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他们是金朝人，而不是宋（南宋）朝人，金朝灭亡于1234年，这时候他们都已成为蒙元的臣民，与南宋（南宋灭亡于1279年）无关。元代名将张弘范是灭亡南宋的主要功臣之一，张弘范是很有文采的。特推荐他所作的二首词与诸君共赏：
千古武陵溪上路，桃花流水潺潺。可憐仙侣剩濃歡。黃鸝驚破夢，靑鳥喚春還。
回首舊游都不見，蒼煙一片蒼山。玉人何處倚闌干。紫蕭明月底，翠袖暮雲寒。
一一【元】張弘範《臨江仙?憶舊》
獨上高樓，恨隨春草連天去。亂山無數，隔斷巫陽路。〇 信斷梅花，惆悵人何處？愁無語，一點斜陽暮。
一一【元】張弘範《點绛唇》
张弘范（1238一1280）字仲畴，定兴（今河北定兴县）人，元代名将。先率师破宋于襄樊，拜蒙古汉军都元帅，率军南略福建、广东等地，在潮阳抓捕文天祥，在崖山破张世杰、陆秀夫，南宋遂亡。
投降了蒙古的金国里的汉人，算不算 是汉奸？
这话说的有点绕嘴，明确的说，在宋代时期，已经在金国那里效力的汉族人，又转而投靠了蒙古人。
把汉奸的定义送给他们真有点不妥。
就算当时是个三国鼎足，在宋朝里面，汉族人占大多数，金国人是女真族占大多数，蒙古呢？也不是清一色的蒙古族。
那么在宋朝统治的范围内，是不是也有女真人的存在呢？这话还真就不好说，我想，怎么着也得有几个政治避难的文人，或者是投降将士吧。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部族，他们之间打的是兼并战争，都想把对方吃掉。
唯一的只有大宋朝，没有这个心思，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
看来汉奸这个帽子，而不是随便扣的。
至于说是那个陷害岳飞的秦桧，他只是金国的一个奸细，而岳飞是南宋的一个英雄，被后人称为典型的精忠报国，也就是报效朝廷。
秦桧的罪行是陷害忠良，早已被人钉在了耻辱柱上。
而汉奸一词的出现，却是在近代，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使用。
那日本的和族，他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以外的民族。
在日本用枪炮打到我们中国后，一些个追求利益的人，便投靠了他们。
最典型的就是汪精卫，还有使用刀枪替日本杀害中国人的，还有在文化上，宣扬日本文化，抹灭中国文化的，这些都是汉奸。
在网络里攻击我们祖国的，替日本人叫屈的，替美国人吹牛腿的，用西方的野史颠覆中国的历史的，他们都是汉奸，是21世纪出现的文化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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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得一分为二看。
像史天泽父子、张柔父子，虽然是金国人，却是汉人血统，他们弃金入蒙的行为，总让人感觉得他们是金、蒙之外的第三方，在择主而事，不算得什么背信弃义，没有过多可以指责的。
但是，他们在蒙元灭宋的过程中，翻蹄亮掌，追亡逐北，大肆屠杀汉人，这就是欺宗灭祖的禽兽行了，骂他们一句“狗汉奸”，真还是轻的。
但对于刘秉忠、姚枢、郝经这类文人，重在文治，他们入蒙后，主要是为蒙元统治者进献治理国家的措施，实施经济、文化建设的策略，称之为汉奸，就不太恰当了。
下面以郝经为例，相信大家看了他的经历，不会认为他是什么大恶人、大坏人、大汉奸了。
郝经家自八世祖郝祚而下，都是泽州（今晋城市）陵川望族，几代人教书授业为生。
金正大八年（1231），郝经出生。此时，金朝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襁褓中的小郝经在父母的怀抱里先是避难于河南鲁山，后徙居于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靠其父亲教授生徒艰难度日。
郝经自小好学，勤于钻研，专治六经，潜心伊、洛之学，涉猎诸史子集，稍长，“以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
由于学问品行出众，乃马真后二年（1243），郝经先后被蒙古元帅贾辅和张柔聘请到他们家中设馆教书。
期间，郝经结识了金朝遗老元好问和理学大师赵复。
元好问非常赏识郝经，常常与他讨论作诗作文之法。
赵复更是看好郝经，称“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注：郝经字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者，盖亦鲜矣”。
赵复可没看走眼，他称赞郝经“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实在是恰如其分。
曾经，一位来自郝经家乡陵川的道士，在顺天府遇上了郝经，向他讲述了家乡百姓受蒙古官僚压迫的种种惨象。郝经书生意气，热血翻滚，愤然执笔写下了《河东罪言》，甘冒奇险，交贾辅转呈忽必烈。忽必烈有开国帝王的胸襟，不仅没有怪罪郝经，反而两次遣使召见。
元宪宗六年（1256）正月，郝经见忽必烈于沙陀。忽必烈询问以经国安民之道和帝王当行之事，郝经即“告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深得忽必烈所喜。
元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立即颁发政令，革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种地人征税的权利，大大减轻了北方人的负担。
而自从灭金以后，蒙古军就开始谋求并吞南宋，屡屡南下。郝经持否定态度，多次向忽必烈讲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的历史经验，认为蒙古国是“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敝于下”，而南宋则是“君臣辑睦，政事修明，无衅可乘”，极力反对伐宋，建议把精力内部建设上。
宪宗八年（1258），蒙哥汗命忽必烈分兵南征鄂州，郝经随军南下，一路对忽必烈苦苦相劝。当蒙哥汗死于合川钓鱼山，忽必烈感觉到汗位继承权受到阿里不哥的篡位威胁，答应了郝经的建议，班师北上，最终顺利继承了汗位。
随即，忽必烈授郝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令其出使南宋议和。
南宋当政的是奸相贾似道，他害怕自己冒功鄂州（今湖北武汉）却敌的劣迹败露，把郝经一行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
为招降郝经，贾似道多次对郝经展开威逼利诱。
郝经心坚如铁，宁死不屈。结果，被关押了整整一十六年！
在这漫长的十六年里，郝经苦中作乐，改写了陈寿编撰的《三国志》的体例，推倒其以占据中原的曹魏为正统的模式，将偏居一隅的蜀汉小朝廷奉为传承华夏王朝统绪的合法政权，该书定稿后，题名为《续后汉书》，在清乾隆朝，被收入了《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览书后，题诗大赞郝经“身充信使被拘留”、“空言思托著书酬”。
郝经不但效仿司马迁在困厄中著史，还处处以苏武为榜样，决意坚守到底，他曾作诗云：
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
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
不用说，郝经所说的“长安”就是元京“大都”；“何日见长安”，就表示自己无日不思念返还元京大都。
苏武在汉武帝朝出使匈奴，被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归汉无期。后来汉昭帝继位，与匈奴和亲，索还苏武。匈奴人谎称苏武已经病死。汉使略施小计，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落一雁，雁足系有苏武亲笔所写帛书，书述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匈奴人没法，乖乖奉还苏武。
郝经熟读子史经集，当然知道这一典故，为求脱困，他在春暖花开、南雁北归的日子里，买通看守人员，代购来一只大雁，写帛书系于雁足，里面写诗一首，云：
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
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
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然后放将雁放飞，希望元朝子民射雁能看到帛书，想法相救。
实际上，郝经所写的“中统十五年”应为“至元五年（1274年）”。盖因他被拘于真州，不知元朝已经改元，自推为“中统十五年”。
郝经被关了十多年，忽必烈实不知他是死是活。
到了至元十一年（1274），汴梁猎户在北宋皇家园林金明池射下郝经放飞的雁，发现了雁足上的帛书，上报了元廷，忽必烈即命丞相伯颜率兵伐南宋，索还郝经。
南宋风雨飘摇，为求安宁，不得不礼送郝经北归。
至元十二年（1275）夏，郝经终于重见天日，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大都，得忽必烈赐宴于廷，恩宠有加。
不过，也在这年秋天，郝经猝然病卒，谥“文忠”。
郝经心系天下，爱好和平，又忠贞不屈，有苏武之节，为人真没得说。
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赞：“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两回事。虽然这两者有时候会有比较大的交集，乃至重叠，但有时候却是完全分离的。这关键就取决于汉人建立的中原政权能否完成传统的汉人聚居区的统一。那种完全完成汉人聚居区统一的大一统王朝，往往就是完全统一的，而那种没有完全完成汉人聚居区统一的王朝，就会有一部分汉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背离。
举例来说，在秦国统一之前，各国国民并没有统一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而是只有各自的国家认同，比如赵国人、齐国人、秦国人、魏国人、韩国人，但不存在统一的汉人的民族认同。但秦汉完成统一之后，汉人的指向就比较明确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基本上就统一了，所以像中行悦即背叛了汉朝，也背叛了汉人的民族认同，就是毫无疑问的汉奸。
到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总体而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汉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也是高于民族认同的。虽然在有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眼里，汉人也是晋人，和他们本民族是不同的，有区别的，但并不特别强调这一点。而更多的统治者也会同时兼具两种身份，一种是游牧民族的单于这样的身份，另一种则是汉人的帝王，就是为了自身统治的方便。
唐朝在安史之乱前，汉人也就等于唐人，这个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是重合的。不过，当时唐朝也有许多外族将领，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有点冲突，比如契苾何力、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不是汉人，但他们仍然是唐朝的将领，对唐朝是有比较强的国家认同的。而且，这个时期唐朝统治了一部分游牧地区，所以边疆地区的汉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也都是完全重合的。
到安史之乱后，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大量原本汉人的聚居区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控制，有些地区只是脱离中央政权变成了割据势力，但仍然保持着汉人的民族认同，对唐朝的国家认同也没有变，但有些地方则沦入异族统治之下，情况就比较糟糕了，民族认同仍然是汉族，但国家认同经过几代人之后会逐步变化。比如河西走廊地区，就沦入吐蕃的控制，虽然汉人的民族认同还在，但经过几代人之后，国家认同就会变化了。
而且，在边疆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居的，不同的民族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大体来说，在中原政权控制的时候，这些地区会逐步向汉人的生活方式转变，而当游牧民族控制这些地区的时候，这些地区就会逐步向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转变了。河西走廊和甘肃南部一带的汉人，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和藏族融合得比较深了，生活方式和文化上都更接近吐蕃一些。
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幕府的时候，召集了一大批汉人成为他的幕僚，为他之后当上蒙古大汗、统一全国、规划和建设北京城，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些人的原籍大体上都出自原来的燕云十六州地区。这个地区自从安史之乱后就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控制而成为藩镇割据势力，到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地区纷乱的政治变化中，最终倒向了契丹建立的辽国，宋朝也没有能够夺回这个地区，这里先后被辽国和金国所统治。
在辽国时期，就不仅在燕云十六州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而且这也成为辽国能够超越之前的游牧政权的规律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可以稳定的为辽国提供粮食等主要物资，所以辽国的政治稳定性远远超过之前的游牧政权。而且，辽国还经常从燕云地区征发汉人参加战争，也就是辽国的汉儿军。
金灭北宋之后，整个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都纳入了金国的统治范围，南宋只能坐守东南半壁江山。但因为金国的统治者女真民族本身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有一定的农耕传统的，所以在金国统治时期，对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也是比较接受的，金国的汉化程度也要比辽国更深入一些，在政策上也更有利于促进中原地区的生产恢复和发展。所以，到金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就接受了金国的统治，也逐步建立起了对金国的国家认同。
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人后来投奔了南宋，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汉人对南宋的国家认同，而是分裂时期非常常见的在不同政权之间寻求生存机会和生存空间的政治行为。就像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叛乱势力会南下投奔南朝，南朝的反叛势力会北上投奔北朝一样，并不是因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而是政治军事形势的压迫之下的选择。
因此，在金国和北宋夹击辽国的时候，虽然辽国统治下的一部分汉人组成的军队投降了北宋，但这并不是因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而是因为政治投机。也因此，这些军队在投降北宋不久之后，金军南下进攻北宋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转而投降了金军，并且参加了金军对北宋的进攻。在南宋初期，也有大量北方地区的汉人组成的军队在伪齐刘豫政权的名义下，参加了金军对南宋的进攻。
不过，在金国晚期，在蒙古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金国不得不不断将都城南迁，整个河北地区逐步被放弃，成为金国和蒙古之间的真空地带，也就是军阀割据的地区。这其中就包括张弘范的父亲张柔，以及山东的史天泽，都是在金国晚期出现的地方割据政权，只是因为金国无力镇压，蒙古此时也无意在中原地区建立直接统治，才让他们成为类似蒙古的藩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从蒙古第一次进攻金国的1216年，到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幕府的1260年，其间长达44年的时间，整个华北地区基本上就处于没有秩序的军阀割据状态，统治这些地区的汉人军阀势力并不比金国的统治温和多少。所以，对这些地区的中下层汉人农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建立比较稳定和规范的统治秩序更加重要，至于这个秩序是由异族建立，还是由汉人建立，在当时的华北地区并不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张弘范在崖山灭宋之后，后人在他的纪功碑上加了一个宋字，碑上的字变成了宋人张弘范灭宋于此，但实际上张弘范从来不是宋人，从他父亲开始，就已经是臣服于蒙古的军阀了。至于其他的郝经、刘秉文等人，就更加不是宋人了，因为他们原本也是在金国的统治下生长的，对偏安江南的南宋并没有什么认同，也就谈不到汉奸不汉奸的问题。
算！汉奸在不同的时代，意义是不一样的。
近代以来和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打交道的情况无需多说，只要投靠到敌人阵营的，基本是汉奸无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内的130多万伪军，也属于一个庞大的汉奸群体。
这个时代的汉奸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背离自己的民族属性，帮着外邦侵略自己国家。
因为这个时期已经产生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因此只要本国人背叛国家，都属于板上钉钉的汉奸。
但是在古代社会，基本都是在中华文化圈内打转，比如宋辽、宋金、金蒙、明清，这样条件下，双方都属于封建政权，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因此汉奸的定义和现代不同，这种情况下，只要背叛自己政权，就是汉奸行为。比如明朝末年的范文程主动到后金的政权中去服务，并帮着后金人打自己的同胞，这种行为不仅可恨，而且这种人也会遗臭万年。
但是如果这样粗略定义的话，很多历史上的定论就会被推翻，比如从金国南下到南宋的归正人怎么算，更早时期从曹魏到蜀汉的人，这种背叛自己政权的人，为什么不但没有被后人责难，反而大受褒扬？
所以，在古代，符合汉奸定义有以下两个条件：
1、在中原境内，中原人主动从中原政权投靠周边政权的，比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无论占据中原的是汉人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王朝，只要从中原地区背叛，都属于汉奸行为；
2、在中原地区形成南北对峙的。若一方为少数民族，一方为汉人王朝，若从汉人王朝叛逃到少数民族阵营，都属于汉奸行为；但是从少数民族阵营回到汉人王朝的，则不算。这是古代汉奸定义的双标性。
所以秦桧是汉奸无疑，岳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归正人则属于民族英雄的存在。
所以，回到本题，当时的金国人叛逃到蒙古，因为金国是中原北部的王朝，蒙古是周边政权，因此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汉奸行为。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Yes”，一个爱好历史的妹纸，欢迎关注！
有人问在满清时代参加科举的算不算汉奸？我的回答是当然不算，因为满清统治已经既成事实了，对于无力反抗的人他别无选择。什么是汉奸？帮助满清获得政权的那些人就是。满清武力不弱，但绝对人口数决定了他没有入主中原的实力。我举过一个例子，刚入关的满清把包括了蒙古人、汉人在内的所有旗人安排到各地去统治，人也是不够的。没有汉奸配合满清绝无统治实力。所以满清是躺着拿到政权的。
有人会说明朝不好，我是这么认为，明朝不好你可以推翻他。因为明朝不好的缘故所以要帮助满清来统治自己，这种逻辑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不就应了我那句名言，暴治时不惧怕异治，异治时不惧怕暴治。其命运永远在其中恶性循环，得到的下场翻来覆去都是可悲可叹。
中国的汉奸种类繁多，有为了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有为了自己能够苟且的，有因为人生不如意反过来仇恨民族整体的。第一种最坏，第二种最多，第三种最可悲。第一种起到的汉奸作用也最大。历朝历代在外族政权里都有这类人的身影，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类人的帮助，没有一次可以实现入主和统治的。第二种是大多数，也是最常见的汉奸嘴脸。第三种现在都有，境外民族分裂势力都能看到这种汉人的身影。
投降蒙古的金国汉人算汉奸吗？我觉得扯不上汉奸。至少在那一刻他出卖的不是自己的民族。所以没什么好讨论的。
之所以要反复讨论汉奸这个话题是因为无论看历史，还是看民族性。汉奸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汉奸性是一个普遍存在，而非个别现象。汉人与少数民族相比少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男性文化被儒生们带入歧途，把文弱病态美视为主流。男性的勇敢、担当、坚韧、沉稳、冒险全不被这个社会和家庭鼓励。另一个就是民族性。你见不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随意侮辱自己的民族。你见不到。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话虽然是对普通人说的，但我认为用于汉奸也是非常贴切的。
不算吧，应该算金奸吧。
楼主指的是张弘范吧？
张弘范，父张柔，金国汉族将领，投降蒙古后效力攻击南宋。张弘范效法其父，最终指挥军队在崖山歼灭南宋残军。对此，后来有人在张弘范所刻碑石上添加宋（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之地）字以示蔑视其做了汉奸。
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
张弘范生于金国，长于蒙古控制下，最终选择为蒙古效力，与汉奸这个词何干？
当时并无现代中国的概念，儒家也信奉五德循环理论，就如金国及金国的汉族知识分子普遍自认是汉人，将南宋认为是南人。铁木真就据此将金国公主称为汉公主，认为金国才是当时的华夏正统政权。
所以，张弘范吃金国奶，食蒙古米长大，为什么苛求那个时候的他必须将毫无关系的南宋当作自己的祖国?
不算。 1.在古代，还没有形成民族的概念，没有汉奸之说。民众只知道是为那个帝王服务，因而有“学熟本领，卖与帝王家”之说。 2.民族的概念形成及在民众中扩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由广大青年学生大力宣传推广，才在民众中普及发展。所以，在古代社会，民众只知道有汉人，不知道有汉族，只知道是为帝王卖命，不知道为民族服务。因而，投降蒙古的金国汉人，只是换了个服务的主人，当然不是汉奸。
首先应该知道汉奸的定位。出卖本民族利益既汉族利益的人，帮助外族一起奴役本民族既汉人的人，跟外族一起屠杀本民族既汉人的人。这些投靠蒙元的有上述情况吗？比如汉八旗，左宗棠，曾剃头，李鸿章这些就是大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