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涛是晚清王爷，虽然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如哥哥光绪、载沣以及侄子溥仪等人大，但也是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最为难得的是，作为根正苗红的皇室后裔，在清朝灭亡后能够迅速认清形势，不被一姓一族的身份利益所左右，维护民族大义，在新时代为国为民做出贡献。下面就讲一讲载涛的一些事迹。
载涛出生于1887年，三岁时，就被哥哥光绪皇帝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十五岁又晋封多罗贝勒，十七岁进入陆军贵胄学堂学习军事，他一点儿实战经验都没有，就已经身居高位。载涛是自幼在母亲怀里长大的孩子，谁知，十一岁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兆，慈禧太后一道懿旨就把他过继给了嘉庆皇帝之孙奕谟为嗣子。消息传来，刘佳氏哭得死去活来。
奕谟夫妇无儿无女，对载涛宠爱备至。然而，由于奕谟作画题诗讽刺慈禧太后，惹恼了慈禧，因此一道懿旨，载涛又被过继给钟郡王奕诒为嗣。奕诒早已经病逝，载涛只能一个人生活，在第二次过继之后，养父母奕谟夫妇难以承受刺激，双双辞世。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已经十六七岁的载涛深受打击，但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他也只能委曲求全。这些经历对载涛终身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怕事、躲事，也就成为了载涛人生中的“座右铭”。因此，当袁世凯让他带兵去镇压武昌革命党时，载涛选择了辞职。
清帝退位后，许多皇族如溥伟、善耆等都在积极寻求复辟，而载涛这位皇族重臣却赋闲家中，虽然没了官职，但身为皇族，每月仍有800大洋的薪水，生活还算优裕。家里来了客人，他还会亲自下厨房掌勺，不单是宫廷御膳，甚至连西餐都能做上几样。谁知，正当载涛一心过着闲适的王爷生活时，逊清朝廷又发生了重大变故。
1924年11月5日，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同时下达命令，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包围了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当天下午，溥仪被监护着离开皇宫紫禁城。
当溥仪被荷枪实弹的冯玉祥逼出紫禁城后，身为皇帝七叔的载涛又要为这个侄子的命运而操心。载涛一边为侄子筹谋，一边跟哥哥载沣商量法子。谁知此时溥仪却瞒着父亲载沣和七叔载涛，被日本人的花言巧语迷了心窍，不久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留书出走，去长春当了日本人的傀儡。
眼看着溥仪和日本人越走越近，载涛有心提醒提醒这位皇帝侄子，便通过五哥载沣给溥仪传话，不料这一举动却触怒了鬼迷心窍的溥仪。溥仪大发雷霆，直呼其名道：“载涛有什么话不好对我直接讲明的？非要王爷来说？”载沣替七弟回护道：“是载涛不敢直说，这才叫我来转话的。”不料溥仪拍案而起，历数了载涛以往说过的坏话，并发布了一道言辞激烈的“手谕”：“载涛非但不以祖宗之事为念，今日所说，实属目无圣上。”
面对溥仪的训斥，载涛也只好忍气吞声。其实当时载涛和溥仪的关系，在一张照片中有所体现。这张照片是溥仪到达天津后，众人为他祝寿时拍摄的。照片中溥仪端坐中央，而在溥仪左上方的载涛虽然站着，但呈前倨状，神色中透着一股战战兢兢，卑躬屈膝。
溥仪到了长春后，邀请皇叔载涛前往任职，而经历了各种变故之后的载涛变得能够洞察先机，逐渐成熟起来，这次他拒绝了溥仪的邀请，没有追随。但是，每年溥仪的生日，载涛会带着爱新觉罗家族的族人前往长春，为溥仪祝寿。谁知，载涛在溥仪生日会上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却彻底破坏了自己跟溥仪的关系。
一次，溥仪过生日，特意请来了日本滑冰队表演。就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载涛面见溥仪之前与吉冈安直等日本军官打招呼，表示礼貌，溥仪最初没有在意。按照规定，没有溥仪的允许，臣子没向自己拜见之前，是不能随便跟日本人打招呼的，这属于“君前失礼”。溥仪身边的侄子小瑞子为了邀功，就悄悄地跟溥仪汇报了这件事，溥仪本不想责备载涛，谁知载涛“不识时务”地问了小瑞子一句：“你方才说些啥？”溥仪一听，勃然大怒，猛拍桌子，大声说道：“载涛，给你脸，不要脸，还有够吗？你眼里还有我吗？”一句话，吓得载涛赶紧双腿跪地谢罪，谁知溥仪越说越气，站起来吼道：“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载涛听到溥仪的训斥后，心中愤愤不已——你自己被日本人控制，心中郁闷，却找我借机发泄。从此，载涛再也没去过长春为溥仪贺寿。
溥仪出走后，清室优待条件成为了一张废纸，许多末代皇族上下几十口人坐吃山空，生活也日渐困顿，载涛也不例外。载涛全家三十多口人，对于断了俸禄、又没有进项的载涛来说，经济收入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变卖家里的产业，汽车、爱马、戏服、古董，甚至房子，这些都相继换作了家中的口粮。没有了收入来源，载涛以及一家老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最落魄的时候，载涛不得不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德胜门外的鬼市摆地摊卖古董。
后来民国政府各军阀混战，整个中国陷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载涛家里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也卖不了几个钱。为了降低生活成本，载涛索性搬到了京郊小汤山先祖墓地的阳宅居住。1933年初春的一天，北京的天气还透着些阴冷，在位于北京北郊的小汤山大柳村载涛家里，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后面则是他的两个随从。
寒暄几句之后，中年男人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游说，而院主人对他所讲的东西却并不感兴趣。在两人争执几句之后，中年男人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对准了院主人。
这名持枪的中年男人叫土肥原贤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执行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而此时，他的身份是位高权重的日本驻奉天的特务机关长。是什么原因让土肥原贤二对载涛拔枪相向呢？
原来，土肥原贤二想要说动载涛前去长春为溥仪任职，只要去东北，自然是高官厚禄不在话下，立马就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当土肥原贤二说明来意之后，载涛硬气地回道：“我身体不好，断然无法遵命。”土肥原贤二这位特务机关长决定用武力成事，他深知载涛胆小懦弱的性格，当初连带兵打仗都怕得要辞官，如今自己拿枪对着他，直接面对死亡，载涛还不得乖乖就范？
令土肥原贤二没有想到的是，载涛一反平日里的胆小怕事，而是拍着胸脯说道：“来吧，我奉陪。既然我来到了先祖的墓地，就没想活着回京城！”土肥原贤二断然没有想到载涛会有如此硬气的反应，这让他的处境变得很尴尬。他此行的目的是来劝说载涛去东北任职，而不是杀了载涛，况且杀掉载涛引发的一系列影响是他不想承担的。最终，土肥原贤二只能悻悻而归。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载涛一家人虽然清贫度日，但过得安心。
然而土肥原贤二的失利并没有让日本人放弃对载涛的游说。先后又有日本浪人田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王揖唐前来力邀载涛出山，王揖唐甚至拿出了北平市市长的官位。载涛看见客人上门，必是以礼相待，但让他做汉奸，却是断然不从。载涛毅然回绝汉奸王揖唐“出山”的请求：“饶了我吧您哪！我可坐不起您那小卧车哟，依我看，还是骑我那辆破自行车自在哟！”
抗战胜利后，王揖唐被定为汉奸，被国民政府枪毙，载涛对家人说：“多亏我那时心里明白，我要听了王揖唐的话，即使当上市长也得被枪毙。”
不肯做汉奸，家里也没了进项，载涛很快就连自行车都没得骑了，就在解放前夜，载涛的福晋姜婉贞便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载涛的五哥载沣也在家中病逝，此时，溥仪和溥杰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作为家中唯一的载字辈，载涛担起了皇族大家长的职责。
周总理听说了末代皇叔载涛的消息后，非常惦念他的处境，专门让人去打听他的近况。当工作人员找到载涛的时候，却看到他在胡同口摆摊的一幕，这一情况便通过周总理报告给了毛主席。很快，北京市政府转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小摊不要摆了，立刻发给救济款！”1965年6月14日，载涛作为满洲代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此载涛家的生活有了保障。为此，载涛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十分感激。
1950年8月的一天，位于北京市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的家中，他接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在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委任令》，让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顾问，也就是去部队相马驯马。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那天起，这位曾任过清朝宣统时期军谘府大臣、禁卫军总管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
载涛之所以这么激动，不仅仅是因为他当了解放军马政局顾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是他给新中国递交的第一份提案，而这份提案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由李济深、蒋光鼐一起签字后，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又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披阅后，提出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建议，经朱德总司令同意，下发炮兵司令部落实。载涛因此有了新的工作，成为马政局顾问。
当初死活不肯离开北京的载涛，当上马政局顾问后，全国各地到处跑，尤其是东北、西北的养马基地。那时条件艰苦，冬天还要翻越雪山，载涛虽然年近六旬，工作热情却像个小伙子一样。
朝鲜战争打响后，马政局的任务日益繁重。朱德总司令亲自给载涛打来电话，说中央军委要从蒙古购进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至朝鲜，要载涛研究购买军马事宜，并拿出具体方案。接到任务后，载涛和当时的牡丹江军马场场长郑新潮一起研究方案，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朝鲜战争打响后，为了支援部队，载涛从家里拿出来一大盒古董捐献给了国家，这个大盒子上下两层装满了古玉。为此，载涛还得到了一枚志愿军的奖章。
就在那年春节，中央军委派人给载涛拜年，送了一筐水果，还有一辆进口的英国菲利普自行车。载涛对这辆自行车特别喜欢，没事便骑着车子在北京城四处转悠。
这年冬天，刚刚被特赦回京的溥仪刚刚安顿下来，便来到了西扬威胡同，走进七叔载涛家的院子。载涛对侄子的到来也十分欣喜，看到溥仪仍然穿着监狱的蓝棉袄，便将自己的呢子大衣亲手给溥仪换上。载涛还兴奋地提议道：“大爷回来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想让家族人全来这儿吃顿饺子。”这“大爷”是满族人旧话，指的便是溥仪。
这顿全家族的团圆饭吃得并不丰盛，只有六七道菜，还是各家凑的，有炒肉片、炒白菜、炒土豆丝，最显眼的不过是一些腊肠和熏肉。由于人来得太多，面粉不够，也没能吃成饺子，只是和棒子面、白菜凑在一起，做了一顿菜团子饭。但此刻，那些曾经遍尝珍馐美味的昔日皇族们，这桌菜团子却吃得格外香甜。此刻的这对叔侄，才更像是一家人。
特赦之后的溥仪更加知道自由的来之不易，也使他更加珍视这份亲情的可贵，经常来载涛家里走动。溥仪的这些变化，作为长辈的载涛自然看在眼里，时常在家里感慨：“说句实话，大爷改造得真算不错啦。细想想，哪代的皇帝能得到这样善终呀？”从此以后，叔侄两人经常走动，享受普通公民的天伦之乐。
由于把自己最后的家财都捐献给了国家，这位昔日的涛贝勒家里是一贫如洗。一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大家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子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
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事后，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提笔疾书，再次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片心意。
那一年，载涛七十三岁，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他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喜欢到离家不远的北海公园遛弯，听人吊嗓子，唱京剧。有时，载涛抑制不住“戏瘾”，也会走上前去吼两嗓子。载涛爱骑自行车的习惯，到了晚年依然如故，甚至将自行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在他八十岁时，还跟儿子骑自行车骑到了十三陵。这是载涛最后一次骑车远行，此后，自行车便搁在家中，再没骑出去过。
1970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讣告：
新华社三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载涛先生（满族），因病医治无效，于九月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周恩来就载涛的后事做了批示，他的骨灰被安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载涛，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亲叔叔，就这样走完了他坎坷不平凡的一生。作为晚清的禁卫军大臣和军谘府大臣，载涛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抵抗，避免了一场流血大战。他多次拒绝伪政府的威逼利诱，从末代王朝的重臣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自力更生的身影，为末代皇族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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