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说一说土尔扈特部的源流以及它为何要西迁至俄罗斯境内。
土尔扈特部本是我国西北部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其他三部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其中和硕特部是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的后裔，而准噶尔和杜尔伯特部是元臣孛罕后裔，而本文所讲的土尔扈特部则是元臣翁罕后裔。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哈布图哈萨尔裔，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姓绰罗斯，为元臣孛罕裔，曰土尔扈特，为元臣翁罕裔。
起初，土尔扈特部与其他三部都驻牧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之南，后来厄鲁特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谋求盟主的地位，等到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之父）上任后，准噶尔部实力又一次扩展，“据伊犁，兼胁旁部，与喀尔喀邻，势俱张甚”，在此时土尔扈特部显然也是准噶尔部吞并的目标之一，当时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不甘心屈服于准噶尔部，遂决定率部落五万余账，二十万余人离开原驻牧地塔尔巴哈台，向西南迁徙，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驻牧。
《回疆通志·土尔扈特传》：准噶尔稍强，有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台，侮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尔河，倚腾吉思巨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土尔扈特部远走伏尔加河，但是却依然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故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成为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根本原因。
如在顺治十二年（1655），和鄂尔勒克的长子书库尔岱青派遣使者锡喇布鄂尔布向清朝“奉表贡”。顺治十四年（1657），土尔扈特部的罗卜藏诺颜和他的儿子多尔济，派遣使者沙克锡布特等人“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清政府同意进行马匹贸易。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后，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派诺颜和硕齐等随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一起“入贡庆捷”。
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贡路被策妄阿拉布坦断绝的情况下，阿玉奇汗派使者萨木坦等假道俄罗斯，表贡方物，康熙皇帝派内阁侍读图里琛回访，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土尔扈特部，受到了热情接待，在宴会中阿玉奇汗公开表示“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俄罗斯乃嗜欲不同、言语不通之国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待了土尔扈特汗敦罗布拉什的使者吹札布，吹札布不仅控诉了土尔扈特部饱受沙俄压榨之苦，而且还表示“俄罗斯因谓为其属，然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由此可见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故土，但是始终有浓郁的故土之思，就是这故土之思也为东迁埋下了伏笔。
其次、在土尔扈特部迁入伏尔加河下游后，沙皇俄国也是在扩张期，土尔扈特部也成为了沙俄征服目标之一，沙俄自阿玉奇汗死后，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从政治、经济、宗教等步步加紧。等到阿玉奇的曾孙渥巴锡继任汗位后，沙俄的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在沙俄与邻国瑞典、土耳其的争霸战争中，向土尔扈特部进行无休止的征兵，造成了土尔扈特部动荡不安，有灭族之忧，这也是他们重返故地的现实因素。《圣武记·乾隆新疆后事记》：康熙中，俄罗斯之察罕汗曾征土尔扈特兵攻西费雅国，土尔扈特兵不习战，多受创。至是，叩肯汗攻图理雅国，复征之，土尔扈特兵屡衄，死伤万计，正当王师定伊犁之后。《回疆通志·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焉。
而当时在清朝攻灭准噶尔汗国后，原准噶尔汗国的逃人舍楞（也属土尔扈特部，但是此部依附准部，准部灭亡后，逃亡至渥巴锡处，是为新土尔扈特）极言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伊犁空虚，可以占据，我判断渥巴锡在沙俄的压迫和对降人带来的信息综合考量下，做出了东迁的决定。在东迁过程中，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十六万部众，击败了沙俄追军，打破了哈萨克人的堵截，前后历时八个月，只剩下七万余人到达伊犁。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首领、部众进行妥善安置，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分土尔扈特部为新旧两部分，各设札萨克，旧土尔扈特部由渥巴锡统领，分十旗，归伊犁将军统辖；新土尔扈特由舍楞统领，分两旗，为定边左副将军统辖。对其部众，清政府也尽力接济，采取“口给衣食，人授以衣”的原则，发银二十万，购买大量的牲畜、棉布、茶叶、米麦、毡庐等生活用品，加以赈济。
所以，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故土之思，又有沙俄压迫等现实因素，总而言之土尔扈特部东归他们的英雄举动值得赞扬，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史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引用文献：《回疆通志》、《皇朝藩部要略》、《清史稿》、《清史列传》、《圣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