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1271年—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元史》简介
元朝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蒙古秘史》是成书于13—14世纪的一部历史著作，作者佚名。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尊号“成吉思汗”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明太祖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宋濂著《元史》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元史》依据上述材料成书，因而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
二、《元史》的编撰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修史工作，他即位的当年，即元朝北返蒙古高原的当年，1368年，便下诏编修《元史》。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学家宋濂是主要负责人。这次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仅用了188 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这次修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
明朝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宋濂（1310－1381）
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袆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三、《新元史》的编撰
柯劭忞（1848-1933）字风荪、号蓼园、室名岁寒阁。山东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吏、学者。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治学广博，尤精元史，独力编著《新元史》 ，负责总成《清史稿》，学术成就为人们肯定。
柯劭忞（1848-1933）
宣统二年， 柯劭忞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新元史》是他个人的一部重要著作。姚大力教授在座谈会上就这一点特别肯定了柯劭忞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他说，二十世纪初期有三部旧式史书，《清史稿》之外的两部，一是《新元史》，一是《元史新编》，这两部元史都是后代学者以一己之力重写过去的历史，延续乾嘉学派的传统、舆地之学的路径，成就中国史学编纂史上旧史书之绝响，而在这三部著作中，柯劭忞可谓占了一半之功。
新元史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广泛参考了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可谓总其大成。所以，书成之后，即由教育部呈送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由他颁令，将其列入正史。章太炎则评价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
新元史被称为正史中的第二十五史
《新元史》未能被学界所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柯劭忞集各家之成，但在引用他人之说和自己的考证之间却没有做明确的说明，以至于阅读、使用者难以辨析。但是，在史料价值的问题，柯劭忞在著述过程中，利用了大量其所能看到的清人成果和二手的西人研究的成果，具有独到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