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上结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大局，而并非是一己私欲。同时，司马光反对变法也不是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司马光有着自己一整套治国理政的逻辑，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与王安石有异。
从本质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统治阶级的一次自我调整。从王安石以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动机，以及变法的实践来看，本次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和加强大宋统治。
所以，王安石变法不会考虑或者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一个比较权威的观点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写道：“在（王安石）各种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后，佃农、半自耕农以至部分自耕农农的生活情况，几乎没有比变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陆续爆发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农民起义事件，正是各地劳苦大众对新法做出的最明确的评价和表态”。
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变法不可能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相反，其变法不仅增加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且加强了对底层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马光也不会考虑底层的利益，他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大宋的统治。虽然，司马光说过“民疲而不恤，则聚为盗贼”之类的话，但他的出发点是担心“国家有垒卵之危”，而并非体恤底层大众之苦。
在当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评价是“趋向虽殊,大归则同”。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目的大体一致。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反对变法中的那些内容呢？
二、司马光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在于不同意王安石解决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登基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国109年，各种政治弊端都开始显现。比较公认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费。当时，但凡有抱负的士人官僚，都认为必须解决这三大问题。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不例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解决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马光注重传统，比较中庸；而王安石则比较激进，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马光重人治。
司马光对于大宋的弊端的认知以及解决方案，并没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认识到了朝局的问题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他只强调从人治的角度，慢慢改变弊端，加强大宋统治。但具体怎么办，他并没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则不同，他从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虽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但毕竟，王安石有着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是主动变法的一方，而司马光仅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错误和不足。具体而言，从三冗的角度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见。
（一）冗官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上下官员不到1万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间的变法前夕，统计的官员人数约2.5万人，60年间增加了约3倍。如果加上“台寺之小吏”之类的编外人员，那么增加的官吏人数就远远不止3倍了。庞大的官僚，给大宋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国家养官吏的成本日渐增加，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第二是，造成了人浮于事，机构尾大不掉，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窘境。
所以，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号，认为整顿官僚机构、澄汰冗官是“当世之务，莫急于此”。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知道这种冗沉的官僚机构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并没有把整顿吏治作为重点，方面，而是持增设机构能减少费用的观点（“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不知道这是否跟现代社会所谓的为了提高效率，而不断增加信息化部门，进而创设了很多新的岗位是相同的考虑。
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司马光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他指责王安石创设新机构的做法是用冗余代替冗余（“设官则以冗增冗”）。这大概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到：“北宋采取募兵及养兵政策，国家还需要不断招募新兵，但旧兵又不退役。于是，国家的军队越来越庞大。就拿禁军来说，宋太祖开国时只有20万，太宗时增加至66万，仁宗时增加至125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对外没有什么战斗力，但对内却是寻衅滋事的好角色。国家财政要负担如此巨额的军队开销，其负担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时，朝廷内外普遍认为，目前冗兵问题已经导致国力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宫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但他对于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没有改变的想法。
王安石则不然，他不光想精简军队，更重要的是想改变兵制，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激烈反对。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试图推行兵农和一的制度。但这在当时很难推行下去，其中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是，那一百多万的禁军怎么处理？弄不好就会发生兵变。而司马光批评《保甲法》让农民舍弃耕桑，而专事战争，如此会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个分歧点。
（三）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仅开源不节流”
我们后世人都说大宋繁华，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能说明。但大宋的冗费也差不多是历朝之最了。由于崇尚奢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当时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对奢华之风，呼吁减少国家开支。宋神宗登基之后，不少大臣都劝说皇帝：“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
而司马光更是厉行节俭的拥趸，他强调 “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侧身克己，痛自节约”。同时提出“节用之道，必自贵近始”，也就是主张从皇帝及皇亲贵戚、士大夫阶层带头做到躬行节俭。
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司马光的主张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人性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没有监督惩罚机制的约束下，仅仅靠提倡和呼吁，是无法达到效果的。
或许王安石认识到了这部分，他的主张就跟司马光完全不同。为此，二人还在御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王安石却认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司马光反驳：“善理财者，不过浚民之膏血耳。”
他们的观点大意是，司马光主张厉行节俭（也就是节流），但王安石认为节俭并非当务之急，如果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国家何愁不富（也就是开源）。但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谓的开源本质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众负担。
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但实际上都无法解决冗费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司马光仅仅提倡节俭无法有效制约奢靡之风。而王安石所说的增加国家财政，在实践中也会困难重重。一方面的确存在司马光所说的加重民众负担的嫌疑（增加财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税，如此一定会加重民众负担）；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
因此，在冗费的解决方案上，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理念。
最后，综合来看，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想通过自己的执政理念来改善国家的种种弊端（冗官、冗兵、冗费）。区别是司马光认可温和中庸的方式慢慢改，而王安石则想采取较为激进的变革方式。最终的历史证明，王安石没有成功，司马光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些问题，明明知道，但就是无法解决，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