萌芽状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发展需要；以“心学”的完整哲学观替代，能弥补这个思想漏洞。（4）在佛家般若思想指导下，顿教修行为圣贤的人比儒家渐教成圣贤的人更多，且教理比儒家圆满，吸引了后世儒家弟子吸取佛教精华，改造传统儒家，顺应时代潮流。（5）佛家思想能容纳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有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可看做传统文化的共同归宿。但令人遗憾的是，阳明心学的“心性”主张不是佛家般若思想里的“心性”，而是所批判的“无明”，属于外道之流，不算正学，限于篇幅，不再细述。

总之，“心与性”的东西方文化含义迥然不同，东方侧重指智慧，西方侧重指体能，根本就是两回事。做专项研究时，别随便对比，那样只会越想越糊涂，容易自误误人，得不偿失。

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够多的人，大概也多少听说过弗洛伊德这个人以及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另一方面，虽然人人都说弗洛伊德，但此“弗洛伊德”是否就和彼“弗洛伊德”一致，那就是两说了。虽然不少人知道这个人，也大概听说过他对潜意识和所谓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研究，却多半都是人云亦云，这些学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半还都不清楚——这样显然不行，说弗洛伊德好与不好，就要言之有据，要对这个人物有真正的了解，然后再作出自己的评价。

实际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一名如假包换、实实在在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犹太人，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2—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医师，从事脑解剖和病理学研究，然后私人开业治疗精神病。1895年正式提出精神分析的概念。1899年出版《梦的解析》，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正式形成。 1919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最终形成。弗洛伊德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新基础，也为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柱。了解弗洛伊德，可以从文聘元的这本《直面人性：弗洛伊德传》入手。这本书以章节形式来讲故事，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和家庭，重点介绍了他职业生涯和精神分析学说，比较全面。

弗洛伊德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发展起来了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同时也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含着两个主要的部分，即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是能够觉察得到的心理活动，无意识则包含人的本能冲动及出生后被压抑的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因为社会行为规范不允许满足，而被压抑到内心深处，意识不能将其唤起。后来，弗洛伊德又提出前意识的概念，认为前意识是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一种中间心理状态。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的主体就是“性”，对性的渴求是人之根本。对此，弗洛伊德创造了“力比多”这个词，用以表示性的力量。他认为，性冲动具有巨大的力量，人的大部分行为都受它支配，它要求人用一切办法去满足性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它能使人中患神经症，直至一死方休。即使是在今天，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思考也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也足够惊世骇俗。恋母情结、无意识、三重人格，这些只是弗洛伊德人性论的一部分。他的一生，就是在探索这个意识世界。

王阳明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为历代儒客推崇。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陈献章开启先河，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陈献章之后，湛若水和王守仁是明代中晚期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2]。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其心学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而王守仁（即王阳明）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其中阳明心学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的过程，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展开的贡献。

《王阳明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王阳明的心学

其实，阳明心学非常简易，通过三句话就可以初步懂得阳明心学，但难的是终身奉行。三句话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三句话层层递进，构成了王阳明的学术体系。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起点，王阳明在反思程朱理学的错误时，顿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个阳明心学。

二、知行合一

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有良知，为什么世上还会有那么多坏人呢？王阳明认为，这是因为私欲遮蔽了人的良知。人的良知本如明镜一般，而私欲就像是锈迹与灰尘，它们渐渐沾染了整个镜面，镜子就昏暗不堪了。想要让镜子恢复明亮，就要“存天理，去人欲”，具体的措施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有两层含义：

1.知与行本就是合一的

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你看到一件善事，就会立刻想去做，这种想法既是“知”，也是“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老人跌倒了，会立刻想去扶她。你不会想：扶老人是一件善事，所以我应该扶他。因为你想去扶她，说明这件事是符合你的本心的，是善的。

也就是说，良知是你遇到事情时的本能反应，这种“知”不是知道“1+1=2”，而是知道冷、知道饿。你知道冷就等于你想穿衣服，知道饿等于想吃东西，知道善等于你心中有行善的冲动，这就是行的开端。

2.听从自己的本心

但是，很多人由于心中充满私欲，哪怕内心产生了行善的冲动，也不会去做。比如看到老人跌倒了，虽然心中知道应该去扶，但是转念一想这样也许会惹上麻烦，于是便扭头走了。这样的人，良知就被遮蔽了，知性也不再合一。因此我们还需要知行合一的第二层含义：听从自己的本心。

你遇到事情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心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因为那是你的本心，也就是良知。依照良知去做，这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也是一个磨洗心镜的过程，久而久之，你心里那面镜子上的尘埃、锈迹都被磨去了，你的心也就恢复了光明，那么你就是个圣人了。

所以，你想成为圣贤，只需要跟着本心去做就可以了。阳明心学是不是很简易，很简捷呢？这是人人都可以作的事情，就看你想不想做。而知行合一的最终境界就是“致良知”。

三、致良知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归宿，也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王阳明曾说，我的学说总结起来，就是“致良知”三个字。而“致良知”也含有两重含义：

1.将良知推致事事物物

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也就是说，你肯定会看到很多事物不符合良知。也许你今天看到有小偷偷东西没人管，明天看到孤寡老人十分可怜。王阳明说，你要把你的良知推行到万事万物上去，比如小偷偷东西没人管，你去管，孤寡老人可怜，你去帮扶……要让一切事物都符合你的良知，这就是“致良知”。

可见“致良知”思想体现了王阳明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抱负，王阳明说：看到别人遭受苦难，要像自己也遭受苦难一样。

弗洛伊德的人性论

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一套关于人格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意识层次理论、人格结构理论和人格发展理论。

一、意识层次理论

意识层次结构理论阐述了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无（潜）意识三个层次，好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意识，但隐藏在水下的绝大部分前意识和无意识却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意识即为能随意想到、清楚觉察到的主观经验。有逻辑性、时空规定性和现实性。前意识虽不能即刻回想起来，但经过努力可以进入意识领域的主观经验。无意识（潜意识）是原始的冲动和各种本能、通过遗传得到的人类早期经验以及个人遗忘了的童年时期的经验和创伤性经验、不合伦理的各种欲望和感情。

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

本我（id）

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从出生日起算即已存在。构成本我的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饥、渴、性三者均属之。本我中之需求产生时，个体要求立即满足，故而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言，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例如婴儿每感饥饿时即要求立刻喂奶，决不考虑母亲有无困难。

自我（ego）

是个体出生后，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中分化发展而产生，由本我而来的各种需求，如不能在现实中立即获得满足，他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自我的是现实原则。此外，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与调节的功能。

超我（superego）

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

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各行其责，分别代表着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反映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寻求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让本能冲动能够得到满足，是人格的执行者，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

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神经病，危及人格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