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王朝定鼎天下、一统江山的过程中，一共产生了八位卓越功勋的“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而这八位初代“铁帽子王”，不仅自己获得了极高的权势与地位，就连其子孙后代也享受到了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的殊荣。
因为在礼亲王爵位的传承经历中，不仅见证了整个“铁帽子王制度”从初创、到发展、再到最终确定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将“铁帽子王”所给予整个家族的特殊的“价值”，进行了充分展现。
努尔哈赤最先为自己确定的接班人是他的弟弟舒尔哈尔。
然而，随着建州女真势力的不断壮大，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的不可调和，以至于逐渐走向了决裂。最终，努尔哈赤为了维护建州女真部落的统一，选择将舒尔哈齐，这位自起兵时便与他共成长，同战斗、共患难的弟弟，幽禁而死。
努尔哈赤第二次立储选择是他的嫡长子褚英。
褚英跟随努尔哈赤征战多年，作战勇猛，深得努尔哈赤喜爱，年纪轻轻就被授予了“洪巴图鲁”和“广略贝勒”的称号。只不过褚英为人骄横，且心胸狭隘、生性残暴，引发了“四大贝勒”与“五大臣”的不满与抵制，之后他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的交恶，褚英甚至还公然诅咒努尔哈赤，还意图谋反。就这样，褚英也被努尔哈赤圈禁起来，进而被直接处死。
努尔哈赤第三次为自己选择的接班人便是代善，同时他还留下话说在他百年之后，“诸位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代善收养”，足可见努尔哈赤对于代善的信任和器重。
然而，代善的表现却令努尔哈赤极为失望。
先是在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代善在攻占叶赫东城的过程中，未经努尔哈赤的许可，擅自立誓，称要保全其妻弟、叶赫贝勒布扬古与布尔杭古的性命，并接受其投降，结果布扬古竟当众斥责努尔哈赤，让努尔哈赤很是下不来台。紧跟着就是“德因泽告密事件”的爆发，代善与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之间的“暧昧”关系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这更加让努尔哈赤对代善愈发的不满。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代善对后期叶赫那拉氏的偏听偏信，长期虐待自己的前妻之子岳托和硕托，甚至数次请求努尔哈赤要处死硕托。
终于，忍无可忍的努尔哈赤对代善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斥责，并且当众宣布：
“先前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
就这样，代善的“太子”之位也被彻底的废黜。
在这之后，努尔哈赤没有再选择册立接班人，而是不断平衡诸位统兵的子、侄、孙之间的势力与地位。
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
“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为和硕额真。”
并且规定众人“不得恣意横行”，不能出于一己私怨而贬革勤理政务的和硕额真，如果和硕额真犯错，要对其罪行进行公议，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处理。而代善也没有遭到彻底的排斥，仍居“四大贝勒”之首，继续统领正红旗与镶红旗，佐理国政，统军出征。
到了天命七年（1622年）的时候，努尔哈赤正式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
“继朕而嗣大位者，毋令强梁有力者为也。以若人为君，惧其尚力自恣，获罪于天也。且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今命尔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庶几无失。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择立之时，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至于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或一人心有所得，言之有益于国，七人宜共赞成之。如已既无才，又不能赞成人善，而缄默坐视者，即当易此贝勒，更于子弟中择贤者为之。易置之时，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若八和硕贝勒中，或以他事出，告于众，勿私往。若入以见君，勿一二人见，其众人毕集，同谋议以治国政。务期斥奸佞、举忠直可也。”
这其中，有三点内容影响最为深远。
首先，努尔哈赤确定了未来汗位继承人的“选举办法”，即“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这既是确定了接班人的选取范围，同时也确定了“众人推举”这样一个选举办法。而此后的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都是通过此制度成为了最高统治者。
其次，“易此贝勒，更于子弟中择贤者为之”，就是说只能废黜个人的爵位，而不能废黜整个家族的爵位世系，要保证其在家族内部的传承，这也成为了“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制度的一个重要模板和雏形。
再次，“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这也就是清朝初年为何“议政王大臣会议”会有如此大权力的根源所在，因为它遵循的是努尔哈赤的“祖制”。
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此后要平均分配战利品和获得的人口，这也使得八旗之间的实力对比，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基本维持在这一时期的比例。
至于“八和硕贝勒”的组成，“四大贝勒”必然位列其中，剩下的“四小贝勒”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网络上，一般都是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和济尔哈朗列为“四小贝勒”。然而这样的观点完全是结合其在皇太极时期甚至是顺治朝时期的表现所决定的，并不符合努尔哈赤时期的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四小贝勒”，必然是掌旗或者领旗的贝勒，并且是有着卓越军功的，从这一点来说，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杜度、阿济格等人应该更有资格当选。而多尔衮和多铎因为年龄尚小，没有军功，特别是多尔衮，他连旗主贝勒都算不上，所以他们两人应该不在其中。
代善家族，见证了“铁帽子王”制度的发展、演变与最终确定。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在代善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岳托和萨哈廉的拥立支持下，继任后金大汗，之后在崇德元年（1643年）的时候，正式改元称帝，建立大清王朝。
皇太极称帝后，随即封代善为“礼亲王”，“礼”是谦让、恭敬的意思，足可见代善家族在拥立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的时候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突出贡献，而代善也在皇太极时期位列“四大亲王”之首，并在文武百官中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儿子也得到了封赏。
长子岳托被封为成亲王，后降为郡王，并开创了“克勤郡王”的“铁帽子王”家族世系。
代善第三子萨哈廉被封为颖郡王，去世后被追封为颖亲王。而萨哈廉之子阿达礼则是降爵继承了颖郡王的爵位。后阿达礼被处死，爵位改由萨哈廉的另外一个儿子勒克德浑袭承，而他也就此开创了“顺承郡王”的世系，其后代享受到了隔代不降爵的“铁帽子王”殊荣。
其实，从萨哈廉、到阿达礼、再到勒克德浑，虽然爵位遵循努尔哈赤“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在其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流转，但爵位的名称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点，在代善本人爵位传承过程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顺治五年（1648年），代善去世，他的和硕亲王爵位由第七子满达海袭承，只是名号被改为了“巽亲王”。
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时候，满达海被人检举称其在清算多尔衮时期，侵吞了大量财产，引发了顺治皇帝的不满，然而满达海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就已经去世，是他的儿子常阿岱袭承了“巽亲王”的名号和爵位，于是顺治废黜了满达海以及常阿岱的和硕亲王爵位，同时安排由代善之孙杰书袭承了代善的家族爵位。
杰书，是代善第八子祜塞的儿子，顺治皇帝如此安排，就等同于将代善的和硕亲王爵位在其家族内部换了一个分支，保留了原来的爵位等级和待遇，同时包括此前满达海家族袭承的代善正红旗的旗主地位，也一并予以了转移。
其实，杰书在顺治六年（1649年）的时候，就已经袭承其兄长精济的多罗郡王爵位，并成为了康郡王，于是在杰书袭承亲王爵位后，他的名号予以了保留，就此成为了“康亲王”，但爵位的源头还是归属于礼亲王代善。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正式确定了“铁帽子王”制度，并就此厘定了“铁帽子王”的家族世系以及爵位名号，“康亲王”的名号也就此被改回了“礼亲王”，在此之后，历任代善和硕亲王爵位的继承者，便全部统一使用“礼亲王”。
代善为他的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
代善曾被努尔哈赤确立为接班人，但是遭到了废黜，然而，在努尔哈赤去世后，以代善的实力和资历，并不是不能角逐后金汗位，但是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廉选择了扶保皇太极，并在皇太极去世后继续拥立顺治。作为回报，代善一个家族就出现了三个“铁帽子王”世系，尤其是代善本人，更是被尊为“清初八大铁帽子”之首。
与此同时，代善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政治遗产。
首先，就是这个“铁帽子王”的爵位，这是可以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的，并且有着比其他爵位更多的俸禄，以及自己专属的王府，这样就确保了子孙后世的富贵与荣华。
其次，代善一直以来都是统领着两红旗，并且是正红旗的旗主，这就使得他的子孙后代也在两红旗中被尊为“主子”，地位尊崇。在一部电视剧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乾隆朝时期的权臣和珅在见到自己正红旗旗主、代善的后人“金大烟袋”的时候，依然要下跪请安，这份“主仆关系”实际上就是从代善时期起，就已经确定的。
再次，就是代善从“四大贝勒”，到获封“铁帽子王”，实际上就等同于把这个爵位世系留在了自己的家族里，不管家族怎么样变迁，都会有人来袭承爵位，享受这份殊荣，从而使得家族终究不会没落。
而这些也无疑不在彰显着清朝时期“铁帽子王”的尊贵与显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