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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前进中毕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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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有《商君列传》,说明司马迁还是很看重商鞅的。至于太史公对商鞅的直接评价嘛,好像又不是很高,说他是个天性刻薄之人,最后落了个谋反的罪名。

但实际上,司马迁大概对待商鞅,包括他的变法,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

史迁留于后世的,除了《史记》,还有一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面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包括一生之志向、惨痛之经历、心路之历程、忍辱之不屈,等等。

从《报任安书》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写作《史记》——这是隋代才有的名字,作者自己定名为《太史公书》——的最终目标。

所以,班固曾引刘向和扬雄的话称赞司马迁是“良史之才”,说《史记》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这是极高的评价了。如果用一句现代的话概括,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客观、真实。

可能有人会说,《史记》不是也有讹误吗?人非神仙,记录三千年的历史,一件事、一句话、一个字不错,谁也做不到。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多讨论。

在对商鞅的记载上,司马迁无疑同样遵循的是这样的原则。

相关的记载,体现出司马迁对商鞅的重视。

第一,《秦本纪》,记载孝公之前的历代秦王基本一笔带过,而对孝公,却突然多用了许多笔墨,而且大多是围绕商鞅记述的。

《秦本纪》的这一段,从孝公元年,秦“以东强国六”,说到秦王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再从“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说到卫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三年百姓便之;后面再从商鞅变法大利,屡战屡胜,封鞅为列侯,号商君,说到“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车裂以殉秦国。”

这简直是在详细讲述商鞅的功劳。而且,请特别注意最后一句话——“车裂以殉秦国”——商鞅因为变法而最后以身殉国——这是难以掩饰的一种崇敬。

第二,《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再次看似平静其实激情无限地赞扬了商鞅的功绩。

司马迁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他后面又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候,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徐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ニ,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好一段精彩豪迈的文字!

司马迁说,始皇是“续六世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继承了孝公以来的六代秦王的一贯事业,最终成功的。而孝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商鞅的变法。

第三,《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讲述了写《商君列传》的理由,也捎带手夸了一把商鞅。

他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商鞅离开卫国去了秦国,成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协助孝公强国称霸,后世秦王都沿袭他的变法。

此正所谓始皇“续六世之余烈”。

《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列传”中,很多是多人居于一传之中,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等。有的人,列于传中,但不见于篇名,比如庄子和申不害,居于《老子韩非列传》中,插于老子和韩非之间。人数最多的,是《仲尼弟子列传》,一下说到了七十七个人。

而商鞅,单独列一传,且篇幅够长,记述甚详,由此也可见司马迁对商鞅的重视,换句话说,其心中,存着对商鞅的尊敬。

可为何司马迁又说商鞅是个天性刻薄之人呢?

这就与司马迁所受到儒家的影响,包括他的两位老师的影响分不开了。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代。

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董仲舒上表,谏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皇帝准奏。

从此,儒家学说几乎完全统治了中国思想界约两千年。

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司马迁的另一位老师,是孔子的十世孙孔安国。

这两位恩师的教诲,肯定深圳地影响了司马迁。

另外,司马迁写《史记》,参阅了数百种先秦文献,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五经》和《左传》、《国语》。这些文献中的思想,显然同样深深影响到司马迁。

老师和文献的这两种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了,不再赘引。

严格来说,司马迁不属于儒家学派,他对儒学,保持着某种疏离的态度,甚至还颇有微词。但是,人都是具体的人,不可能脱离时代。司马迁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超然世外。

这从司马迁对“法家”的评判即可以看出。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这种评价,明显带有儒家色彩。但同时,又不完全同于儒家对法家的看法——司马迁是一种既有贬又有褒的态度。

所以,他对商鞅,包括商鞅的变法,也表现出一种极其纠结的矛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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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题主,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

很多改革家在观看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时,曾泪流满面。

商鞅作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使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变,非常值得后世纪念和学习。

毛主席曾做诗为证:“…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名学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法…”

太史公司马迁在著《太史公书》(史记原名)时,传承了孔子编《春秋》所用的“春秋笔法”,每用一字,必含褒贬。

在此种语境之下,我们再来看《史记》对商鞅的评价。

这个评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对商鞅成就和功绩的评价

太史公为商鞅单独列传,排在第八位,命名为《商君列传》。

管仲和晏婴是著名的治国巨匠,为后人所称颂,但二人只合为一传,且称为《管晏列传》,没有对他们用管子和晏子的尊称,也没有直呼其名,而是合称管晏,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对商鞅未直呼其名,而是按照他的封号尊称为商君。

这表示了太史公明确的肯定,没有任何含糊。

对商鞅性格的评价

“商君,天资刻薄人也”,太史公此时仍称商鞅为商君,难掩崇敬,即使批评也不过是一种求全责备,或者深表惋惜。

太史公又说道:“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此处评价的方式也很讲究。不但一直称商君,还说明了商鞅表里如一,并非伪饰狡诈之徒。“卒受恶名于秦”只是说,商鞅只在秦国受了恶名,并不是天下都骂他,也不是千古骂名。而且只是受恶名,并不是说他本来就恶。

就太史公本人来说,也是受了宫刑,这种刑罚,也是秦法的延续。

太史公属于儒家,儒家注重礼乐教化,对法家是有排斥的。

总体来说,太史公对商鞅表现出了公正的态度,体现了史圣的高风亮节。

就本人而言,对商君是极为推崇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种精神比白求恩和雷锋也是不输的。人家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是为了一统天下,永远结束战乱,令百姓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

商君在秦国实行的是战时法治,去沉疴下猛药,才能扭转局势,令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后来的国家治理者在天下一统后,没有按国情的发展来修改法律,导致了秦国的灭亡。

刑法惩治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都是犯法者。而且法治是后发制人,人先犯错后受制裁。法律不是阴谋整人,而是先立法,明白告诉你不要犯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专门对某个人故意搞个什么措施。法治讲证据,不诛心。法治讲究赏罚严明,而不是只罚不赏,而且赏罚不相抵,否则受赏者就会干坏事。

“乱世须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儒家的《周礼》也持同样观点。

宽刑省法与严刑峻法,各有优势,但要分在什么时机和情况来用,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能不为执政者所注意。

不喜欢法家,是人性弱点的一个体现。自己不想严格要求自己,犯了错不想承担责任,反过来责怪立法者,岂不可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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巜史记》对商秧变法有着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但也有一些批判。是因为商秧变法既有着秦国富国强兵,强大盛世的一面,也有着兼并战争带给百姓深重灾难的一面。

司马迁,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后世尊称为太史公,史学之父。他以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写成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乐,成一家之言”。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性的人物。商鞅变法在先秦时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让处在偏僻弱小的秦国日益壮大,为后来秦国的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是儒家学者,商鞅是法家人物,本来是对立的一面,司马迁却在《史记》中单独为商鞅立传,排名第八,而其他人物都是两个一起立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及弟子列传》等等。《商君列传》并不直呼其名,而是把商鞅尊称为君,体现出司马迁对商鞅的高度尊重。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首先安抚百姓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奖励耕种,发展农业。实现了这一步之后,老百姓必须为国而战,达到富国强兵。立功者重奖,临阵脱逃,当斩不误。对于违反秦法者,重刑惩治。商鞅变法如同一剂猛药,让秦孝公当时执政的秦国迅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成为战国七雄的第一大霸主。尽管孝公之后商鞅以车裂殉国,后续六世秦王同样沿用商鞅变法。

《史记》以浓重的笔墨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

鞅去已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

……

是当时,商君佑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候。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

类似于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我认为都是对商鞅变法历史功绩的高度赞扬。

商鞅变法及其本人历来受人争议,褒贬不一,《史记》对商鞅同样有着各种批判。商君,天姿刻薄人也,适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非其质矣。

商鞅变法之所以受人非议,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上层贵族利益的冲突。刑罚的过于严重,战争的连年不断,严重地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史记》对商鞅变法怎么看,在于各位网友怎么去读《史记》中的《商君列传》。太史公以治学的严谨而著称,他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当然是最客观公正而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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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其中有《史记·商君列传》,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对于商鞅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还是十分认可的。因为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而司马迁作为儒家学者,没有彻底否定商鞅,就说明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一份公允之心。

那么对于商鞅变法这件事,司马迁又是什么看法呢?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太史公对这件事的态度。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秦法推行了十年之后,秦国的百姓都接受并认可秦法,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了盗贼的行为,每家每户都可以自给自足,这说明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耕战,农业发展了,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秦国百姓都用于为国家而战,这不是荣誉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只要建立了军功,就可以获得爵位,大家都对以前盛行于民间的私斗行为感到很不耻,于是秦国的社会治安得到了改善,国家也实现了大治。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商鞅变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商鞅变法令秦国实现了大治,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这份功绩是不会被抹杀的。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最大的功绩,就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推行变法,让西北边陲的弱小之国变成了令天下震动的虎狼之邦。变法的成效有目共睹,这是无法磨灭的功绩,于是司马迁只能从道德的角度来对商鞅进行批判。刻薄寡恩就是司马迁对商鞅的判词,商鞅的种种作为都和他的秉性有关,当然他最后的悲剧结局,也是由于他刻薄寡恩的性格导致的。

正视其功绩,针砭其不足,有肯定也有批判,这才是史家该有的态度。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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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白话译文:

太史公说:商君,他的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考察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借着虚饰浮说,不是他自身的资质。再说凭靠着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等到被任用,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了。

在这篇列传里,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倾注了太史公对其刻薄少恩所持的批评态度。

然而,商鞅变法却是我国历史上成功的一例。孝公当政,已进入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相互攻伐,斗争异常激烈,谁想立于不败之地,谁就得寻求自强的途径。

记述变法的矛盾冲突是本文一大特点。变法未行,就遭到守旧派的公然反对。商鞅与甘龙、杜挚面对面的斗争,变法实行,众皆哗然。商鞅却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其法。

变法十年,国家日益强盛。率师包围安邑,俘魏公子昂,迫使魏国割地迁都,亦是变法极富成效的佐证。他悲剧的结局乃是与守旧派斗争的延续。与赵良一席谈话,其祸已萌,但商鞅终未采纳赵良言,受制于自己的变法,作茧自缚,以至车裂族灭,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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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明确《史记》是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也就是说书中带着司马迁自己看待历史的眼光,在纵论古今。自然会带有自己的个人偏好,以及主观感受。

这世上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史书。

下面我将简单说说司马迁对商鞅的看法,以及分析下他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偏见。

1、认识缺陷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很低。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说人家商鞅天生就是残忍狠毒的人,这就有点过分了,孟子还说“性本善”呢。在我们文化中也没有说人天生就是坏蛋的。

且所因由嬖臣,即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也。

因为已经认为商鞅是个天生的坏蛋,所以给他做引荐的是秦孝公的宠臣都是错的。唉,只要给人下了定论,那么无论看他什么行为都会不顺应。

又不是没本事的人,只是一个引荐的途径而已,这有何错?顺便说一句,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因为是武帝的裙带关系而被重用,一样的看不起。看来他对这种走私人途径有很深的执念啊。

卒手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最后,司马迁将商鞅之死,也归咎于前面说的刻薄少恩。

按说,司马迁距离商鞅之世已经差不多两百年了,他应该能客观的看待“商鞅变法”,且不论商鞅这个人如何,但他的“法”应该有个客观认识,但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太史公在这方面的流露。

整个《商君列传》对变法的刻画很少,但即便仅有的,他应该也能看出“商鞅变法”开天辟地的创举。

商鞅首先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进步思想,他以一招“徙木立信”便为国家重树了信用,他改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废奴隶、统一度量衡、移风易俗等等,哪一项不是千古大变!

用《大秦帝国》中商鞅的一句话来评价就是:为天下立制,为万民立法。

2、政治正确,及个人遭遇

在汉代有一条政治正确,那就是“黑秦”

不管什么事,只要说秦朝暴政,秦朝的官员坏得心肝发黑就对了。其后两千年对秦的定性,便是在汉代打下的。

司马迁成长年代,儒家还没有定于一尊,所以他并没有受儒家影响很深,但汉代的政治正确却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影响。不信?

一本《史记》只要翻开秦朝官员的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没有几个是相对正面的评价。反倒是范雎、蔡泽的评价稍好一些:

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意思是说,士人的遭遇也有偶然性,像他们二人这样贤能的人很多,却不能把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哪里说得完呢?但是这两个人如果不是陷于困境,又怎么能够激发起他们的志向呢?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两人都曾陷入过困境,便引起了太史公对自身的共鸣。他也陷入了人生困境,而他著《史记》同样是在激发他的志向。

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偏好是:能激发自己同情的,便有正面的评价;而秦朝除此之外,评价都不太高。

所以荆轲、项羽,司马迁同情之,故而有本纪、列传;而商鞅开时代之风气,评价却正相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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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商鞅变法的评价是冷酷凶恶。

史记是司马迁先生写的。老先生是一个文人,古代文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现代人差别很大。现代人对秦始皇统一很看重,并认为商鞅的耕战之法对秦统一贡献很大,由此也对商鞅变法倾向于肯定、而司马迁老先生更喜欢从道德层面上评价。所以他在商鞅列传最后的评价是这样的: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分了两层。第一层说商鞅。先劈头就评价为“天资刻薄人”,说他想要用帝王术(权谋)来获得秦孝公的赏识,本来就非真心;说他勾结宠臣上位,一旦掌权后用酷刑折磨大臣,用诡计欺诈魏国将领,又不听赵良的忠言劝告,这些都说明这个人品性败坏。

第二层说商鞅变法,太史公说他自己读了商鞅变法的书,觉得和商鞅人品真是般配,法如其人,那当然也就是刻薄恶劣了。

所以,太史公对商鞅变法的整体评价就是不咋地。毕竟,商鞅变法,用酷刑来驱赶全国民众,这在太史公看来是很差劲的。汉朝初年用道家的黄老之术来恢复经济,司马迁自己又受儒家教育,对这种纯粹法家很看不上也正常。




这种观点当然是比较偏激的。实际上汉朝之所以能建立一个长期统一的帝国,靠的是儒法道并用。法家为汉朝和后世的华夏文明维持政治上的稳定贡献很大,而这些很大程度就在于商鞅、当然,太史公对商鞅的攻击也有其合理一面。商鞅变法确实太刻薄、太刚猛,一味用严刑峻法约束官民,实际上难以凝聚全国人心。秦朝统一后二世而亡,也是因为这一点,可谓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相反,汉高祖刘邦初入关中就约法三章,建立汉朝后,更是以法家维系政治统一,以道家恢复生产,以儒家凝聚文化,三术并用,建立了伟大的汉朝。这一点,反过来也可以对比出商鞅变法的不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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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对商鞅贬多褒少,根本原因在于司马迁属于儒家学派,儒家以道德治国,而商鞅属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两人理念相悖,太史公自然对商君所做所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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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商鞅的变法,是用负面的角度和眼光,进行评述和记载的。

书中云: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司马迁认为商鞅,不守诚信,不知感恩图报;而且心狠手辣,非常不地道。

总结其三罪:1,刑公子虔。2,欺魏将昂。3,不听儒家赵良之言。

最终,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被秦惠王派兵杀于郑黾池,尸被车裂,并灭全家。

“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何如此评价商鞅?

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商鞅崇尚的是法家,而司马迁信奉的是儒家。法家讲究的,轻罪重罚,法律治国;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平和理国。随着秦朝灭亡,汉朝建立后,原本在秦得势的法家早已失宠,完全被儒家所替代。同时儒家还千方百计地继续打压绞杀法家。

另外,司马迁曾受过宫刑,对国家采取严厉刑罚,深恶痛绝。所以,才得出了商鞅最终悲剧为活该!

商鞅相秦十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这使得原本弱小的边塞小秦,而一跃成为群雄逐鹿的龙头,为将来秦皇赢政统一中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初商鞅的变法也确实功不可没的。笔者以为,对我们当今的防腐反贪,振兴中华,还是有相当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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