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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题目问得,我几乎都无话可说。

从建立这只水军,到威海卫全军覆没,你说纸老虎李合肥率领的渤海北洋军到底见了什么丰功伟绩?除了浪费国家资产,老佛爷对它可真是恨铁不成钢的呀——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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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的硝烟散去近两个甲子了,那段屈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再复返,曾经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在此历史时刻,我们重新反思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意义何在?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分析、正确评价、重新反思甲午海战那段屈辱历史有其特殊意义,以更宽的视野,从更高的层次,更科学、更全面、更深刻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既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更是实现“富国强军”和建设“海洋强国”,增强全民族海洋、海权意识的现实需要。

提到甲午战争和北洋海军,就不得不提到洋务运动,中国有了自己的煤矿、钢厂,可以自己制造轮船、枪炮。当时,中国的国势要强于日本。英国人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进行了5次对外战争,《中法合约》是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合约,这就是洋务运动的成功所致。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基本上达到了“我能自强,则可以彼此相安”的目的。图为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等军用品。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中国破天荒地有了一支在亚洲堪称一流的近代化海军舰队。这支舰队在人才培养、装备建设、基地建设、制度建设、教育训练、战术技术等方面全面依靠和学习借鉴西方,建军治军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宝贵经验。这支舰队成军后,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威慑遏制外敌入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也一度迟滞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将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

但是,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下的洋舰队,先天性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同时,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日本为拓展其海外利益,举国节衣缩食建设海军。实际上北洋舰队成军之时,也是停止造舰、停止发展之时,日本利用这一宝贵时间以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的速度赶了上来,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全面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洋舰队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晚清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日渐颓微。甲午战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然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他们是以乡亲宗族关系为上下纽带,这些人当初在本土打仗尚可,在远离家乡的朝鲜和东北,战力便大打折扣。

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评价历史人物,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戴乐尔攻讦刘步蟾的要害问题,是指责他在黄海海战中擅自改变既定阵形,怯战自保。那么,北洋舰队将双纵阵改变为雁行阵,是否是刘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战后报告中明确指出曾下令变阵,刘步蟾代表提督发出变阵旗号,完全是职责所在。其次,变阵后“定远”舰居于舰队正中最前方,距离日联合舰队本队最近,受敌火力威胁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战中“定远”舰一直冲锋在前,从第一个开火到最后一个撤离,如果刘步蟾怕死,“定远”舰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勇敢的行动?

评价刘步蟾,还有一个著名的争议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上岸,刘步蟾按规定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此举惹怒了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他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为何要撤提督旗?为此他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后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军纪日渐松懈。有人将此事简单归结为刘步蟾排挤琅威理。但实际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如何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军的控制权,始终是北洋舰队一个既重要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撤旗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北洋舰队的控制权之争。在这一重大是非问题上,刘步蟾是清醒的。总之,刘步蟾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近代中国腐朽社会的大环境下,他无力改变失败的命运,但还是以自杀这样悲剧性方式表达了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其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

甲午海战的硝烟散去近两个甲子了,那段屈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再复返,曾经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在此历史时刻,我们重新反思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意义何在?

吸取历史教训,正视历史启迪,开拓走向未来,这是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尤其是对待失败历史的正确态度。失败历史是一面雪亮的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态,也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

甲午海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海上侵略与反侵略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其后的百多年间,英、美、日、法、俄、德、意、奥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9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84次,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越的抵抗和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策划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887年日本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将侵略中国作为其主要战略目标,将北洋舰队作为其侵略的主要障碍,举国上下捐款建设海军,进行了全面战争准备,建立了战时动员和指挥体制,派出间谍反复深入侦查,制定详细的作战方案,部队进行了严格的实战训练。反观清朝政府,依旧浑浑噩噩,不说战争准备,甚至连像样的战略指导都没有。分析战前形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日本侵略中国是既定的,这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侵略与反侵略性质。比较双方战前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难看出,此战胜败其实已有结果,清朝政府、军队,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在历次海上反侵略战争中,1894年爆发的甲午海战规模最大、最为激烈、最为悲壮,。

甲午海战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舰和兵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特别是黄海海战,中日双方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激战持续时间近5个小时,北洋舰队在损失5艘战舰的情况下,死战不退,击伤日舰7艘,其中重创了包括日旗舰“松岛”号在内的4艘战舰,迫使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削弱了日舰队实力,迟滞了日舰队行动,使日军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一再做出调整。尽管最终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失败了,但海战打破了日本战时大本营尽早获取制海权,直接投送兵力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的企图。

甲午海战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海战中,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在火力、机动力、毁伤力都不及日舰队的情况下,不畏强敌,血战到底。邓世昌发出“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的誓言,是北洋舰队官兵群体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不仅是邓世昌,北洋舰队官兵大都抱有“与舰共存亡”的决心,与其他军队相比,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死战不退的是北洋舰队,战至最后的是北洋舰队,战至全军覆没的也是北洋舰队。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北洋海军的将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军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技术、战术,治军勤勉,作战勇敢,有的战死疆场、以身殉国,有的拒不投降、自杀殉国,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依旧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纵观世界海战史,一支海军舰队在一场海战中战死或以身殉国、尽节以终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却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北洋舰队头上,北洋舰队的将领成了战败的“替罪羊”。丁汝昌死后,清廷下令褫职籍,没收家产,将其棺柩加3道铜箍捆锁,涂黑漆,以示戴罪,并不准其下葬,以至17年后才得以入土为安。时至今日,对北洋海军和北洋舰队的优秀将领仍有一些不实的指责,对此我们应当纠正,应当还他们以历史的公正。爱国主义应是中华民族永远弘扬的民族精神,崇尚和讴歌爱国主义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

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

甲午海战是对晚清以洋务运动为主要标志改革的实际检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在遭遇巨大伤痛和屈辱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来自海上“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威胁,且威胁不仅来自西方列强,也来自东方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决心“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1874年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82年和1884年两次进犯朝鲜。此后,便以中国为敌手大肆扩军备战,侵略中国蓄谋已久。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陆海大变局,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以空前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眼光,审视思考中国的海防建设,谋划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奕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起“军事自强”的洋务运动,特别是经过两次海防大讨论,增强了清政府大治水师、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感。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中国破天荒地有了一支在亚洲堪称一流的近代化海军舰队。这支舰队在人才培养、装备建设、基地建设、制度建设、教育训练、战术技术等方面全面依靠和学习借鉴西方,建军治军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宝贵经验。这支舰队成军后,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威慑遏制外敌入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也一度迟滞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将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

但是,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下的洋舰队,先天性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同时,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日本为拓展其海外利益,举国节衣缩食建设海军。实际上北洋舰队成军之时,也是停止造舰、停止发展之时,日本利用这一宝贵时间以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的速度赶了上来,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全面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洋舰队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晚清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

甲午海战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甲午海战是甲午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键部分,日本在发动战争时,对能否战胜北洋舰队并无把握,因此,日本以是否战胜北洋舰队为基点制定了三套方案,包括战败以后固守本土的方案。为了战胜北洋舰队,日本进行了长期地精心准备,并确立了首先寻求海上决战,打败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指导。黄海海战后,日本陆海并进、协同作战,辽东战役和山东战役都是以歼灭北洋舰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实施的。因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对整个战争失败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从整个战局看,北洋舰队的覆灭基本上就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结束。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亿3000万两白银,被迫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不仅使中国领土主权进一步沦丧,而且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从此中国深深地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世界列强纷至沓来,明争暗斗,强租军港,霸占海湾,划分势力范围。法国租借了广州湾,以西南为势力范围;俄国占据了旅大,以东北为势力范围;英国又租借了威海,扩大了对香港占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德国强租了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日本割占台湾、澎湖,以福建为势力范围。中国的海上国门洞开,海防荡然无存,权益被进一步侵吞,偌大的一个文明古国从此积贫积弱,被挤出了东亚的政治舞台,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被彻底改变。

甲午海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进一步唤醒了民族的海洋意识。惨痛失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雪上加霜、更为深重的巨大灾难,带来的是痛定思痛的痛苦抉择,无数先进的仁人志士不惜牺牲生命,奋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梁启超说:“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是从甲午之役始也。”接踵而来的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民族的革命先行者们开始了民族自强的抗争与求索。此期间,唤醒民族的海洋意识是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有过海洋上的辉煌,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87年。但是,数千年来中国本质上是重陆轻海的,当近代西方海权思想迅速发展之时,中国依然禁锢于陆主海从,甚至只见陆地不见海洋的落后观念之中,从而逐步演变成一个闭关锁国、圉于大陆的国家,造成了整个民族海洋观念的衰落和海权思想的缺失。甲午战败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海洋和海军,认识到甲午之痛不仅仅是海军之痛,更是海防之痛、海权之痛。北洋海军将领刘冠雄说:“中国海岸线绵长,属于陆海交错之国,应当陆军和海军并重”,否则“势将无以自存,更无论称雄于今世”,陈绍宽说:“国家的强弱,全看领海权为比例,领海完全与否,全看海军。海权伸张,国家自然日臻富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感慨,提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的著名论断。从晚清到民国,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海洋观念和海权思想,从而形成了新的海防观念。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宏大的战略视野重新创建人民海军,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之时,中华民族的海防思想才真正确立。

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

甲午海战失败有其必然性和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晚清统治者腐朽奢靡、苟且偷安,派争党伐、明争暗斗,面对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军备空虚、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依旧冥顽不化,恪守封建旧制、不思改革进取。他们自愈“天朝上国”,视西方列强为“夷狄蛮”,斥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北洋舰队成军后就再也未增一舰一炮,面对近在咫尺的战争危险,丁汝昌提出花61万两银子添置新式快炮的最低需求都未予满足。巨额海军经费被挪用来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慈禧的60大寿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应当说,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是导致甲午失败的根本原因。

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举国图强及侵略扩张图谋,晚清政府虽然认识到日本是“肘腋之患”,但对其大力发展海军和咄咄逼人的战争企图缺乏准确判断,战争在即,清政府决策机制仍旧是根本不懂军事的皇帝专权专制,辅助决策的军机处既不懂军事又无权典兵,或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或盲目主战却不知如何胜战,战略决策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战争准备被动应付,既无争取主动的作战指导,更无一战到底的决心意志。

李鸿章等奉行的是“专守防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思想,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2舰护航,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广乙”搁浅、“操江”被俘、“高升”被击沉,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是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臣工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应当说,消极保守的战略决策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关键原因。

从战役筹划和指挥上看,清军陆海两个战场缺乏协同配合,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使北洋舰队丢掉了重要基地旅顺;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后,只遭遇轻微抵抗,日军很快拿下威海港南岸炮台,北岸炮台和威海卫城的清军则弃守逃跑,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陷入绝境。从总体上看,清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但在整个战争中,这4支舰队之间没有任何策应,致使北洋舰队始终在孤军奋战。

纵观黄海海战的全过程,北洋舰队在海战打响不久即由于提督丁汝昌负重伤而失去了统一指挥,除了在海战开始前丁汝昌下达的三条命令外,在长达近5个小时的激烈海战中,北洋舰队各舰实际上未接到任何战斗命令。海战场是相对独立的战场,作战双方要在激烈的对抗中,高速机动,变换阵形,争取主动,没有一个精干、高效、应变、完善和有生命力的指挥机构是难以办到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没有建立完善的指挥机构,丁汝昌甚至连代理人也未指定,结果造成指挥瘫痪和各自为战。应当说,战役指挥的一系列失误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

甲午海战留给中华民族的惨痛教训和历史启迪弥足珍贵。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训,甚至会有惊人的相似。我们反思失败历史、屈辱历史必然是苦涩的、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海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和振聋发聩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开天辟地的第一回,重陆轻海的民族意识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维护海权、经略海洋、发展海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选择,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唯有放眼全球,着眼未来,把握机遇,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强大海军,才能真正肩负起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航船鼓起风帆,破浪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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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功伟绩没有,真的没有。所谓的精神什么的都是当代人忽悠上去的。如果说留了什么,唯一能想到的是萨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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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自成军以后,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甲午海战。也成了北洋舰队的绝响。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为现代化的军队,北洋舰队可以说是毫无建树。有朝廷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首先,没有人知道海军是做什么的。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舰队的定位一直是守护渤海各要地,核心是守住天津。一只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海军,成了护卫队,让人很不理解。当时有许多人主张派军舰袭击日本本土,但是都被拒绝了。其次,军队不备战,与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北洋舰队出海作战,带的炮弹都是穿甲弹,威力小,而且要打中吃水线才有效。危机大的开花弹(穿爆弹)总共只有五发,天知道炮弹哪里去了。再次,内部纷争让军队毫无动力。最经典的莫过于翁同龢,一方面强烈主战,一方面不给李鸿章军费,导致了军队缺炮缺弹,还要抵抗外敌,这仗就没法打。最后,也是心有感触,为什么我们如此隆重的反思甲午战争,因为我们在装备优于对方的情况下,仍然输了这场战争,并非完全是军队的失败,而是晚晴整体制度的失败。北洋舰队作为失败者,我认为它唯一的闪光点就是长崎事件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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