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成功地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七八百年来，以《四书》教育全国人民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一种学说要成为统治思想，为社会上最广泛的民众所接受，不仅要回答如何治国的问题，还必须能回答人生问题，在人生问题上提出适合客观需要又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的思想。
《四书集注》之所以风行天下，成为南宋末期和元、明、清的必读教科书，是由于其学说顺应了那个时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朱熹的思想精华今天仍然可采，朱熹通过集注继承和创新儒学文化的方法更值得借鉴。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从当时儒学面临的问题出发,如唐末安史之乱及五代大乱,造成伦常败坏;社会危机四伏,阶级矛盾尖锐;道家、佛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思想占据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优势,从而对儒家的政治、伦理形成威胁。
朱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把儒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纲五常”,他说:“三纲五常,礼之本也”(《论语集注·为政》),“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同时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构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套系统的、精致的、哲理化的并独具特色的封建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把我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为了论证这一套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他以“理”为最高范畴,把封建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纳入天理这个范畴。
这样,“三纲五常”就成了天理,和天理一样具有了客观必然性,成为人们只能顺之而不能逆之的当然之则。“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朱子语类》卷六)。。
总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创立，再经过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但再往后，这个道统就中断了。直至宋代，才出现了河南程氏二父子程颢、程颐，儒学道统才得以继续。
朱熹重视《四书》，为《四书》作《集注》，所体现的也正是一个道统相传承的观念。朱熹之前，朝廷推崇五经》，再加上佛道盛行，儒家文化被冷落。《四书集注》问世后，人们才开始重视《四书》，《四书》的影响超过《五经》，《四书集注》被指定为国家教科书，它的基本精神也渗透于蒙童教育，儒学成了能为普通人所学习、接受，并指导每一个人的人生学说，孔孟之道由《四书集注》始，不仅成为政治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一整套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指导思想。
儒学道统文化能够把人民的内心修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理念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构成稳定政教合一的体制，应该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