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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仁宗以“仁”知名,并不是以多出色的治国能力而闻名。其次北宋出现冗兵、冗费还有冗官这三冗现象并不是从宋仁宗亲政后出现的。宋仁宗面对这些情况也进行了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庆历新政也半途而废。


首先介绍冗兵、冗费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冗兵、冗费:

冗兵

1、冗兵造成严重的国家财政负担。

冗兵就是士兵的数量太多了,为什么士兵会这么多?

从宋朝立国开始,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收了地方政府各武将的兵权,改由中央政府养兵、管兵、练兵、调兵,彻底解决了藩镇之弊。不但如此,国家雇佣职业军人服兵役(禁军)+雇佣普通人员服劳役(厢军)减少全体国民的沉重的兵役负担,使得更多人能从事生产,这是伟大的历史的进步。同时国家财政也要负担庞大的军费。

宋的首都开封处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北方契丹胡马三天就可以到黄河岸边。为了防备契丹,首都东京汴梁需要大量的禁军进行拱卫。另一方面与西夏接壤的几个地区互相不能呼应,每个区域都只能独立面对西夏进犯,所以需要大量军队保护本路的边境安全。所以从真宗、仁宗两朝开始开始大规模增兵。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三司使王拱辰所言:“太祖时兵十二万,太宗时十八万,章圣(真宗)时四十万”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仁宗庆历年间增至禁军八十万,加上厢军四十五万,共计一百二十五万。

各时期大宋禁军人数


大宋是历代最富裕的王朝,财政收入远迈汉唐,甚至超过后来的元明清。据北宋管理财政的三司使蔡襄记录,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用于军费上,冗兵极度消耗着国家财政资源

北宋三司使蔡襄奏·“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忠惠集》卷一八《国论要目·强兵》

2、为什么会冗兵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士兵?而且这么多士兵怎么还打不赢西夏?其实大宋除了正常军事需要进行招兵外,也经常在灾年为了防止灾民动乱,将青壮年招入军中。但士兵数量膨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吃空饷”问题,因为名义上大宋一百二十五万士兵只是兵籍数量,实际数量并没有这么多。存在大量的空额,武将集团通过这些空额掏空了国家军费。

“吃空饷”是指武将利用虚构的士兵名单获取军饷,从而中饱私囊。比如一万人的部队实际只有六千人,剩下四千人是虚构的,用来领朝廷的军饷。有空饷就代表士兵的实际人数和兵籍册上的人数是不相符的。

比某禁军,听说三千敌军来袭,便点出五千兵马迎战。可上了战场,却发现五千兵马是兵籍册上的数量,实际只有三千多士兵,再去掉其中老弱病残的,就只剩下不到二千。那还打什么战?

北宋建国初期军队“吃空饷”问题并不严重,但到了宋仁宗一朝,军队中吃空饷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腐蚀着大宋的军事体制。《宋史》记载:

“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

——元 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七

从《宋史》看出北宋禁军标准马军四百人、步军五百人为一指挥,但在仁宗时期,实际情况是马军一指挥仅数十人,而步军不满一二百人,空饷的数目高的惊人。

北宋常备军数量庞大,但因为“空饷”,军籍册上有其名而无其人,北宋禁军战斗力越发低下。更有甚者,为了防止朝廷检查,出现了冒名顶替的假士兵。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已经是大宋军制中的毒瘤了,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冗费

大宋虽然富甲天下。除了冗兵、冗官占去大量的财政支出外,各种内外费用与日俱增。

对外岁币成为朝廷负担

“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
——元 脱脱《宋史》

仁宗朝,对辽国的岁币从真宗时期每年三十万增加到了每年五十万,对西夏也开始岁币外交,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白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并且逢年过节再给西夏白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所以大宋每年岁币可以算得上"费累百万”。

大宋不允许皇亲国戚也就是宗室人员掌握实权或外出为官。既然不允许宗室自力更生,那么就需要财政拨款进行赡养,开国时期宗室仅仅几十人费用并不高,但随着宗室子孙不断繁衍,人数也不断增加,付出的费用自然每隔一代成倍增长。仁宗、英宗年间仅仅用于养宗室成员的固定开销每年达八十四万贯,这个数量与每年辽、西夏岁币的总额差不多,这还不算平日里宗室成员婚丧嫁娶等赏赐的费用。

冗官、冗兵、冗费带给大宋的是积贫、积弱,大宋经济繁荣远超汉唐明清是没错。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政府开销的增长。这个时候大宋是一个贫穷的富国。经济发达,政府财政亏空。

宋仁宗改革尝试

宋仁宗前期是太后刘娥垂帘听政,仁宗皇帝不掌握实权。仁宗亲政后面对三冗造成的积贫积弱,当然也想锐意进取,进行改革。他将范仲淹、富弼调回中枢,进入权力核心。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导改革相关事宜;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协助范仲淹开展改革。又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参与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派提出改革纲领,即《答手诏条陈十事》,包含10条改革措施,分别是:

1、明黜陟: 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官员升降从看资历升迁改为看政绩升迁;

2、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即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快速升官担任国家要职。

3、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度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更能培养实用的人才。

4、择长官: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答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5、均公田:即均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提出朝廷均衡一下官员的职田收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

6、厚农桑,即重视农业生产。要求各级政府,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7、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军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8、减徭役:官僚地主阶级隐田很多,大宋又不限制土地兼并,造成大宋户口数减少,这样人们赋税更加的繁重。范仲淹提出户口太少的县裁减为镇,可以合并的部门统一为一个部门,裁剪多余的吏员、杂役回去农村。这样不但减少朝廷开支,又增加了农业劳动力。

9、覃恩信: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加强凝聚力。

10、重命令: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庆历新政希望通过“整顿吏治、以农为本”来使国家走向富强。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然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都会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1045年2月,随着范仲淹颁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废除,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改革派的主要官员被赶出京城,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宣告结束。

从领导庆历新政上看,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宋仁宗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领导能力,导致改革半途而废。主要表现在:

  • 仁宗对变法的困难准备不足,没有做好应有准备的情况下,就启用范仲淹进行改革。

  • 宋仁宗缺乏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在关键时刻、面临困难时刻,没有坚定站在改革派一边。而是被群臣所支配。


结语

北宋出现冗兵、冗官、冗费导致积贫积弱的问题来自于北宋的制度,并不是宋仁宗亲政之后出现的,但宋仁宗在亲政后主导的庆历新政却仅仅十几个月就半途而废也体现了宋仁宗并没有表现出历代明君雄图大略的治国能力,致使改革失败。

参考文献

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 脱脱《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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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期,由于父亲真宗赵恒和辽订了擅源之盟,换来了尽百年和平,主要是和西夏之间的战斗。仁宗时期,兵精将广,派往西北边境和西夏战场的有范中淹,韩棋,狄青等名将,也把西夏打的落花流水,当时边境上还有迟家军,姚家军,还有种志恒领导的宋朝的王牌军。总之兵力是很强的。

但西夏人不象辽人,奸咋反复,出尔反尔,从不讲信用,常以优势兵力实破宋军一个点,所以也打过胜仗,有几次把宋军几乎全歼。1044年,宋夏订立和约,李元昊停止称帝,历时7年宋夏之战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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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杯酒释兵权’以来,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

1、冗兵:军队成为政府招降纳叛、安抚起义民众的工具,势必造成军纪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导致北宋对辽国、西夏等对外军事颓势。

宋朝对兵权的集中十分重视,不仅禁军受皇帝直接指挥,精兵往往收归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轮换频繁,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

不凑巧的是,夏辽等国则在同一时期相当强大,为解决此问题,宋所采取的政策是增兵,但实际战斗力却没有什么提高,于是再战败,于是再增兵,形成恶性循环。

宋代初期采取的是募兵制,即百姓出钱,政府招兵(这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为提高战斗力,使军队职业化,训练系统化的一个必然,可惜的是,在不合理的兵制下,这些兵往往全无战斗力而成为地痞流氓逍遥自在所在),后因太大的经济负担,不得已又部分采取了征兵制。

宋太祖时候军队12万人,太宗时增加6万人,为18万,真宗执政部队激增到40万人,到宋仁宗时候翻倍达到80万军队,应该说军队膨胀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国家的负担也是成几何倍数增长。

2、冗官:各级之间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牵制,但是文官制度的行政效率明显下降,巨大的官俸支出也造成财政负担。

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

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在中央政府中,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宰相只负责中书省(所谓‘中书主民’),另设枢密使(枢密院长官)主管兵权(只有奉旨发兵的权力,无权实际统率军队),而主财的三司也不需要向宰相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

宰相之下还有实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进一步对相权形成制约,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任命必须出于朝廷为其一,多用文官为其二,几乎重要的州府都有皇帝直接派出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为其三,使地方官的任何离心行为都需要冒比唐代大得多的风险。

而且,官,职分离,有官不一定有权,官职在多数情况下只代表俸禄的多少,而权力往往以临时任命的方式授予必须的官吏。最后,地方财政由中央直接派遣的转运使主管,从人,财两方面遏制了地方的尾大不掉,同时也必然造成了大量的冗员,同时,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使‘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这一切,造成三冗之首。

3、冗费: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实行,改为招募。这样扩充了兵源,但也相应增加了成本。

冗兵、冗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加上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败,形成冗费。

宋仁宗有没有能力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宋仁宗赵祯,一个被“仁”字贯穿一生的皇帝。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庆历新政中,他坚决支持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一揽子改革计划,陆续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之后,虽然受到守旧派的阻挠而将范仲淹、富弼等人调出京城,但仁宗皇帝并未停止改革,而是重新启用能够体察圣意的文彦博为相并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推行新政,还提拔了王安石进入政治权利中心。

他为了改革当时国家以就积累了很久的历史积弊和国家政治机构里边的一些融杂的状况,是废除了非常多的不好的政策的同时,也是进行大胆实施庆历新政的第一人,虽然说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是宋仁宗一颗为国家而尽心的方法,并没有让人能够遗忘。

清平乐仁宗剧照

仁宗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例如:有年京师地震后发生瘟疫,他下令打碎宫中仅有的两只通天犀角,碾成粉给百姓吃,大臣劝阻说这是皇帝最喜欢的宝贝,怎能打碎给下民?赵祯却说我的百姓处在灾难之中,我要这宝贝有什么用?

仁宗的务实作风。他率先打破了百姓居住的“坊”和交易的“市”的界限,使东京开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在民生和皇权孰轻孰重的问题上,赵祯和大臣们不仅同意坊市合一、又解除了宵禁制度,逐渐形成了夜市和晓市。

京城里设立了观火楼和消防队,包拯权知开封府时还亲自处理了权贵在河道乱搭乱建现象。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在他的治下,大宋王朝文风鼎盛,俊才云集,名垂千古的文人佳士差不多都产生在这个时期。

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并能够约束自己,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受到了历代历史学家与政治家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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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非常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说,宋仁宗是否真的有治国的大才。

历史上的皇帝,。最上档的,比如唐太宗,汉武帝这些都是雄才大略,他们可以利用手上的资源统御天下,平定天下。最下等的比如齐后主、陈后主之类的,只知享乐,政治上毫无建树。宋仁宗肯定是不属于这两类皇帝,宋仁宗属于平庸型的皇帝。如果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人群中99%的“中人”里的一个。

宋仁宗在执政前期受制于皇太后刘娥,在皇太后10年的执政时间里,宋仁宗忍气吞声,直到最后皇太后非要穿一次龙袍才能还政他也没有意见。执政中期受制于大臣,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得罪了很多守旧派大臣,于是遭到各种攻击,说他是朋党之类的。宋仁宗没有选择全力的扶植新法,最终庆历新政半途而废。面对大臣们的勾心斗角,宋仁宗更多的态度是抹稀泥,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要说他有什么让人亮眼的政治举措,那还真是伐善可陈。执政的末期,宋仁宗有病昏聩,口不能言,死的也非常早。

对外的军事,宋仁宗更是一塌糊涂。宋夏之间的三场败仗,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都发生在他的统治时期,宋仁宗看着西夏作大无可奈何,最后还是给岁币平事。虽然不是宋仁宗亲自上战场,但是他在指挥员的选择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看来,宋仁宗本身的能力真的是乏善可陈。为什么在历史上名声这么好,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瞎折腾,他懂得让自己的臣民得到休息,懂得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蔡襄说他“宽仁少断”是一点儿错儿都没有。

咱们再来谈谈第二点,就是冗兵冗费的问题。

传统史学家也把这个罪过归于宋仁宗,这主要是得自于司马光的观点。司马光认为宋仁宗为了在西北打仗,大量征兵,不顾兵员素质,人多了战斗力反而下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回答无法让人满意。

首先说,宋朝的征兵目的和保家卫国关系不大,只是想给流民们一个职业,给他们一口饭吃。所谓竖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既然是糊口的职业,训练也就稀松。这样的兵,自然没有啥战斗力可言。这种畸形的征兵方式并不是始于宋仁宗,只是到他这里更严重而已。

至于冗费,得先提到冗官。冗官的形成,其实也和皇帝的恐惧是分不开的。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中华一片大乱,究其原因就是地方官员权利太大。宋朝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便把一件事情拆开来给好几个官员负责,这样确实能很好的限制官员专权,权利分散了,谁也都就都不能对抗中央了。当然这种。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是行政效率低下。

既然冗兵冗官盛行,自然跟着就是冗费。每年不事生产的军人要吃饭,杂七杂八的官员要俸禄,中央开支自然就大了,冗费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

总体来说,造成宋朝的“三冗”的原因是宋朝皇帝对于军队和专权的恐惧,以及文官政治的推波助澜。全怪到宋仁宗头上,有些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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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仁宗皇帝,绝对不是你说的那么有能力,他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康熙刘邦;但也绝对不是南唐后主、陈朝末君!他,就是一个中人之姿,后人以之为“仁”,说的是他的宽厚仁和、敬臣爱民!而绝对不是说他有能力!至于“冗兵冗费”问题,开始并不起源于仁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这一状况,下面我仔细说一下仁宗时代的“冗兵冗费”问题!

大宋仁宗

首先,我们看一看“冗兵冗费”问题的起源!“冗兵冗费”是大宋“三冗”问题的其中之二,另外一个就是“冗官”,这三个合起来就是宋朝“三冗”,贯穿整个大宋王朝的始终!

“三冗”问题开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时期!赵匡胤本是后周禁军大将,“黄袍加身”之后成为大宋天子,为了杜绝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在后世继续发生,他除过废除“殿前都点检”职位、“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将领们的统军之职后,还设置了专门的军事制度!

黄袍加身

赵匡胤将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将带兵权分别给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大权统归皇帝!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为了维持这个禁军制度,大批的兵将就少不了,太祖时期,禁军才20万左右,可是到了仁宗时期,竟然突破了100万,这就是所谓的“冗兵”,而维持如此多的军队,就务必要用大量的钱财支持,加之皇帝还因为维持权力制约平衡在朝廷设置了大量的官和吏,往往几个人管一个事,效率低下不说,还严重影响着国家的财政!“冗官”和“冗兵”直接导致了“冗费”,当然,这只是产生“冗费”的一个方面而已!

宋朝兵将

其次,我们看一看宋仁宗时代的“冗兵冗费”问题!仁宗时期,“冗官”“冗兵”现象持续增加,为了应付西夏和境内大大小小的起义,仁宗大肆招兵,将禁军突破到了100万;一次几千人的科举录官,更加让“冗官”现象成为大宋之瘤!而持续上涨的“冗官”、“冗兵”,加上送给大辽和西夏的岁币,让仁宗时代的“冗费”问题比之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科举

宋仁宗在位,和西夏一共发生了三次大型战争!分别是三川口、好水川、定川之战,这三次战争大宋要么是知州无能,要么是将领轻进,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且全军覆没!

无奈,仁宗只能花钱换和平!庆历四年,宋夏和议,宋每年送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以后遇有相关节日,还要再次奉送!

西夏地图

送给西夏、辽朝的岁币,加上支付给禁军和大量官吏的俸禄、贺银以及维持朝廷运转、天灾人祸,让仁宗朝的“冗费”成了无法扭转的时代烙印!

仁宗虽然是一代仁君,但是对于“二冗”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当然也解决不了),还让这种情况加剧,从而简接的影响了北宋的军力、财力,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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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

1、冗兵:军队成为政府招降纳叛、安抚起义民众的工具,造成军纪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导致北宋对辽国、西夏等对外军事颓势。

宋朝对兵权的集中十分重视,不仅禁军受皇帝直接指挥,精兵往往收归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

2、冗官:各级之间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牵制,但是行政效率明显下降,巨大的官俸支出也造成财政负担。

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并领取俸禄。

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3、冗费: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唐代府兵制在宋代改为招募,大大增加了成本。

冗兵、冗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加上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败,形成冗费。

宋仁宗有没有能力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历史上的皇帝,最上等的,比如唐太宗,汉武帝这些都是雄才大略,他们可以利用手上的资源统御天下,平定天下。最下等的比如齐后主、陈后主之类的,只知享乐,政治上毫无建树。宋仁宗肯定是不属于这两类皇帝,宋仁宗属于平庸型的皇帝。

宋仁宗在执政前期受制于皇太后刘娥,在皇太后10年的执政时间里,宋仁宗忍气吞声,直到最后皇太后非要穿一次龙袍才能还政他也没有意见。

执政中期受制于大臣,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得罪了很多守旧派大臣,宋仁宗全力的扶植新法,最终庆历新政半途而废。面对大臣们的勾心斗角,宋仁宗更多的态度是抹稀泥,维持表面和平。

对外的军事,宋仁宗更是一塌糊涂。宋夏之间的三场败仗,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都发生在他的统治时期,宋仁宗看着西夏作大无可奈何,最后还是给岁币平事。

综上,宋仁宗本身的能力真的是乏善可陈。其在历史上名声这么好,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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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喜欢历史的前可见古人。

宋仁宗真的那么有能力吗?

仁宗时期是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的时期,史称“仁宗盛治”。

这么看来仁宗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皇帝。

但事实上不是。

周正夫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仁宗时期的盛世,经济的繁荣,大部分来源于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用屈辱的赔款换来的百年和平。这段较和平的时期,给了宋朝高速发展的空间。

而仁宗在这个时期,只需要做好一个仁慈的皇帝就够了。当然,身为一个帝王,能把仁恕恭俭做到四十二年始终如一,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仁宗时期会出现三冗(冗兵,冗官,冗费)问题呢?

三冗问题不仅仅是仁宗时期,事实上,三冗问题贯彻了整个宋王朝时期。它来源于宋朝糟糕的祖制和官员的不作为。

太祖赵匡胤时期,高喊“与士大夫共天下”,鼓励天下人读书、应试,随着读书人越来越多,进士越来越多,朝廷没有那么多做事的位置给他们,所以就导致了多余的职位越来越多,就造成了冗官。

宋朝有个很糟糕的习惯,就是在民间有天灾的时候,对受灾百姓的处理方法,就是青壮全部编入湘君,这样需要赈济的灾民就会少很多,且不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但随着日积月累,湘军越来越多,就造成了冗兵。

冗官、冗兵,就给宋朝导致了朝廷大量的财政支出,也就是冗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冗官、冗兵,冗费也就越严重。

仁宗时期,为了解决三冗等问题,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变法行动,“庆历新政”。但是因为新政触动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切实利益,遭受到了保守派士大夫的攻击,最终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三冗的问题也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

(个人观点,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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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代,每个人想充当诸葛亮,韩琦、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富弼等等,简直就是文臣界的豪华套餐。

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能成为一代名相,可是他偏偏都挤在了一起,这就好比是康熙的那些儿子们一样,个个都能成为明君,可皇位只有一个,真是让人头疼。

恰好这个宋仁宗又是个拿不了主意的人,谁说的有道理,他就听谁的,往往会出现朝令夕改的情况,因此宋仁宗算不上一代明君,只能说是一代仁君,他在位期间的冗兵、冗官以及冗费等现象,自然也就无法解决了。


宋仁宗尝试过,可惜庆历新政失败了。

宋仁宗刚登基那会儿还是个孩子,所有朝政大权都在太后刘娥手里。这个刘娥又不是宋仁宗的生母,因此宋仁宗处处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刘娥。

因此宋仁宗在这段时间里,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懦弱性格,这也为他在后来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基础。

亲政以后,宋仁宗也意识到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所以他打算作出改革,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将北宋带向强大。

可是步子跨得太大,就容易扯到大腿,宋仁宗任用的范仲淹,是个十分有志气的好青年。这哥们所有的计划都几近完美,宋仁宗看了喜不自胜。

可是计划实行起来以后,所有人几乎都发现了一个问题,阻力实在是太大了。庆历新政的所有政策都是好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不能集体签到似的实行。

单点突破很容易成功,但是集体上阵,肯定会遭到各路人马的围剿,这就是宋仁宗所面临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是宋朝的那帮贵族的各方面利益都遭到了伤害,比如说孩子官位的继承权,科举教育的优先权,土地获利权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贵族们还不跟疯了似的要跟你死磕到底吗?很显然范仲淹等人也没有想到阻力会如此大,因此宋仁宗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只好宣布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全部被贬谪出去。


你一言我一语,宋仁宗头都大了。

宋仁宗时期的官场,那叫一个政治清明啊,所有的名臣,几乎都聚集在了这个时代。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每个名臣都有自己的主张,宋仁宗该听谁的?

宋仁宗采取的策略是,谁讲得有道理,那就听谁的。这下子就炸开锅了,因为每个人所讲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道理。

这帮有名的文臣,嘴皮子一个比一个厉害,换你你也分不清谁讲得真的有道理,这就造成了宋仁宗选择困难症。

既然在某些事情上纠结了,那么这些事情就很难办妥了,因此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被宋仁宗一拖再拖,没有实行。

宋仁宗晚年,其实王安石这个人已经初出茅庐,有点名气了。他早就将自己的变法思想推给了宋仁宗。

宋仁宗似乎又找到了当年庆历新政的感觉,发现第二个范仲淹问世了。宋仁宗很激动,但是却没有下文了,为什么?因为宋仁宗不敢再尝试了。


我觉得你有道理,但是我不会轻易按照你说的去做,这就是后期的宋仁宗。前期变法失败,后期不敢变法,你们说他怎么能解决冗兵、冗官和冗费的问题呢?

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史》

而且革新派每说一句话,守旧派就能怼回去一句。这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每个人的思想和受教育的方式有所差异,所以造成了政见不合的情况。

宋仁宗总是各打五十大板,自己做个老好人,一个都不得罪。事情却的的确确办不成,毕竟宋仁宗是个拖延症晚期的患者。

宋仁宗张口就来,为子孙后代干嘛干嘛。

记得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考上进士那一年,宋仁宗很高兴啊,拿着试卷就跑去跟皇后笑谈,说自己为后世子孙选中了两位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眼里,这两位才子,他自己是用不上了,所以他认为把他们选拔出来,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的皇帝们服务的。

毕竟年龄上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要理解。可是当王安石变法的策略呈现给宋仁宗的时候,他的借口是,这东西很好,但是我年纪大了,只能留给子孙后代们实行了。

又是子孙后代,难道你自己就不能办点实事儿吗?宋仁宗是天天把子孙后代挂在嘴边,自己最后却没有子孙后代。


宋仁宗很好色,他的妃嫔不计其数,而且喜新厌旧的程度无人可及,可死活就是生不出儿子来继承皇位。生下的儿子全部夭折,活下来的都是女儿。

这简直就是上天对宋仁宗最大的讽刺,整天说要为子孙后代干嘛,可是自己却断子绝孙了。无奈之下,这才将侄儿赵宗实收养为干儿子,继承皇位。

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病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又生女。---《宋史》

由此我们会发现,宋仁宗是那种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想想怎么留给子孙后代解决的那种人。他自己不负责任,什么都想着让子孙后代来办,你说他能解决啥问题?


总结:宋仁宗时代的文臣,是最舒适的。

宋仁宗虽然能力不强,但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仁德。这种品质能出现在独断专行的皇帝身上,那是很不容易的。

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仁德,使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每个文人都敢说话,政治清明到了巅峰状态,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举个例子,宋仁宗本打算给妃子的父亲封侯,结果身为御史的包拯跑上来一顿乱喷,表示没有功劳怎么能给爵位?宋仁宗想避一避,结果包拯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口水都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宋仁宗也只是嘿嘿一笑,用袖子擦干脸上的吐沫星子。

由此可见宋仁宗这个皇帝,那是非常仁德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严格执行了刑不上大夫的法则,因此很受文人喜欢。

历代文人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各种吹捧宋仁宗,希望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有宋仁宗。这也是自私自利的一点,光有仁义,没有能力,还不是解决不了问题?

参考资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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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我是候塞雷的历史手札,我来回答。

如果宋仁宗真的那么有能力,为什么北宋还会出现冗兵冗费现象呢?其实症结不在宋仁宗,而应该在于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怎么得来的皇位,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可真的当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开始担心万一朝廷上又出来另一个赵匡胤,是不是也会被“黄袍加身”,然后夺取了自己的皇位呢?

因此为了限制武官集团,赵匡胤先是杯酒释兵权,用手段解除了几个拥立他当皇帝的石守信等统兵将领,又实行“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袭,又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但结果却是士兵数量庞大但与将领很难配合,造成兵员数量大但质量差、战斗力差、军政效力低下,是为冗兵。

但光限制武官集团也不行,如果文官坐大了也很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为了限制文官集团,又将官职进行拆分,明明一个人能做的工作一定要分给三个人做。而为了弥补官员空缺,宋朝的科举取士每届都有三四百人,加上对皇室宗亲子弟的封赏,大量官员人浮于事,光吃饷不干活,是为冗官。

宋仁宗成也仁,败也仁。对许多人来讲,仁意味着软弱。立场不坚定。当时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而且冗兵冗官有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享受着冗官冗兵的福利,抗拒改革,就算宋仁宗作为一国之君,也必须考虑到这群人的影响力。

宋仁宗尽管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各种阻力下宣告失败,而当时的军队达到80万人,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可以说是宋朝冗兵冗官冗费的巅峰,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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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宋仁宗是一个守成君主,确实不愧于一个仁字,但三冗问题绝不是随便可以解决的北宋难题。

三冗的根源

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造成冗费。

北宋建国开始就遭遇强大辽国的威胁,冬天辽国骑兵可以轻松越过黄河,直逼首都汴梁。

而北宋缺乏战马,没有强悍骑兵反击,只能无奈堆兵防御,所以禁军四成在京畿,四成防御辽国西夏吐蕃,剩余散布全国重点城市。

同时,北宋为安抚内部,凡是出现灾荒就将灾民中的青壮年编入厢军,一是让其家庭有所收入,二是防止暴动。

因此,宋仁宗时期禁军达到令人恐怖的82.6万人,厢军还有50万。另有数量不等的番兵、勇敢军、效用军、边境乡兵。合计150万。

国家财政支出大头是军费,加上冗官,九成被用来养兵养官,财政时刻紧绷,一旦出现大规模灾荒或者战争,北宋就有倾覆之危。

两次变法

有识之士当然不会坐视三冗发展。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也就开始了。

范仲淹下定决心,对冗官冗兵进行裁减,核心就是:削减官员恩荫,淘汰不合格官员,军队以减少军费官费开支。

想法是好的,就是精兵简政。

可是这几乎得罪了全部官员军队,自然遭遇到坚强抵抗,宋仁宗被无数人包围,也怀疑范仲淹搞朋党,最终罢免。

所以,节流的庆历新政迅速失败。

三冗自然继续发酵。宋神宗也坐不住了,也就有王安石变法的由来。

简单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开源。试图用国家敛财的方式解决冗费问题。

显然,不解决官员军队,仅仅用各种名目的手段夺去百姓财富,不可能解决问题。变法之前的北宋财政收入是7000万石/贯,变法最高时期是1.5亿,平均大约1.2亿。

但是这些钱财都是百姓多负担的,加上损失几乎增加了一倍的税金。

可惜,即便如此,国用依旧不足,问题就是没有解决三冗的任何办法,王安石自身也无法解释,变法就在《流民图》中破产。

结论是无法解决

宋仁宗也好,范仲淹、王安石也罢,想要真正解决三冗,唯一可行的是范仲淹节流,王安石开源,然后宋仁宗坚定支持三十年。

但这不可能。

开源要强行压榨百姓,节流要让统治阶层普遍自我限制——而无论贫苦百姓还是脑满肠肥的统治阶层都无法长期忍受,更不会让出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不是宋仁宗的知识体系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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